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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红高粱》红火三十年

陇东报 2014-11-09 22:21 大字

10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举办的“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家贾平凹谈及第一次读莫言作品的感受,就像放火烧荒的野孩子,“一下子就是几百米长的火焰,红黄相加,随风蔓延,十分壮观”。在贾平凹看来,莫言作品如同果园里疯长的一棵野生叶藤,有吸取营养的能力,更有经受风雨雷电的能力。

这种源自乡土的野性,化作了莫言笔下一片片孳生、一茬茬拔杆的红高粱。

1986年问世的《红高粱》,奠定了莫言在华语文学中的地位,也将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了世界文学的版图上。

近30年过去,这片红火的高粱地早已蔓延出了文学的国度,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988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问世,荣登多个国际大奖,成为那个时代绝对的经典。今年10月27日,期盼已久的电视剧《红高粱》在山东、北京、浙江、东方四个卫视联袂首播,周迅、朱亚文主演,掀起新一轮收视热潮。除此之外,还有青岛歌舞剧院改编的舞剧《红高粱》,在2013年斩获“文华奖”。

莫言也曾计划将《红高粱》改编成秦腔,这种如利剑刺破天空的高亢嗓音,如黄土地上的阳光一般刺目、火辣,好似生命的呐喊。

茂腔戏《红高粱》看哭莫言

在这么多的《红高粱》艺术形式中,莫言对老家的茂腔情有独钟。茂腔是广泛流传于山东胶东地区的戏曲形式,在莫言的小说《檀香刑》和《生死疲劳》中被称作“猫腔”。相传在清朝雍正年间,由高密乡的怪才常茂创立,因唱腔高亢嘹亮,婉转处犹如猫叫,故而得名。

在莫言的小说中,这种悲怆高歌的本土戏曲形式,充满野性,也充满力量,同满田野栽种的红高粱一起,成为生命力的最好的表达。

就在不久前举办的山东·高密第五届红高粱文化艺术节上,精心编排的现代茂腔大戏《红高粱》在高密大剧院隆重首演。

为这场演出,高密人下足了“血本”:国家一级编剧王勇任编剧、国家一级导演周波任导演,70余人参与演出,整个高密茂腔剧团几乎全员上场,是近几年来最大型的一出现代茂腔戏。

“《红高粱》和高密茂腔可以说是高密的两大瑰宝,当这两大瑰宝结合在一起,绽放出来的光彩是无与伦比的。”茂腔戏《红高粱》艺术总监王华莹说。

首演当天,可容纳800人的剧院里,座无虚席。莫言也受邀观看了演出。

改编后的茂腔戏《红高粱》由出嫁杀鬼、抗婚守身、高粱地野合、心心相印、罗汉救友、鬼扒人皮、民族觉醒、复仇烈火8个独立情景组成。近两个小时的演出,满溢着红高粱烈酒气息而喷发出的阳刚之气,让现场观众陶醉其中无法自拔。

30年过去,《红高粱》中展现的高密乡人民勃发的生命力和抗争的血性,依然鲜活。

当刘罗汉为了保护九儿和余占鳌,被残忍的日本兵下令剥皮处死,慷慨悲壮的高歌,引得现场掌声雷动。而因在日本兵的逼迫下剥了刘罗汉的皮而发疯的孙五,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在高粱地里吹响唢呐,整个舞台只有孙五一人,偌大个现场只有高亢嘹亮的唢呐声刺破寂静,一股悲凉由衷而发,不少观众埋头低声啜泣。

整个看戏过程中,坐于前排的莫言神情十分认真投入。在戏的最后,九儿挑着两坛子高粱红酒,义无反顾向高粱地里的日本兵冲去,与敌人同归于尽,高亢的茂腔再次响起,现场气氛达到高潮,观众席中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而莫言悄悄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当演出结束后,有人问莫言对茂腔版的《红高粱》有何感想时,莫言显然还沉浸在之前的感动中,沉吟着说了句“我得想想”,停顿了几秒钟后,又说:“很好!”随后,莫言表示,能将高密茂腔和《红高粱》这样糅合起来,是“非常好的!”

《红高粱》的倔犟感染着每个演员

看过《红高粱》的人,都被其中塑造的一个个倔犟有个性的生命而感动。

当周迅第一次接到饰演电视剧《红高粱》中“九儿”一角的邀请时,她犹豫过。巩俐饰演的电影版“九儿”已成经典,有可能超越吗?

但事后想起,周迅觉得能够出演“九儿”这样完整、有力量的角色,非常幸运。尽管在周迅眼里,她没有“九儿”的悲惨遭遇,但“九儿”强大的生命力让她感动。

业界戏称“迅哥”的周迅,跟“九儿”一样,有一股倔犟劲儿。她曾经说过,做演员就是要毁灭自己,一点点去掉自己,进入角色。

从首播的镜头看,穿着花袄的周迅精灵感十足,一颦一笑透着至情至性的生命力。周迅直言对“九儿”充满尊敬:“她的命运还是挺悲的,她碰到好多好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被爸爸卖掉、被嫂子算计、被初恋情人出卖……我看这个角色时对她充满尊敬,我也希望我自己表演得游刃有余。”

而被“九儿”感动的,还有高密著名茂腔演员孙红菊。

孙红菊今年已经50岁,为演好年轻的小姑娘“九儿”,她在40多天的时间里,整整瘦了27斤。演出的过程中,她要一直穿着一双绣花小鞋,大红色的缎面,12厘米长,典型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莲。排练加演出,孙红菊都要穿着这双绣花小鞋,实际上就是垫着脚尖走路,后脚掌处于悬空状态,辛苦不同寻常。

“看,现在两个脚趾甲已经脱落了,前脚掌也肿了。”孙红菊笑着说。同样拼命的还有整个团队。

从8月初开始编写剧本,剧情设定、演员定角色、音乐设计等工作同步展开。8月23日进入正式排练阶段,到10月10日正式公演,演员们只有40多天的排练时间。时间紧任务重,演职人员白天晚上连轴转,40多天没有好好休息过,连国庆长假都用在了排练上。

茂腔戏《红高粱》剧中男主角“余占鳌”一角的演员单宝宏说,由于晚上经常排练到凌晨三四点,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所以他与多名演员的嗓子都“坏了”,声音沙哑喉咙刺痛。“饰演‘刘罗汉\’的演员薛林涛,彩排时由于长期劳累摔倒在舞台上,当时头上都流血了。尽管如此,他也没有耽误排练和正式演出。”单宝宏感慨道。

高密东北乡里的“红高粱精神”

九儿、余占鳌、刘罗汉、孙五……莫言在《红高粱》中塑造的诸多文学形象,像野地里的高粱一样,充满了倔强的生命力。高密人喜欢把这种生命力,称作“红高粱精神”。

在莫言的书中,它是火辣辣的高粱酒,是颠着花轿的豪情高歌,是扛着两缸烈酒冲向敌人杀生成仁的悲壮。而新时期,高密人喜欢把改革创新、不服输的精神,看做是“红高粱精神”的延续。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高密人就打起了红高粱的主意。创办了红高粱文化节,向世界推销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高密文化。在今年举办的第五届红高粱文化节中,高密人重复着一句话:“高粱红了,莫言也回家了。”而莫言笑称,“不光高粱红了,收获玉米、播种小麦的季节,我都会回来。”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红高粱”一下成了具有国际品牌效应的文化品牌。高密人也盘算着怎样将“红高粱元素”整合、包装,做强做大。

他们计划着将文学世界中的高密东北乡搬到现实中。这是个浩大的工程。

30年过去,《红高粱》早已翻越了文学的篱墙,演变成多元的艺术形式,感染着一批批的读者和观众。但艺术形式终究是有限的,《红高粱》的意义绝不等于写作或表演。故事中郁郁勃发的生命力和倔强不屈的“红高粱精神”,深刻影响着欣赏它的每一个人,也影响着现实的改革事业。

这才是《红高粱》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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