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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绣文:无力的告白

安徽商报 2014-10-30 06:55 大字

·高杨·

舒绣文 (1915~1969年),女,原籍安徽黟县,生于安庆。中国杰出的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第一位女配音演员。 20世纪30年代初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月花剧社、春秋剧社、上海业余影人剧社等团体。民国30年(1941)参加中共组织的中华剧艺社,先后演出《棠棣之花》、《虎符》、《天国春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9年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随军南下。 1957年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演员。曾成功地塑造了《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关汉卿》中的朱帘秀、《伊索》中的克莉亚等艺术形象。

【一】

舒绣文去世前,忍受了极大的身体和精神的痛苦。我常想,那样一个受尽了人世折磨的女子,临终时不仅要忍受非常人能忍受的病痛,还要戴上一顶巨大的帽子,以否认她的人格及追求了一生的信仰。这是什么样的痛苦呢?

她的儿媳在回忆录里说:因为肝硬化腹水排不出尿,苏绣文的小腿极度肿胀,皮肉竟崩裂开,积水从崩裂的皮肉里渗出。在那时,她还要承受漫骂和拳打脚踢。造反派在楼下叫嚣,“让舒绣文爬也要爬出来,接受教育……”重病在身的舒绣文居然一步一挨地走出房间,没有辩解和惧色。她瞬间被扔进一间空房子,人们听到里面响起殴打的声音,只敢在门外偷偷哭泣。

身体孱弱的舒绣文撒手人寰,重重殊荣加身的她,并没有因为是国家一级演员,北京人艺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剧协和中国影协常务理事……而受到哪怕一点点优待。

在那段特殊时期里消失的美丽面孔中,舒绣文便是其中的一位。

【二】

1915年,舒绣文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一个清贫的教师之家,6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1929年因家境困顿,从中学辍学,当过舞女,端过盘子,吃过苦中苦,当过人下人。因为一次失败的跑龙套的经历,挨了一个耳光,使她发狠要做一位真正的演员。从此时开始,一直到我们看到《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那个个性丰满的“抗战夫人”,这中间的过程有多艰难,谁也不知道。只是我们知道,她终于从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家女子,变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骄傲,成就了一段银色的传奇。

1947年,全国评出10部优秀影片,舒绣文主演的两部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名列第一,《裙带风》名列第三,她也被评为当年的“最出色的女演员”,而更让我难忘的是她站在人艺舞台上的风采。那个神采飞扬的虎妞,深明大义的朱帘秀,《伊索》中的克莉亚,以及那个没有一句台词的打字员……又何止这几个人物?舒绣文是一位天生的艺术家,她塑造的人物形象丰富而充满个性,无一不让人深记。很快她赢得了观众,赢得了舞台。

对于这样一位传奇女子的死,因为太令人伤心,人们并不太愿意回忆,却又无法忘记她塑造的一个个极富光彩的角色,于是,只能摇着头说句:“可惜。 ”还能怎么样呢?一个明星必然会为自己特别的身份、为别人送给他的荣誉、为享受到别人没有过的爱戴买单,大部分人会这么想的。

可我知道有一个人,一生一世都生活在失去的痛苦中,不得超脱。那便是舒绣文的儿子舒兆元。

在母亲的怀抱里十几年,才知道自己并非母亲亲生。小舒兆元跑去问妈妈:“妈,小朋友说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是从别人家要的。 ”

“胡说,你是妈妈的孩子,最爱的儿子。 ”舒绣文总是斩钉截铁地否定儿子这样的提问。

每每回忆到这两句对话,舒兆元就会流下两行热泪。这也许是生性强硬的舒绣文跟儿子最温柔的对话了,她是个严苛的母亲,她的严厉管教常令他抬不起头。一个八九岁的少年因为一次坐公交车逃票,便被自己的母亲将这不光彩的“事件”写上了晚报。虽然向全社会道歉的是时任中国剧协常务理事的母亲,她说她自己“疏于管教”,但小小的舒兆元,也因为母亲对这件事的公布于众抬不起头。我猜,那颗小小的、幼嫩的心,是有些无力、无奈地记恨的。

在舒绣文最后的那段日子,大致是他们人生最灰暗和艰难的时刻。母子俩身陷是非的漩涡,面对舆论中的非议,舒兆元对母亲也产生了极大的误解。遭到整个社会排挤的儿子问:“你是坏人吗? ”舒绣文此时已是重病加身。她泪涕横流,扯着儿子的手,“妈妈不是坏人,妈妈是被冤枉的。 ”

“那为什么他们都说你是特务?我受不了了,我要离开这样的生活! ”母亲再也扯不住那个已长得宽大厚实的手掌,只被儿子轻轻一推,便倒在地上,还打翻了身边的茶几。从此,儿子离家出走,直到母亲去世,也再没有相见。

1969年3月17日,北京那个春寒料峭的早上,舒兆元被医院通知来处理后事。他怎么都没想到,短短数月,妈妈就永远地离开了他。当他狂奔到医院,再次看到的只是一张母亲睡过的空床。他哭喊着,泪如雨下。他捶胸顿足,却又无力回天,“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啊! ”他跌倒在母亲的床前。

这是多么无力的告白。

【三】

11年前,有天早晨太阳高照,我与一夜未眠的父亲背起久病不起的母亲,从一间卧室换到另一间较为温暖的卧室。前一天晚上,为给高烧不退的母亲买一支柴胡,我们敲开医院的门,求爷爷告奶奶,算是买了一支针剂,回家由我自己给母亲注射,打针喂药整整熬了一宿。晨起,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却说自己好多了。那时再也熬不动的我和父亲,竟倒头睡了两个小时。想那时,母亲压抑着巨大的疼痛,眼看着我和父亲在她身边熟睡,人生中的最后两个小时,是痛苦还是幸福,我再也无法求证。

我母亲生了与舒绣文同样的病,风湿性心脏病加长期供血不足引起的肝硬化腹水。直到现在这个年纪,我才懂得,这两种同样痛苦的疾患加在一个弱小女人的身上,就是要一只蝼蚁扛起一座山。

所以我知道,那个叫舒兆元的男子和我一样,因为与自己母亲最后的那次对话,这一生,便被撕扯成两半。就像我,那个最后的早晨,妈妈从病床上爬起身,为疲惫不堪的我煮了一碗鸡蛋面。那碗面,鸡蛋没熟,面条却煮糊了。面对着这一碗无法下咽的鸡蛋面,我发疯了一样,大声训斥了她一顿,妈妈哭着躺回到床上,嘴里念叨着,“孩子啊,妈妈对不起你。 ”我恨那时的麻木的我,竟然像木头一样,对这样一句来自母亲内心的告白,毫无任何反应,穿上外套小跑着上班去了。

等我被电话急召回家的时候,我再也没有办法跟妈妈进行哪怕最简单的一句对话。伊,静静地躺在那张小床上,大拇指死死地掐着食指中间的一截。老人说,那是在给自己算离开的时辰,我哭着摇她,我以为她会突然睁开眼睛,又像以前一样,瞪着我再说上一句“走开! ”却没有。她脸色黑青,表情还是那么严厉,没有任何放松,就像她生前跟我的每一次对话时所带着的那样的表情。

她紧闭着嘴再也不想跟我多说一句,似乎那最后一句“对不起”,便是了结了这一生与我的所有恩怨,悭吝得让人绝望。在她病重的几年里,我始终不信会有这么一天,可这一天终于来临了。我才明白,这一生,这个常被我叫做“妈妈”的人,对我的生命意味着什么。那句 “孩子啊,妈妈对不起你! ”这一生她说的最温柔的话,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走后的十几年里,我换了专业,结了婚,也当了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母亲的理解一点点加深,对母亲的思念也一天天加深。很多个无眠的晚上,我都想起那句“对不起”。心里那种撕裂般疼痛使我铭记母亲对我的爱。这种疼痛随着岁月的更迭,因无法治愈而越来越明晰,我打算带着它一起去见我的母亲,也对她说一声,“妈妈,对不起。 ”

◆1963年北京人艺上演田汉的《关汉卿》,梅兰芳等人应邀前来观看,随后大家一起相聚梅兰芳家中并合影留念。前排左三梅兰芳,右三苏联戏剧专家波波夫,右二舒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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