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日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人们来到侵华
7月6日，在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人们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遇难同胞。新华社照片
日本战犯佐佐真之助人民网图片
1937年7月7日夜，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响起枪声，由此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
现在，这一历史事件已经过去77年，但日本国内围绕这一事件的起因和性质仍有诸多混乱认识乃至谬论，特别是安倍政权试图将歪曲的历史观灌输给下一代，值得人们高度警惕。
最“中立”表述：就事论事
关于“七七事变”，2010年公布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中曾有提及。与日本学界的其他种种说法相比，日方学者在报告中关于这一事件的看法相对来说最为“中立”。
报告书的概要对“七七事变”是这样描述的：最初的交火是偶发事件，在现场对峙的部队一开始达成了临时停火协定，但日本的“支那驻屯军”和关东军将事件视为天赐良机，开始准备借机打垮国民政府，占领整个华北。
在这份报告中，中日学者对这一事件导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这一基本结论没有异议。不同的是，中方学者将“七七事变”置于日本侵华政策的大背景中考察，而日方学者侧重于“就事论事”。
日本历史学者对“七七事变”的研究更多地纠缠于中日两军谁开了第一枪，以及其后战火为何迅速扩大，而甚少提及日本从“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侵华策略大背景。
右翼分子：杜撰“阴谋”
相比之下，日本右翼分子则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他们在“大东亚战争史观”的语境下杜撰、扩散各种“阴谋论”，将“七七事变”以及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歪曲和美化日本殖民侵略暴行的“史观”在靖国神社游就馆的展示中更是得到了充分体现。
游就馆内周而复始地放映着一部50分钟长的纪录片《我们不会忘记》。这部煽情的纳粹式手法纪录片如此描写“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中国军队开了第一枪，日本不希望开战，但中国拒绝了日方的和平意愿。随后，中国境内对日恐怖活动不绝，各地发生虐杀日本侨民的事件。
这部纪录片甚至不知羞耻地妄言：“七七事变”的背后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阴谋”。
近些年，“日本侨民遭虐杀起因说”被一些颇有影响力的日本右翼分子奉为至宝。日本当前右翼论坛活跃分子渡部升一、樱井良子等编写的《最新日本史》一书将事变后的战火扩大归咎于北京、上海等地发生日本人遇害事件，称日本政府由此下令动用武力保护侨民，并放弃了不扩大战火的方针。
学校教材：信息混乱
作为日本社会整体历史认识混乱的反映，日本学校教科书对于“七七事变”的记载要么轻描淡写，要么接受右翼观点，将责任归咎于中方。
新华社记者比较了手头两本初中历史教科书。一本是日本各公立学校采用最普遍的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关于这一事件的描述仅寥寥几笔：“日本控制满洲后，进一步侵入中国北部。1937年7月7日，日中两军在卢沟桥发生武力冲突，成为日中全面战争的契机。”
另一本是右翼势力倾力编撰的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该书完全反映了日本右翼美化侵略历史的险恶用心，将“七七事变”和后来的战争扩大责任完全推到中国头上。
该书写道：日本在义和团事件后，根据相关“条约”在北京周边驻军近5000人。1937年7月，卢沟桥附近，有人向日军开枪，于是互相交火。对此，日本政府一方面制定“不扩大”方针，另一方面决定增兵。此后，日军与国民政府军冲突不断。8月，一名日军军官在上海遇害，战火向上海蔓延。于是，日本政府撤回“不扩大”方针，日本与中国进入全面战争。
值得警惕的是，在日本社会右倾化的潮流中，原本少人问津的育鹏社教科书采用率在逐渐扩大。安倍政权上台后，更是利用行政手段明里暗里向各地方教委主推育鹏社为首的右翼史观教科书。
有识之士：批判指正
针对右翼分子对“七七事变”的种种荒谬见解，已故日本历史学者吉冈吉典在《从日清战争到卢沟桥事变》一书中尖锐指出，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的核心不是谁开了第一枪，而是日军之前不断增兵，并且不顾中方抗议在卢沟桥附近反复举行夜间军演的挑衅行径。他同时指出，日本所谓在北京驻军的依据“北清事变议定书”（即《辛丑条约》）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不公平产物。
日本调查记者共同发起的新闻调查网站上最近刊出了题为《卢沟桥事变枪声与集体自卫权》的文章，该文作者的父亲当年曾参加侵华战争。文章写道，无论卢沟桥事变第一枪是谁开的，升级战争的一方是日本。当年日本军方打着“保护侨民”、“自卫自存”的旗号发动战争，如今安倍晋三首相歪曲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试图让日本重走战争道路。他采用的煽情手段以及不具现实性的种种设计，与过去日本军方的做法并无二异。
7月4日，日本数十名知名学者组成的“立宪民主之会”就解禁自卫权举行论坛。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谷太一郎警告说，安倍政权已显露出上世纪30年代“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等事件发生时日本政坛曾出现的“立宪独裁”倾向。
新华社东京7月6日电
用战俘进行毒瓦斯试验
中央档案馆公布日本战犯佐佐真之助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中央档案馆6日公布了日本战犯佐佐真之助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佐佐真之助1954年8月-1956年5月笔供，他1893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1932年9月到中国参加侵华战争，任关东军第10师团步兵第63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1945年7月任关东军第3方面军第39师中将师团长。1945年8月23日被苏军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32年10月，“我于佳木斯驻防期间”，“当做密探嫌疑者而逮捕了中国人民约30名”，“其中经拷问后杀害了抗日战士15名，人民6名”。“在佳木斯东北方约10公里之村庄，”“对战场村庄的人民给予了损害，依照我的命令杀害5名”。
1940年8月，在浙江莫干山，“我的部下大队在战斗中曾使用毒瓦斯（绿筒）给予了重庆军（即国民党军——编者注）战士莫大的损害”。10月，在浙江诸暨，“杀害了重庆军战士约600名，在这里边包含战斗中重伤者和被战士杀害的俘虏推测约40名。这个罪恶是我平常教育须杀害这些俘虏的结果。又各大队在战斗中使用毒瓦斯（绿筒），给予了重庆军战士很大的损害”。
1941年1月，在浙江杭州，其指挥的第1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0名，拷问杀害的约7名”；第2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0名，拷问之后杀害的约9名”；第3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5名，拷问杀害的约8名”。
1943年12月，在“荷兰领属东印度安汶岛”，“强制的使用印度尼西亚妇女十数名，设立一个慰安所，供给日本兵士之用，这是对印度尼西亚妇女重大的侮辱行为”。
1944年6月，在从浙江金华向衢州作战中，“杀伤人民约50名”。
1944年12月-1945年5月，在湖北“逮捕了抗日军及抗日团之密探嫌疑者共约90名，在调查拷问之下共杀害约30名”，“于步兵联队宣抚班，也对中国人民进行欺骗的宣传，在其行动中虐待人民，其中杀害约6名”。在湖北当阳，“对奋起正义行动的多数人民，殴打虐待致杀害约20名”。“为了教育刺杀练习试斩等使用，惨杀了俘虏5名”。“师团于湖北省驻防期间，在当阳从以前就设立的日本人经营之慰安所，使之供给日本军队慰安，师团对此经营予以支持。该慰安所里有中国妇女十数名，都是因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战争，而陷于生活困苦，被强制的收容从事贱业。我想在宜昌、荆门也有和这同样的慰安所。”
1945年1月，在湖北当阳，“杀害了俘虏约5名”。“师团将各部队军官召集到当阳，进行毒瓦斯教育之际，把2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为试验毒瓦斯效力使用。又师团军医部，把4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进行毒瓦斯效力试验而虐待，终于把他们都杀害了”。
1945年2月，在湖北沙市西北方马山屯“杀害了中国无辜人民约15名”。
1945年3月，在湖北襄樊作战期间，“杀害重庆军战士约3500名（于此之中，包含杀害俘虏若干名）”，“杀害中国人民约200名”，“强奸的中国妇女数字约50名”，“烧毁民房约200户”。“为了隐匿师团之作战企图”，“阻止了3名人民通行，并杀害之外，于其他村庄道路等，逮捕虐待人民，杀害十数名”。“在南漳方面作战中，发现由中国人民4名用担架搬运2名负伤的重庆军战士中，便将该负伤战士2名杀害，并将逃跑的搬运中之人民4名也射杀了”。“各步兵部队于攻击战斗期间，使用毒瓦斯及炮兵发射瓦斯弹，给予重庆军损害”。
另：
1932年9月-12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5名，平常时约8名，计约43名”。
1934年3月-12月，“杀害人民：约10名”。
1936年3月-1937年5月，“杀害人民：约7名”。
1940年3月-1941年3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名，平常时约24名，计约27名”，“强奸妇女：平常时1名”。
1942年12月-1944年1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名，平常时约21名（以外负伤约15名），计约24名”，“糟蹋妇女（慰安所）：十数名”。
1944年2月-11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50名”，“平常时约2名”，“强奸妇女，1名”。
1944年12月-1945年8月，“杀害俘虏：作战时约6名，平常时做刺杀教育用约5名，试验毒瓦斯教育用6名，其它5名，共计约22名”。“杀害人民：‘作战时约204名’，\‘平常时约65名’。\‘计约269名’。\‘强奸妇女，作战时约50名（推测数）’，\‘平常时约17名（包含慰安所）’，\‘共计约6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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