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德裔美籍哲学家世纪重要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
汉娜·阿伦特（1906-1975）德裔美籍哲学家，20世纪重要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主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共和的危机》、《精神生活》、《康德政治哲学讲稿》等。
《反抗“平庸之恶”》［美］汉娜·阿伦特 著杰罗姆·科恩 编陈联营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版
汉娜·阿伦特（以下简称“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这个命题首先由她的博士生伊丽沙白·扬-布鲁尔提出。在《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这本书中，学生对老师可谓是推崇备至，阿伦特的光芒力透纸背。而在阿伦特还是一名哲学系小女生时，这光芒被另一位大师的背影所笼罩，这位大师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阿伦特的导师。
1924年，阿伦特慕名来到德国马堡大学哲学系拜于海德格尔门下，并与其发展出一段师生恋。这段“八卦”一度是读者走近阿伦特的一条鸟语花香的小径。此外，还有一条寂寞庄严的大道，那就是她的哲学论著。阿伦特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哲学家，认为哲学是观照人与自己的关系，她更愿意自己是一个政治理论家。
近年来，每当发生暴力伤人之类的事件，有一个词就会被人用到：平庸之恶。这个像创可贴一样便利的词，就来自阿伦特。何为平庸之恶？1961年阿伦特受《纽约客》杂志社指派前往耶路撒冷，旁听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公开审判。1963年，她将此记录扩展成书，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这本书中，论及艾希曼的罪行时她提到“罪恶的平庸性”，也就是“平庸之恶”。她的这一观点在当时招致舆论的抨击，尤其是她的犹太同胞的批判，批评者认为阿伦特用“平庸之恶”将艾希曼的罪行简单化了，甚至有为其开脱之嫌。对此，阿伦特在《反抗“平庸之恶”》一书中进行了阐述。
在精神品质上与阿伦特更为亲近的尼采认为：道德和伦理不过是它们所指代的那些东西：风俗和习惯（在西语系统中，道德和风俗在词源上有联系）。在她的祖国德国，阿伦特目睹固有的道德秩序在纳粹统治下崩毁，而在二战后原先的道德秩序又重新树立起来。在这一反一覆中，传统道德不再具备指导人类行动的功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德本身的瓦解，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能够辨别是非善恶。道德需要重建，而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阿伦特相信，虽然辨别是非善恶的传统标准丧失了，但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却总是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之中。这种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就是人类的判断力，而判断的前提是学会思考。阿伦特告诉我们，“平庸之恶”往往来自思考的缺席。她说的思考，相当于自我良心的反思和拷问。
在互联网时代，公众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网友。这个公共的名词，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责任和判断的认知。面对一起公共事件时，要么沉浸于个人化的情绪表达，要么习惯性地一言以蔽之：体制问题。城管暴力执法，是体制问题；国足不出线，是体制问题；甚至公交车上钱包被摸走，也是体制问题。殊不知，一个健全的体制不仅有待顶层设计，更依赖个体的良性参与。阿伦特指出，政治是作为人最重要的属性，人是作为政治的动物存在的，个人的思考，不仅影响自己，也攸关社会。这应该是阿伦特的当下性和重要性之一。
陈联营：阿伦特是坚持“面向事情本身”的思想家
《反抗“平庸之恶”》是《责任与判断》的修订版，近日由上海世纪文景推出。日前，记者通过出版社方与该书译者陈联营先生取得联系，他就一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晨报：“判断”在阿伦特的哲学主张里是一个关键词，请做一简要阐述。
陈联营：“判断”这个概念无论在西方思想史中，还是在阿伦特那里，都有其复杂的理论渊源，这在中文语境中是比较难于理解的。简单来说，这里的判断并不是根据已有的规则或原理对具体事物进行分析，而是直接在具体事物中发现其典范性或独特性。最初对这种能力进行深入分析的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认为我们的鉴赏活动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当我们说“这片风景真美”的时候，“美”并不是一个现成的概念，而是从我们具体的生动感受中得出的。阿伦特把康德的判断概念扩展到了政治领域，她认为，像“勇敢”、“节制”、“机智”等行动者的优良品质，就像上述例子中的“美”一样，也是我们从具体事件中得出的。但是，与个人具体经验的这种紧密联系并不意味着判断就是主观任意的，相反，由于判断立足的经验中包含着共通感，我们的判断就总是有一定的普遍性，或起码努力达到一定的普遍性。正是因为判断同时关联着个体性和普遍性，使得阿伦特将它作为走出近代西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困境的第三条道路。在阿伦特看来，人类事务的领域整个都属于判断的领域。正如在审美领域，我们通过鉴赏发现了事物的美，“让物作为物存在”，同样，在人类事务领域，我们通过判断发现人的高贵与尊严，让每一个人的个性显现。阿伦特通过判断概念着力要批判的是有关人类事务的科学观点，它配合着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种敉平一切差异和个性的划一状况。
晨报：阿伦特被认为是一个难以归类又极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作为译者，你如何评价阿伦特？
陈联营：对阿伦特的各种定位，如共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等，都有不妥当的地方。关键的原因就在于阿伦特独特的思想方法，她自称自己的思考活动为“无所依凭的思考”，也就是说，她拒绝用传统思想遗留下来的概念作为现成的工具来进行思考，而是依凭着人类永新的经验进行思考。可以说，阿伦特是在人类思想领域坚持“面向事情本身”的一位思想家。一个阅读阿伦特的读者，他可以不赞成阿伦特的某些观点，但他一定能够在阿伦特那里领略到思考的力量。
晨报：你如何看待“极端的恶”与“平庸的恶”？
陈联营：在阿伦特那里，“极端的恶”和“平庸的恶”之间并没有矛盾。借用阿伦特在《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极端的恶”来自那些乐意与十恶不赦之徒为伍的人，而“平庸的恶”则来自那些拒绝选择自己伙伴的人，即那些拒绝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思考判断的人。前者在人类历史中一直存在，无法根除，后者则是现代社会“无思”状况的产物，纳粹统治的特殊之处正在于这种“平庸的恶”的集中爆发。
晨报：面对时下一些公共事件，一些人习惯性地将其归咎于“体制问题”。这是否恰巧沦为无思的“平庸”？
陈联营：在政治理论中，“体制问题”与“人的问题”构成了一个莫比乌斯圈，试图从任何一个角度彻底解决问题恐怕都是徒劳的。当有论者将时下的一些公共事件的原因归咎于“体制问题”时，其思维方式很多时候确如人们将历史事件的原因归咎于“民族性”、“非理性主义”或“时代氛围”等。在阿伦特看来，从政治上说，关键在于弄清楚谁应该做什么，他实际上做了什么。政治生活永远不会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张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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