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往事:我家的房子与邻居
民国时期的住宅改良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国务总理熊希龄，还有交通总长朱启钤等改建了很多北京传统的住宅，成为一时风气。怎么改建呢?比如说把一个三、四进的院落从过厅(花厅)一直到堂屋，再到后罩房，中间弄一个直通的玻璃走廊，把三组房子串起来，张自忠路原顾维钧的房子我去过，就是这种格局，很有代表性。这是其一。第二就是封玻璃廊子。传统的四合房子有的有廊子，有的没廊子，一般来说比较大的院落都有廊子，四面全有廊子接着，下雨时一进垂花门就不会淋雨，可以绕着廊子直达堂屋。廊子进深有宽有窄，好房子、大房子廊子的进深比较宽。最宽的廊子可以有两三米，窄的也有两米。
廊子是中国住房最美的地方之一，你在房子里面向院子，没有廊子的房一步就跨入到室外空间了，但是廊子是一个很好的过渡。下雨下雪的时候可以在廊子里赏雨、赏雪。下雨时搬一把椅子坐在那儿，看着淅淅沥沥绵绵小雨，整个花木都在雨水里，非常美。晚上通过廊子看到屋里面，纸窗也好、玻璃窗也好，灯光幽暗，人影晃动，别有一番趣味。所以廊子是中国式住宅非常美的地方。
民国以后，还采用中西结合的方式建造和改良了一批建筑，最典型的要数光绪三十三年所建的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的陆军部和海军部，现在还在。民国元年，袁世凯曾把总统府设在西院，国务院设在东院，靳云鹏当总理时，也曾做过他的总理府。民国十三年，曾是段祺瑞的执政府。这是两组西式砖木结构的两层楼群，但都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可以说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应该说，民国建筑是西风东渐很有代表性的建筑，清华大学的张复合教授对此有很深的研究。我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为保护西城兵马司胡同的“地质调查所”，张先生曾奔走疾呼，发起保护“地质调查所”原址的倡议，我也曾在这个倡议上签字，并发表在《北京日报》上。这个建筑是由贝聿铭先生的叔祖父贝寿同设计并监修的，也是民国建筑的代表作。
民国时的改良，另外还有就是给一些老房子安暖气、安卫生设备。实际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的很多老式的住房已经有了卫生设备。比如说上房的耳房一边是住宅，另一边就是厕所。安上西式的恭桶、洗手池和浴缸。能够装修这些，就是因为北京在民国初年修建了比较完善的下水设置，在《北京市志稿》里面就能看到这些情况，那时候的市政工程下水做得很不错---当然没有青岛好，德国人那时候在青岛建下水工程，直到今天，青岛如果哪个下水配件坏了，现在你到德国去，他都保存有图纸，能够找到当时的配件---北京当时修的下水设施也相当不错了。更有钱的人家，家里开始安上暖气。暖气的锅炉房在外院，常常就在一进门南倒座儿的头上，安一个锅炉房，通上管子，屋里安暖气。
我家的住房
除了改良房，民国时还兴建了一些当时新式的住宅。像我家的房子基本上是民国时建的房子。我家从1929年正式定居北京，但是没有住过北京这种标准的四合式的传统院落，我家住的是花园洋房，这在上海一点不新鲜，但北京就极其少有。因为我祖父比较西化，过去他在大连的房子是日式的建筑，北京这个花园洋房是德国人建的。
房子在东总布胡同，旧门牌61号，新门牌34号，隔壁就是马寅初的宅子，现在作为不可移动文物。如今名物学者扬之水就住在这个房子里，跟我家住的时候基本一样。那个房子带很大的花园，花园半中式、半西式，花园里有假山，假山上还有一个凉亭(今已倾圯)。花园瞧着很中式，但是房子是西式的，小楼周围的木廊都是欧洲式风格。
小楼共有两层，楼下有一个大客厅，要是举行舞会，起码能容二十对人跳舞没问题。我祖父住楼下，有他的书房和卧室。楼上有小客厅，还有我两位祖母的房间和我父母的房间。因为是有花园的房子，所以就得有花匠。我们家的花匠不住家里，是每天来上班。除了花匠还一度有司机或者拉包月车的，一般也不住家里，但是厨子和女佣都住在那儿。
前年，北京市档案局给我复印了一份1947年我家的户籍底档，从上面可以看到，户主是祖父，大概也就七八口人，但是佣人却有七八个，其中有女佣、男仆、厨子等。仆人住在家里也要上户口，有姓名、籍贯、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与户主的关系。以及有没有党派、有没有枪支?有没有残疾?以及兵役状况，这些都有。
解放后觉得这所房子太大了，就卖掉了，买过一个不太规整的四合房，就在什坊院，后来叫盛芳胡同。这座四合房很有意思，地上地下共两层，带地窨子。这房子住的时间很短，从1951年住到1956年，后来这房子也卖掉了，曾一度是音乐出版社。
1956年又在东四二条买了人家的一个跨院。整个院子是那种三进的院落。进来一个外院，里面一个中院，后面还有一个后院，后院也是四合，我们买了它西侧的一个跨院，这个跨院不很规整，只有北房和西房，但也有十几间房。院子非常好，花木扶疏。这房子是谁的呢?就是冯小刚导演的《1942》，里面李雪健演的河南省省主席李培基的。我们和李培基从1956年一直到1966年“文革”这十年一直是做邻居，他住中院，我们住跨院。后面的另一个四合院他也卖掉了。出入见面很多，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对面搬来一个人家，三年没见过都有可能，那时候不可能，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很客气，总要打招呼的。有时候还有些往来，送点吃的，比如说你家给我家送点自己做的吃的，或者是时鲜水果。我家那个跨院有棵很大的杏树，每年结出大白杏儿，总会给邻居送一些。你给我送来以后，器皿就留在我这儿，我最后还你这盘子的时候，里面多少要搁一点东西，这是一种礼数，都有些往来。
当时我们那院不是很杂，外院门道的门房住着一户比较穷苦的人家，我祖母管那女人叫李太太，实际上她是靠洗衣服维持生活的。外院一溜儿的南房，就是所谓倒座，住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老编辑，叫舒重则，他们家住了四五间。中院就是李培基他们一家人住，院子里有抄手游廊，李培基的书房就在正房两明一暗的暗间部分，两个明间是客厅，挺宽敞，那时他是政协委员，人来客往很多。耳房是他的卧房。他的长子和次子都在台湾，他的三子是隆福医院的外科主任，住在西厢房，东厢房是孙女和保姆住。第三进的院落卖给刘家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早年有“汉口梅兰芳”之誉的南铁生就住在后院的东厢房，也常来我家坐坐。基本上就是这么几户人家。
北京以前的租房市场
可以说从民国初年一直到解放初期，房价基本上不是太高。一般来说好房子几千块钱，两三千块钱、三四千块钱一所。一个较大的院落要七八千、五六千，那就是很好的房子了。我家1956年买那个跨院大概是两千多块钱，再早的时候可能还要低一点。1951年为什么取缔拉房纤儿的?拉房纤儿本身不仅有一个挣“成三破二”中介费的问题，更有哄抬房价的问题，政府就取缔了拉房纤儿，后来设了房管局下属的房屋交易所。
房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这个矛盾当时并不是太突出，有钱买房，没钱租房。那时候也有人是专门吃租金的。比方说这家的子女不在北京，就剩一老太太，住着一个四合院太大，而且也没什么太多经济来源，于是就将一部分房子出租。也有些人像今天似的有了闲钱就买房，买了几处的房，吃租金，拿了租金将来可能又买所小房，这在北京叫什么?叫“吃瓦片儿的”。“吃瓦片儿的”跟拉房纤儿的不一样，吃瓦片儿的是把闲房出租，以此作为生活补贴和生活主要来源。敌伪时期情况比较特殊，因为社会动荡不稳定，很多人不愿意治产，不愿意买房子，于是就租房。拉房纤儿的生意中，租房子比买房的比重增加了，这是敌伪时期的房屋状况。
不过有钱人家也租房子住，当然那是少数。比如我的外祖父家就是这样。我的外祖父曾经做到财政部次长，就是副部长，可是他从来不置产，没买过房，一辈子租房，几处的房子都是租的，最早在汪芝麻胡同，就是魏家胡同旁边，后来搬到弘通观。我的外祖父觉得没必要买房，租的挺好。那时候人不像现在，没那么多新观念，也不是说拿这个生财，有房子住，也很稳定。他租的是北京政府总长周自奇的房，先是租住弘通观甲四号，后来周自奇死了，他的姨太太要卖甲四号，于是就移居四号院，那是个中西合璧的院落，与原来的甲四号只有一个花厅相同，但是后面有两座小楼，花园挺大。房租就归周自奇的姨太太。当时这种房租恐怕一年一付，大概不会每个月付。
弘通观的房子也不是很标准的四合式，进来以后有一个大客厅，很大。后面前后有两座小楼，这边有一侧花园，也是民国建筑。后来外祖家与许宝暌(和我外租父是连襟)两家合住，许宝暌的哥哥许宝驹和李济琛他们都是民革的发起人之一，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也来京和许宝暌暂住一起。1949年的夏天，这个院子里很热闹，当时的北平(那时尚未改北京)副市长徐冰曾在此召开了两次重要的会议，可能与筹建政协有关，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很多人都去过弘通观的这个房子，因为当时与会人多，小楼里坐不下，又是夏天，会议就在花园里的草坪上举行。
弘通观四号的这个房子我没有印象，因为我当时还小，即便去过也是一两岁。这个房子的西墙外就是原来的“国立艺专”，后来是都成为了出版总署。再后来他们搬到东总布一号后门，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很大。前院(实际上是后院)是我外祖父、外祖母他们住。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还有西式的房子。我印象比较深的，当时也是民主人士的费璐璐家，他们家有好多玩具。我小时候最大的兴趣是去费家看玩具展览，包括上了弦跑的小火车等等。这一部分后来政府收购，分配给永利资本家，也是化工部副部长李烛尘居住。所以，外祖父家在北京就从来没有买过房，一直是租房住的。
民国时期北京好房子基本在东西城
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北京应该说生活比较闲适、安静，整个居住环境是比较幽静的，而且也没有说无限地扩大空间，像在院子里搭小棚、搭小厨房等。一般来说四合院是一家一户住。当然民国时候也有一些杂院，住着不同的人家。比如说老舍的小说《离婚》里面也是一个大院落里面分别住着几户人家，有小职员、有教师、有做买卖的不同人家。小四合一般都是一家人住，两口子，上面有父母，底下还有两个孩子，五六口之家，可能就是一进的院落，没有外边的倒座儿，那也蛮舒服的。那种房子往往没有廊子，有廊子的就比较好了。近五十年来，大的院落在消失，变成了杂院的形式。
北京民国时期的好房子不会在外城，不是说绝对没有，但是基本上好房子是在内城的东西城。今天外国人到北京总会去两三个地儿，一个去后海，一个去三里屯village，再有一个去南锣鼓巷。南锣鼓巷就像个“蜈蚣背儿”，就是说中间那一条锣鼓巷是蜈蚣的脊梁，左右延伸的八条胡同是蜈蚣的爪，几乎大房、好房全在那儿。比方说北兵马司、棉花胡同、炒豆胡同、板厂胡同、前圆恩寺、雨儿胡同都在那一带。齐白石纪念馆就在雨儿胡同，那是后来政府拨给齐白石的住房，但是他还是喜欢辟才胡同内跨车胡同的旧居，实际并没有怎么在那里住。圆恩寺原来是蒋介石行辕，胜利后蒋介石来北京都住在前圆恩寺，1949年以后是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
南锣鼓巷这个地方后来能热起来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中戏”，没有中央戏剧学院就没有南锣鼓巷今天的状况。那一片现在变成了以小资情调著名的地方，以前特别安静，只有民居，虽然有些变成了首长住房，比如说粟裕就住那边。后来有的变成了一些机关宿舍，我太太她们家曾经住过福祥寺胡同，那是煤炭部机关大院。再有一些化整为零，一个大户人家被若干人家住，各种情况都有，但是基本建筑格局都保留着，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口述赵珩采写南都记者李昶伟
弘通观结构图Q民国时期,赵珩先生的外祖父(曾任财政部次长)就租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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