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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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011年’姆巴耶被美国国务院授予表彰英勇行为的证书\’据美国官方统计’他在那场大屠杀中共拯救了600多入’学者西格勒认为\’准确的数字应该是1000入’甚至更多Q2.姆巴耶和妻子亚辛。
20年前’卢旺达爆发种族大屠杀\’入数稀少的联台国维和部队根本无法应对’但是来自塞内加尔的维和队上尉姆巴耶′迪亚涅冒着巨大风险救了几百入的生命。
这是一个我所见过的最勇敢的人的故事。我报道过很多战争和勇敢的行为，但从勇气和决心来说，我还没有遇到过可以和姆巴耶′迪亚涅(MbaVeDiagne)相比的人。他是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的一名上尉。1994年，当80万人在短短10天内遭到屠杀时，我正在卢旺达，之后又曾返回这个国家去了解这位勇敢的塞内加尔军官的故事。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胡图族总统乘坐的飞机被击落，机上人员全部死亡，内战因此爆发，演变成一场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几小时内，胡图族极端分子夺取政权，并对图西族和任何意图反抗的人展开大规模屠杀。
第一天晚上，军队冲进总理阿加特′乌维林吉伊马纳(AgatheUwilingiVimana)的家。枪声响起，她的5个孩子(最小的只有3岁)钻过篱笆，到一位邻居家里躲藏起来。他们偶尔从窗户向外张望，看见士兵在寻找他们的父母。“然后是更多的枪声，”总理的女儿玛丽′克莉丝汀回忆说，她当时只有15岁。然后我们听到士兵们欢呼的尖叫声，在那之后就是古怪的寂静。
阿加特′乌维林吉伊马纳是一位温和派胡图族人，并非图西族，但同样被杀害，只因为她愿意和图西族人分享权力。如果凶手找到孩子们，他们同样会惨遭杀害。
几小时后，联合国士兵来接住在总理官邸附近的联合国救援工作者，他们发现玛丽′克莉丝汀和她的兄弟们依然躲藏在邻居家的平房里。关于要如何对待这些孩子，维和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救援工作者阿达玛′达夫(AdamaDaff)说，联合国士兵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权将他们带走，“但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考虑，我们绝对不应该把他们留在那里。”
这个时候在路上旅行非常危险。胡图族的凶手们已经开始到处设立路障，计划中接送联合国救援工作者的装甲车迟迟没有出现。最后，达夫说，大家决定由非武装的军事观察员姆巴耶上尉用他的车将孩子们送到附近由联合国士兵守卫的相对安全的千丘酒店(HoteldesMilleCollines)。
“他决定带上孩子，”当时领导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加拿大指挥官罗密欧′达莱尔(RomeoDallaire)将军说，“他把他们藏在防雨布下面，就那样把车开走了。这样做所需要的勇气很难用言语形容，是可以得到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联邦国家用于奖励面对敌人时有英勇表现的军人的勋章)的义举。”
他们是姆巴耶陆续送到千丘酒店的许多人中的第一批。这座玻璃水泥结构的建筑从小山上俯瞰首都基加利，是这座城市里少数为图西族提供避难的地方之一。
姆巴耶上尉当时35岁左右，来自塞内加尔北部一个小村庄，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身材高大、性格随和，总喜欢戴着飞行员太阳镜。即使在人类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他的幽默感依然可以让身边的人放松。
大屠杀最初也是最血腥的几天感觉就像地狱。到处堆积着尸体，有的就堆放在路边。恐怖的路障主要由胡图族Interahamwe武装分子把守。
Interahamwe的意思是“协同工作的人”一一一而这里的“工作”是指用大砍刀、刺刀和棍棒屠杀图西族。我还看见有人将一把螺丝刀刺入别人的头颅。广播电台不停地煽风点火，号召杀死图西族“蟑螂”。
总统飞机被击落导致脆弱的和平协议被撕毁，重新点燃了政府军和反叛武装卢旺达爱国阵线(RPF)之间的战火。图西族人保罗′卡加梅(PaulKagame)领导的RPF正在向首都挺进，声称要阻止屠杀。联合国维和部队被夹在两方中间。维和队的车辆有时也会遭到胡图族士兵攻击一一一尤其是当他们认为车上载有图西族人时。
在屠杀爆发后的48小时内，很多像姆巴耶一样的非武装军事观察员，尤其是首都之外的观察员纷纷消失。“我们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得知一部分人逃到了不同的邻国，”达莱尔说，“有的最终去了内罗毕。”
由于没有人来保护他们，数十万图西族人躲进教堂寻求庇护，但即使在那里也不安全。康赛利′穆卡姆维兹(ConcilieMukamwezi)和她的丈夫和孩子们躲进了位于首都基加利中心的神圣家族教堂(SainteFamilleChurch)。今天她还清楚记得当时发生的一切。
“我刚刚从一个小摊上购买了肥皂，一名穿着军装的教士走过来，他身后还跟着四个民兵。教士也背着一把AK-47步枪。这名教士指控我是叛军的奸细。他用AK-47像这样指着我，”她说着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比划着，“然后他说，他要开枪了。”
现在看来也许让人无法相信，但确实有一些胡图族神职人员与杀人犯合作，甚至有教士亲自参与屠杀。姆巴耶的工作之一就是担任联合国的眼睛和耳朵，他认为自己的职责包括定期到神圣家族教堂查看那里的难民。他一眼就认出了康赛利，因为在大屠杀爆发前，她在卢旺达国家电话公司工作，他去交话费时曾见过她。更巧的是，就在她即将被枪决之前，他走进了教堂。
“姆巴耶上尉跑了过来，站在我和那名教士中间，”康赛利说，“他大喊道，‘你为什么要杀这位女士?你不能这样做，否则整个世界都会知道你干了什么。’”教士退却了。
由于姆巴耶和其他联合国士兵的守护，在神圣家族教堂的领地里没有发生大规模屠杀，但在教堂附近，谋杀频繁发生。在其他很多收留了难民的教堂，闯入的士兵和武装分子将难民成群屠杀。
有一些绝望的卢旺达人试图借助各国撤离侨民的行动离开卢旺达。为一家德国援助组织工作的安西拉′穆康基拉(AncillaMukangiΓa)赶到了美国人俱乐部，希望撤离的美国人能够带她离开这个国家。
“我请求加入他们的车队，”她在俱乐部旧址(如今已经改建成—家中餐厅)前告诉我，“但他们说，不带卢旺达人，并让我离开。”
安西拉站在俱乐部外的人行道上哭泣，这时，姆巴耶朝她走了过来。“你在这里干什么?”他问，“如果被他们看见，会杀了你。”她告诉他，她刚刚被美国人赶出来。他深感震惊，几乎不相信她的话，接着立刻表示愿意向她提供帮助。”
“姆巴耶被那些Wazungu(白人)的行为所震惊，”当时待在千丘酒店的法国学者安德烈′纪谢瓦(AndΓeGuichaoua)说，他在大屠杀爆发的最初几天认识了姆巴耶。
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军队陆续抵达基加利一一一但他们只营救自己的国民。在身为联合国士兵的姆巴耶看来，欧洲士兵只救欧洲人的行为是绝对的丑闻。“如果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和联合国维和部队联合起来，完全可能和参与屠杀的武装分子对抗，”纪谢瓦说，“但根本没有协调救援，这一现实让姆巴耶深感震惊。”
事实上，就是在联合国内部也谈不上协调。当姆巴耶这样的军官竭尽所能保护每个平民时，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的高官们正忙着围绕“要如何甚至是否需要支援当地维和部队”而争吵不休。就在冲突开始后，他们甚至将驻扎当地的联合国部队人数从2500人减少到不足300人。
就在6个月前，美军黑鹰直升机在索马里被击落，导致18名美国士兵死亡。心有余悸的美国坚决不向卢旺达派遣地面部队。
于是，姆巴耶开车将安西拉送到了千丘酒店，此时，还有民兵守在酒店门口，叫嚣要杀死里面的图西族人。他告诉她待在自己的房间，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当天晚上，他又给她送来了一张床垫。“他看见我正在读《圣经》，”安西拉回忆说，他说我应该为自己的国家祈祷，因为这里正在发生可怕的事情。
此时我对姆巴耶也有了一些了解。士兵通常回避记者，但是，像很多其他事情一样，他是个例外。
一天，我乘坐姆巴耶驾驶的白色联合国汽车去纳亚米兰波(NyamiΓambo)郊外的一所孤儿院收集信息，据说那里躲藏着几百个无助的孩童。
在路上，我们在一处路障前被拦住。一名民兵走上前，手握着一枚手榴弹，朝车窗内张望。他对我挥舞着手榴弹，凶巴巴地问，“这个比利时人是谁?”比利时从前是卢旺达的殖民宗主国，在民兵们看来，比利时人都是他们的敌人。不久前，他们刚杀死了10名参加维和行动的比利时士兵，并预测这件事会让整个比利时维和队撤离卢旺达一一一事实果然如此。
我吓坏了，以为自己会被当场杀死，但姆巴耶看了看那名男子，微笑着开玩笑说，“我是这辆车里唯一的比利时人。看见了吗?”他说着伸出他那黝黑色的塞内加尔人手臂，“黑皮肤的比利时人!”这个玩笑打破了当时的紧张情绪。姆巴耶接着要求这名士兵放行，他竟乖乖地靠到一边，让我们开车离去。
“他喜欢和人们开玩笑，他喜欢说话，”姆巴耶从前的一位指挥官，现在担任塞内加尔陆军中校的巴巴卡′费伊(BabacaΓFaye)说，他用他的幽默感打通路障。
姆巴耶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但他的车里总是带着好酒和香烟，用来贿赂把手路障的民兵，换取车上乘客的平安。“在他的车里总是装着成箱的啤酒、威士忌，还有很多的香烟，”费伊说，“他还带着一叠叠的钞票”。
我见过一张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来的纸条，上面记载了很多名字，比如“皮埃尔”、“玛丽”等等，每个名字旁边都记着大大小小的金额:10美元、30美元……这是他的记录一一一为了通过路障，帮助他人脱险，而付出的贿赂。他有时还会把自己的配给物品送出去一一一同事们得知后，纷纷捐出自己的配给，确保他的汽车后座总是装满了各种宝贵的物资。
费伊说，“当他被拦下，很多民兵会说，‘老板，我好饿\’或是说，‘老板，我口渴\’，这时他就会给他们一支香烟，如果碰上民兵头目，他会拿出一瓶啤酒或是威士忌。这让他可以畅通无阻，且不会激怒守卫路障的民兵。他用这样的方法把很多被追杀的人送到安全的地方一一一每一趟运送五六个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将基加利分裂成两个区一一一一边被政府控制，另一边被RPF控制。
千丘酒店位于政府控制地区，紧靠民兵领袖驻扎的基地。但由于武装联合国部队的守卫，很多图西族和温和派胡图族想方设法躲进这家酒店。他们大多是有钱或有关系的人。
在酒店躲藏几天后，总理的孩子们被藏在一辆联合国车辆后车厢的箱子下面，偷运到机场，送上出国的飞机。这时他们还穿着从家中逃跑时穿的睡衣。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躲进酒店，情况变得日益糟糕。自来水供应被切断，迫使人们喝游泳池中的水。一开始，他们还将水烧开，但后来电力也被切断，只能直接喝泳池里的生水。
一次，姆巴耶和其他联合国官员尝试组织一个联合车队，将难民从酒店运往机场。医生奥黛特′尼拉米利莫(OdetteNyiΓamilimo)和她的家人就在一辆卡车上，而姆巴耶乘坐打头的汽车。
车队开出酒店大门，只开了几百米就被一群民兵拦住。一家政府宣传电台掌握了车队中运载的乘客名单，正在广播中大声朗读，受到煽动的民兵们变得格外疯狂。
“他们试图把我们从卡车上拖下来，”尼拉米利莫医生回忆说，“同时大喊着‘杀死蟑螂!’”
“这时，姆巴耶上尉冲上来。他张开双臂，站在卡车和民兵中间，大喊道，‘你们不能杀死这些人，他们是我的责任。我不会允许你们伤害他们一一一你们得先杀死我。\’”
最终，姆巴耶和其他塞内加尔籍士兵说服了民兵们放弃杀人的念头。但路上聚集的民兵太多，车队无法通过，只能返回酒店。他们没能抵达机场离开卢旺达，但他们都活了下来。
回到千丘酒店，尼拉米利莫医生正在医治那些在卡车上受到攻击的人，姆巴耶走到她身边。“他看上去深受打击，”尼拉米利莫医生说，“他说，‘他们差点杀了你，你知道，他们真的想那么干。\’他非常的沮丧一一一几乎要哭了出来。更让我感动的是，他似乎更担忧我们，而不是他自己。他是一位英雄。”
尼拉米利莫医生和安西拉′穆康基拉最终乘坐后来的车队离开酒店。联合国组织了“人质”交换，用被困于阵线一边的图西族人交换被困另一边的胡图族人。成千上万人通过这一方式获救。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因姆巴耶而得救。他的老朋友费伊中校说，“至少有400人或500人。”他相信，如果没有姆巴耶的周旋和保护，躲藏在千丘酒店的人可能都会被杀害。2011年，美国国务院授予姆巴耶“英勇”证书，表彰其义举，据美国官方统计，他在那场大屠杀中共拯救了多达600人。但住在卢旺达计划出版一本关于姆巴耶的传记的美国学者理查德′西格勒认为，准确的数字应该是1000人，甚至更多。“姆巴耶上尉的义举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因为那些曾经被他救助的人只看到了他英勇行为的一小部分。”西格勒说，“把所有的信息拼凑起来，就可以发现，姆巴耶上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称颂的英雄之一。”
当然，在1994年的那场大屠杀中，还有很多的人，包括一些卢旺达人，表现了极端的勇气，拯救了他人的生命。但灾难过去20年，研究者们反复研究那段历史，梳理每一个细节，一切证据都显示，姆巴耶上尉的英勇行为显然是其中最为突出的。
1994年5月31日，他的运气最终耗尽。当时，RPF已经占领上风，但政府军依然固守首都基加利。市区每天都有激烈战斗，枪声如此密集，连续不断，听上去竟然像是震耳欲聋的雷声。
一天，姆巴耶受命送一封非常重要的书信。这封信是政府军领导奥古斯T′毕济穆谷(AugustinBizimungu)写给当时被困在RPF占领区的联合国部队指挥官罗密欧′达莱尔的。姆巴耶需要经过多个政府军控制的路障，离开政府军控制区域。他在一个路障前停下，一枚迫击炮弹恰好在距离他的汽车不远处爆炸。弹片穿透车身。姆巴耶被击中，当场死亡。
“那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天，”现在担任加拿大参议员的达莱尔说，“那些日子都很难，但那一天特别突出，因为我们失去了一盏明灯，一个深深影响其他人的榜样。”在那场浩劫中，姆巴耶是少数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人的人。“他的人道主义信仰超越了国界和个人的职责。他总是领先别人一步。”
去世前姆巴耶正准备回家。“距离我在这里的任务结束还有12天，”被杀3天前，他在最后一次和妻子亚辛(Yacine)的电话交谈中说，“然后，我将回到塞内加尔。你必须为我们祈祷。”
在最后一通打回家的电话里，他多次谈到死亡。“这让我很不安，”亚辛说，“他之前不会这样。我认为，他在那边看到的东西深深影响了他。”
当姆巴耶去世时，他们的儿子谢赫和女儿昆巴分别只有2岁和4岁。又过了两年，亚辛才敢把真相告诉两个孩子。她总是对他们说，“爸爸的任务结束后就会回家。”我问亚辛她怎么能够做到把悲伤藏在心里，而不和孩子们分担。“是的，这样做很难，但他们还太小，”她说，“这样做是对的一一一为了保护他们，得等到他们真正能够明白。”
遇害总理的女儿玛丽′克莉丝汀现已结婚，有了两个孩子。她和她的兄弟们先乘飞机抵达法国，但这个国家虽然给被谋杀的卢旺达总统的妻子和家人提供了庇护，却拒绝收留遇害总理的孩子们。最终他们流落到瑞士成为政治难民。玛丽′克莉丝汀现在居住在洛桑，职业是护士。在此之前，她从未公开谈论过1994年的那场屠杀。她似乎已经将那段可怕的经历放下。她说，“我同意接受你的采访，部分原因是我想以此表达对姆巴耶上尉的悼念。他是一个好人。我的生命是他救的。如果当时他不在那里，我现在就不可能站在这里。”
联合国对讲机频道上反常频繁的交谈让我得知了姆巴耶的死讯。我听到士兵谈论在一个路障边发生了严重事故，一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遇难。“哦，上帝，我希望别是姆巴耶，”一名联合国救援工作者说。他这是拒绝承认事实，虽然，在心里他已经意识到死者就是姆巴耶。
我和一名加拿大籍联合国官员一起赶到出事地点。这位官员也已经得知消息，但拒绝承认。我发现姆巴耶的车时，遗体已被运走，只看见座位和地板上都是血。
第二天，在基加利机场，姆巴耶的遗体被装上飞机，等待运回塞内加尔。此时，被世界抛弃的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严重物资短缺，连一口棺材也拿不出。姆巴耶被包裹在用于搭建临时帐篷的蓝色塑料布中，上面盖着一面联合国旗帜。
在遗体装运上飞机前，另一位塞内加尔军事观察员萨姆巴′托尔(SambaTall)朝我走来。“我只是一名士兵，”他说，“但你是一名记者。你必须告诉人们姆巴耶′迪亚涅上尉的故事。”然后，我们两人都流下了眼泪。原文:M8rkDoyIe编译:宇原载:www.bbc.co田/news/田8g8zⅰne-2679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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