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李宗家原东华池牧场插队知青年兰州二中毕业生部
讲述人：李宗家原东华池牧场插队知青 1966年兰州二中毕业生
部分知青在凤川篮球场合影
东华池牧场机关女知青合影
知青孙迎春在豹子川
平定川老场队女知青张莉文/图 本报首席记者 王文元（资料图片由记者翻拍）
3月12日，又一个植树节来临。越来越频繁的雾霾、浮尘，预示着环境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曾经有这样一批中学生，告别父母，来到庆阳东华池，在大山深处进行水土保持、林业生产。曾有这样一支部队，以水土保持、林业建设为己任，转战在大山深处。这支部队就是曾经的“甘肃水土保持建设师”。如今，这是一支已经渐渐被人们所遗忘的部队。
甘肃水土保持建设师——这支成立于1965年的部队，其任务是在黄河中游地区专门从事水土保持工作。1966年3月，甘肃水土保持建设师改名为“西北林业建设兵团第二师”，简称林二师，他们“以林业为主，农、林、牧、副综合发展”，在水土流失严重、人烟稀少的地区造林种草，结合建设一些必要的水土保持工程，控制水土流失……1968年起，林二师先后接收兰州中学生2800多人，这些上山下乡的中学生在庆阳子午岭林区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3月3日，李宗家和他的战友来到报社，讲述了他们的往事。又一个植树节即将来临，就让我们聆听李宗家和他的同学们讲述的兰州中学生在子午岭林区劳动、生活的故事。
先坐火车，后换汽车，三天后，到了子午岭深处
1968年10月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12月中下旬，我们兰州二中、三中、九中、十中、女中，新兰仪表厂、万里厂子弟中学等学校的300多名同学挥泪告别亲人离开兰州。
其实，整个12月，不断有专列把学生们往外地运送。我们上山下乡的地方是林二师。那时，大队人马走庆阳，大多是坐火车到咸阳，然后，换卡车到宁县，再分往各县。
过了宁县，大家就对环境非常失望了。和在兰州接我们时讲的有很大区别。在兰州负责招人的同志给大家说，我们是兵团战士，下去就是骑马巡逻，林区环境优美，生活条件和农村不一样，每月还有二十多元的工资。大家对未来的期望很高，尤其是手握钢枪，保卫祖国，对我们诱惑很大。
我们300多名同学被分配到华池的东华池牧场，以排为单位散布在子午岭的山沟里。在抗战期间，抗大七分校就曾在子午岭的大凤川、平定川、豹子川等地方开荒种地，边学习边生产。时隔二十多年后，我们继续在这里战斗，不由自主，我们把这里叫做：“新抗大”。
看了一路上的情形，心里多少有了准备，但真正到了地方，还是被看到的一切惊呆了。此时，天黑了，山沟里几排可怜的平房，山洼上是散落的窑洞。前来欢迎的“兵团战士”竟然和老百姓一样。没有钢枪，没有军营。这是什么兵团？不少同学拒绝下车，要求拉回去。对我们的反应，他们早有准备。耐心劝说，并端来“床子面（饸饹面）”，让我们先吃饭再说。不下车是不行的，折腾了半天，总算是下了车。不过也有些同学仍旧很生气，将端来的床子面，连面带碗扔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一碗面。
休息几天后，艰苦的劳动生活就开始了。好在一人有一套既无帽徽也无领章的再生布军服，勉强满足了同学们当兵团战士的心愿。从1968年到1974年，我们就在如此艰苦的地方完成了人生第一次蜕变。
以林为伴，开荒种地，修田建房，山林滋养了我们
实际上，我们就是农民加牧民。同学们有当猎人的，有放羊放马的，有种地盖房的，什么活都干了，什么苦都吃了。最难忘的是吃饭，一年四季只有“铜锤”、床子面，都是苞谷面做的。“铜锤”就是苞谷面窝头，因其坚硬难啃，颜色金黄戏称之；吃床子面算是改善伙食，是苞谷面加榆树皮粉，用木床子压制而成，吃起来虽然滑溜，但吃后却不好消化，肚子发胀。菜只有腌韭菜、莲花菜、土豆。每年每人只供应5斤白面，过年过节时当作稀罕食品来品尝。
说实话，是子午岭林区滋养了我们，大部分生活物资都来自密林。那时，环保意识不强，开荒种地，砍伐林木，还猎取野兽。虽然兵团的番号听起来和水土保持、林业有关，但真正没干多少和造林有关的事。现在看来是毁林开荒，破坏自然生态，但是在当时粮食匮乏的年代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
1969年，十中的同学何中立在大凤川油坊塔的山洼里放羊。一天，梢林里羊聚在一起，突突打着响鼻儿。他一看，倒了一只羊。起初，他以为是狼咬的。场里老猎手看了认为羊是被豹子咬的。何中立当民兵训练时枪法好，几个老猎手带着他，搜寻到躲在树上的豹子。为了将功补过，他一枪击中豹子的大腿，再一枪击中前胸。
苦难可以忍受，但思乡的情绪却是无法抵挡的。第二年发生了“高庄大逃跑”事件。这是1969年7月的一天晚上，凤川高庄队12名男女知青护送两位女知青返回兰州。他们翻山越岭，经木瓜岭（又称穆瓜岭）、老合水、合水、宁县到达西峰。然后在一个小旅社内，找到了兰州粮食局的车，两位女生乘车回了兰州。其他人则从西峰到庆城，再到华池、大凤川，回到高庄。往返三天四夜，其中步行二百三十多里路。三天三夜未合眼，没吃过一顿热饭。最后一百四十五里路，竟走了一天两夜，受尽磨难。等他们回到场队时，全场哗然。原来，12名知青集体失踪，被分场当成重大事件。究其根源，曹军平同学接到母病重电报后，有关领导未能准假；李继军同学家有要事不允许请假。于是同学们便仗义勇为，主动护送两名女生安全回家。
不管怎么，我们这些知青的到来，给当地生活注入了一些活力，有的当老师，有的当赤脚医生。给偏僻落后的林区送来了文化，传播了知识。当时，兰州等地青少年中流行“上黄下蓝白墩子，草绿军帽压边子”的服饰着装。在子午岭深处，知青中不少同学也这样着装，煞是“拉风”，引领着当地时尚的潮流。不仅这些，知青的言谈举止、生活习惯、衣着穿戴、文体特长都成为当地青少年效仿的对象。
集体划入油田，一切都过去了，留下的只有回忆
子午岭的冬天特别冷，囯庆节时就得穿棉衣。唯一的取暖工具就是土炕。可是，烧炕是个技术活，既不能有明火，也不能灭掉。开始同学们没有经验，不是火大烧了被褥，就是熄火了。穷则思变，平定川的二中知青发明了24块砖的炉子。这种炉子，成本低廉，使用简单。24块砖，底下八块，中间八块，上面八块，交错垒在一起，就成了一个火炉。然后将一小截烟筒通到土炕里，这样炉子上可以烧水，房子里也暖和了，炕是热的还不会烧被褥，每天锯几段杜梨木就能烧半夜，真是简便易行。
那时，正是国际局势紧张的时刻，我们既然到了兵团，就要时刻准备打仗。我所在的林二师二团一营（东华池牧场），除了劳动生产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备值班任务。
一个连有一个战备值班排。战友侯晓义被抽调去担任骑兵。大家很羡慕，我们最初到兵团的想法不就是扛枪保卫祖国吗？不过说起来，骑兵连的武器都有些寒碜。从团部运来的枪支，型号说了人都不敢信。手枪是日本昭和十四年式“王八盒子”。骑兵用枪，是中正式步骑枪，有的枪管烤蓝崭新如初，可能是缴获国民党军的存货，没有用过。此外，还有些仿苏制PPSH-41冲锋枪、捷克轻机枪。那时，人很单纯，觉得能扛枪就不错了，丝毫没考虑这些武器的落后程度。
艰苦训练开始了。骑兵们还要轮流站岗、放哨、铡草、值夜班喂马。还要“吊马”，就是把马头高吊起来帮助军马消化。战马睡觉都必须是抬着头，这样的马反应快，爆发力也强。骑兵的中正式步骑枪，每支枪配发3发子弹，却不准许随便射击。为过枪瘾，有些人就自己想办法了。侯晓义同学还学会了自造土子弹，这种子弹用的是土火药，容易糊枪膛，每打一两枪就要擦枪。后来，“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部队内气氛非常紧张。我们也进入了战备状态，虽说武器依旧，但都补足了弹药，算是和兵有了联系。
苦难的生活锻炼了我们。随着形势的变化，一些同学陆续抽调回家了，一些人上大学了。1972年，我们二团的一营(东华池牧场)和二营(连家砭农场)按原建制移交给长庆油田，兰州市下乡的417名知识青年全部抽调到了长庆油田，命运终于得以改变。
当时，流传着一个段子： 部队当兵光荣花，工厂工人幸福花，农村插队向阳花，兵团战士苦菜花。我们兵团战士，肩负“屯垦戍边”重任，艰苦的生活，打造了我们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奋发进取的态度，这段经历也成为我们终生的财富。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始终难以忘记这段经历。普希金曾经说过，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是过去，而那过去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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