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婶娘》看个体命运的底层叙事

德阳日报 2014-01-22 02:05 大字

□山鹰

小说是用文字讲述故事的艺术，故事的中心当然是人物。阅读小说，紧紧抓住读者的非人物命运莫属。小说人物一次次的人生遭遇构筑其独自的命运，它陪伴读者缓缓地走过阅读历程，向生命深处进发。

对于小说作家而言，个人遭遇着相同或又不相同的经历，这些经历属于他自己的命运元素，他的小说创作其实是其身边与眼前命运的浓缩编排，不一定来自作者亲身经历，毕竟在某个时候让作者为之颤抖、兴奋、扼腕叹息，含有作者曾经付出过的情感和思考。

这些被小说写作者曾经关注的个体命运，成为写作小说的原动力，促成小说的成功，字里行间透露了小说作者，作为一个人，对形形色色之生命个体的尊重和怜惜。

面对浮躁时代的快餐文化，衡量小说成功的标准频入误区，所谓读者认可或是一篇小说的准生证，或是死刑宣判。这样的评判标准显得偏颇。忽略了阅读群体和阅读取向这些人的因素，忽略小说总是抓住读者情节和情结，给人阅读下去的理由。好小说总是以文本意义，让阅读者自觉对生命思考。对于普通读者阅读习惯而言，能够让他们随着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快乐、悲伤、叹息、愤怒，就可以称为成功。所以，选择何种叙事方式成了小说创作中的难题。选择写“谁”，创作者也要颇费心思。

读川西作家张甫义的短篇小说《二婶娘》（见《北京文学》2013年9期），我被二婶娘的命运紧紧地攫住了。掩卷时，绝望冷澈的伤感和心痛仍挥之不去。它让阅读有了自我生命与小说人物悄然相通，作者运用底层叙事的方式让我有了思考和评述。

《二婶娘》以标题作为人物个体命运的开端。被叙说的二婶娘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小说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农村妇女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命运遭遇。

《二婶娘》用第一人称作为限制性叙述，用“我”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问题。读者所看到的所有事情或者叙述者所叙述的所有故事都控制在“我”听到或看到的范围之内，身历其境，感同身受。作者在作品中隐含地创造了“我”这个个人形象的同时，这个隐含的形象传达着张甫义本人对世界的感受。使用这种底层叙事中限制性的叙事视角，意味深长。这种底层叙事常见的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或多或少自由地表达作者主观感受和评价，皆具讲述故事和解释评论的功能。

《二婶娘》的讲故事语言简短而有节奏感，阅读体验出朗朗上口， “一个大男人，怕女人怕到这程度，也真是太窝囊了。”“原来二爸不怕二婶娘，二婶娘疯了后，二爸就开始怕了。二婶娘是二爸气疯的。”对情节之外的事情本可以一句话解释清楚的，绕口令似地说出来，儿童稚嫩的眼睛和清澈的思维对二婶娘悲惨的命运展开叙述。稚眼看命运，作者借助“童言无忌”的讲述使故事更有真实感。这样的叙事内容是一个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比叙述者用全知全能的解说，更让阅读者了解所有人物的想法，比加进大量的评论要真实得多，可信得多。

小说中“我”，眼睛像摄像机一样，现场记录下二婶娘发疯的起因、发展到最后的爆发，而且采用“我”的叙述人物矛盾冲突激化的原因。

二婶娘发疯后，追打二爸、追打二秃子，跑到公社找公社书记闹，找武装部闹等的失常经历，因采用限制性视角，叙述者观察到的都是表面现象，造成真实的幻觉，使读者充分走入故事的情境中，叙述者的描述牵引阅读者的思维，被调动起阅读冲动，这样叙述者的自限使得叙述本身戏剧化，故事发展集中化。

这些直接或间接使自己背负偷玉米名声的人，她会癫狂、追打、狂骂，极力地表现狂躁型精神病患者症状。对“我”和妹妹，邻居，二婶娘却神志清醒，对“我”疼爱有加，对邻居很有礼貌，完全是正常人。二婶娘的装疯，是底层妇女温顺善良和遭遇冤屈郁闷和反抗手段极端，所展现出的双重人性，使人物形象愈加丰满真实。

清醒和癫狂，是个体命运的两个极点，张甫义用文字的镜头残酷地将底层的压抑和反抗推近，对着人物或景物向后拉远所摄取的画面。摄影机逐渐远离被摄主体，画面从一个局部逐渐扩展，使观众视点后移，看到局部和整体之间的联系。

二婶娘的命运在文字距离的化出化入之间，凸显人生的五味杂陈。不由感叹：底层在反抗不公正的待遇和压迫时，以个体生命毁灭的代价来维持自己的尊严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牺牲。从文本外在形态和表现手法来说，运用底层叙事的手法，在小说“底层”日常生活状态和“底层”命运起伏，引起了农村普通妇女的生活状态和命运深入的思考，包含着对中国农村的认识理解、判断描述和同情。

《二婶娘》对底层人物的塑造上另一个成功点在于不简单地同情弱者，对恶者“二秃子”的灵魂深入展现。二秃子这一底层形象既是与二婶娘对立，也和二婶娘处于相同社会层面延伸。张甫义尝试用二秃子的命运，剖析底层群体自身生存伦理，底层人群处于被压迫状态、道德的丧失和恶念的滋生，以还原底层社会内部的罪恶，抑或还原了底层人群人性之恶。

二秃子的“恶”直接导致二婶娘被冤屈，和二婶娘的善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秃子是一个乡村无赖，生活贫困，不务正业，却和所有的适龄青年向往着爱情和希望找到心仪的姑娘，因为二婶娘反对二秃子和自己女儿的恋爱，二婶娘的女儿燕子远嫁河北，二秃子失去爱情怀恨在心，用诬陷二婶娘偷包谷施以报复。对二婶娘的诬陷、罚站烈日下，显示出底层之恶对弱者的戕害，手段的卑鄙、方式之残忍，超越了人伦道德的底线。

我们清晰看到：叙述者和底层人群的关系营造出了审美和文学创作的主客体关系，这种悲剧美影响作者创作过程。当读到弱者对弱者的施暴，我们也指触到底层道德在强权压抑下的沦陷。痛感袭来，不免感叹，底层人群被政治裹挟，危机重重的生存境遇，对于柔弱的生命课题，通过卑劣途径，诉诸暴力和诬陷以求生存难道不是时常所见吗？

读者对二秃子产生厌恶之情时，小说笔锋轮转，通过二爸对“我”的讲述，还原出二秃子人性向善的一面，“二秃子说：‘看到二婶娘疯了，我不敢说。我晓得我要死了，再不说，我就更不是人了，阎王老爷也不会饶了我。\’”二秃子的忏悔带着骨髓里的宿命感。迟到的忏悔，洗刷了二婶娘沉冤，看似圆满，但对二婶娘数年的伤害已无法挽回。

作恶和忏悔，仇恨和缺爱，是属于二秃子的命运，一个集贫穷、暴力、诬陷的底层混混的人生格局，如此交织着爱恨情仇，善恶果报。

如此人物性格复杂纠结，让《二婶娘》的情节跌宕起伏，悲喜交加。由此，《二婶娘》引向身临其境般的痛苦体验，不是简单图解。我妄加猜测，张甫义也许想通过这篇小说让读者感知经过体验、思考和感悟后，对那段特殊历史底层民众苦难理解，对人性的尊重。

噩梦过去，云淡风轻。想起那些年，心缝仍冒出屡屡寒意，忆起那些人，灵魂依然微微颤抖。我们唯有让这些年，这些事，不给远处的时光留下心灵的痛感。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3月22日电（记者吴昌荣孙奕赵小娜）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郊的扎芬特姆机场和市内欧盟总部附近地铁站２２日上午先后发生爆炸，据当地媒体最新消息，布鲁塞尔系列恐袭已造成至少３４人死亡、近２０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