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有限的阅读里发现中国人活得最有男人味最洒脱也最
在我有限的阅读里发现,中国人活得最有男人味、最洒脱,也最像个人的时期,就是青铜器发展到顶峰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的士兵参战,其实多半是去送命。冷兵器时代血流成河,马革裹尸的战争,就是凭借那些不怕死,不要命的人来完成的。还有战国时期诸侯门下的食客——那些被有钱人养起来以备急用的读书人、侠义之士和刺客,在我看来是自古到今中国人种群里最有气节和血性的一个阶层。读《史记》,每读至《刺客列传》我就不禁要问:自豫让、聂政、荆柯之后,中国男人敢生敢死、敢爱敢恨、敢作敢为、坦坦荡荡、知恩知报的侠义肝胆,到底哪里去了?
无论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还是对于历代青铜器研究专家来说最被看重的,是那些君王贵族陪葬时留下的青铜礼器、乐器和生活用器。特别是在非常重视等级和司法制度的西周,九鼎至尊是威仪和权力的象征。考古人员对西周和春秋墓葬死者身份的推断,全凭墓葬中发现的青铜器陪葬品的数量、级别高低、铭文多少下结论。
讲解员指着一件兽头兽足,叫作“朕(单人“朕”)匜”的青铜器铭文拓片说,这件青铜器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最古老的“青铜法典”。青铜器上的铭文,其实就是一篇诉讼文书。上面介绍了西周时期一个叫牧牛的人为了争夺五个奴隶打官司失败后,被判官判决先打一千鞭,并处以墨刑。后来牧牛人得到大赦,只打了五百鞭,罚铜三百。官司打赢的一方便用牧牛赔偿的铜,做了这件青铜水器。
在十堰时,我还看见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秦岭访探》摄制组记者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面对何尊上最早出现的“中国”两字铭文激动不已的表演。然而在我看来,要真正理解青铜器所标示那个时代,你必须走进那个时代人的内心,只有真正理解荆柯刺秦王之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心境,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青铜器的重量与威严。
所有的历史,都存在人与物相互映照的可能。
人死了,那种渗透了人格威严和精神光芒的物体还在。它的形体也许已经残损,就像当时我面前这满目皆是的一件件青铜器,一言不发。但就在我的灵魂与凝结在青铜器上的沉默幽光相遇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要真正理解那个英雄辈出,侠义救世的青铜时代,在一定意义上只需要荆轲刺秦王这一段故事,就已经足够了。
沉重。简单。悲壮。义无反顾。
为了一句承诺,为了道义,将自己的头颅割下来,将自己的胸膛刨开,这就是荆轲们的处世原则,也是我所理解的春秋战国时代的道德尺度。就像这些埋藏于地下多少年的青铜器,只以冷峻显示它的重量,只以沉默固守它的威严。
在一柄结满绿锈的青铜匕首前,我问讲解员:“这会不会是荆轲刺秦王时用过的那把匕首?”
女解说员笑着摇了摇头。
司马迁对太子豫从千万把宝刀中征集来的那把即将与荆轲一起奔赴壮行之路的那把刀,描写得非常细致。为了确保一刀致死秦王,太子豫“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
可见,荆轲藏在燕国地图里的那把刀,显然是青铜铸就的。荆轲的时代,铁器还没有出现,他只能用那种刀刃并不锋利的青铜刀,去完成他作为中国历史上刺客之宗的使命。
2003年的整个春天,曾经让全国新闻媒体嗓门发烫的事情,就与青铜器有关。
那一年1月19日,宝鸡市所属眉县马家镇五位农民将无意间发现的二十七件国宝级青铜器完好保护起来,成为那年春节最让中国人感到激动并振奋的事件。据后来媒体介绍,2003年3月7日二十七件青铜器运送北京参加展览时,陕西方面甚至动用了武装特警押送。这五位农民后来与巴金、王蒙一起,被评为2003年度“杰出文化人物”。
在博物馆,我没看到那二十七件被认为是研究西周历史和夏商周断代工程重要依据的青铜器的真品。
韩强娃和秦舟指着展室内五位农民的巨幅照片说,后来,政府给他们奖了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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