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包公” 的法与情 □李乔松
川剧舞台自有“包家戏”之说，多以铡、斩、断、打、判等为剧名，如《铡美案》《铡包勉》《铡判官》《铡国舅》《智斩鲁斋郎》《巧断狄龙案》《打龙袍》《打銮驾》《判双钉》等等！可见戏曲对包公的偏爱和敬仰，而众多的“包公戏”就为探索人物丰富的内涵提供了广阔的艺术天地。
包拯，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人。为官清廉刚正，《宋史》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了敛手，闻者皆愕之！”人以“包公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迳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这正为戏曲舞台，后来将包公塑造为铁面无私的清官形象的依据。作为民间艺术形象的包公。他必然强烈打上百姓主观愿望的烙印，他既在民间艺术中得到颂扬和升华，同时又被强烈的异化和扭曲，因此，当他日益在脸谱化的固定模式中完全定格时，其成为了泄愤的化身，而平面呆滞的流弊和不足，便愈见分明！以至许多同行花脸演员在处理这一人物时，仅仅留于饰演一个黑面性格单一的符号行当。忽略了从人性、人格、以及法律情怀的多元化全方位的关注和体验！使这一本来丰满的艺术形象沦于僵化。
戏曲包公戏里的包公性格，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可爱人物。他有为民请命的仗义，也有大学士的智慧和谋略，更有宦海沉浮中的机警和狡黠，同时还有妥协与退让。正是由于他自身的种种矛盾，才构成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并在一系列包公戏中展示出他不同的性格侧面，从而成为一个真实的具有人性与人情的艺术典型。
且说《铡美案》中的包公，是最淋漓尽致的表现其无情罚奸的性格特征的一面。但这一性格也具有发展的过程，始初，出于职业道德和自己的正义感及士大夫的人文思想，包公还是一个愿为秦香莲出头的传统意义上的清官，但是，当他遇到公主、国太以及三道圣诏的阻挠压力之时，办案办到危及自身之时，他做出了妥协与退让，甚至以赠银劝慰安抚原告！并要求撤其上诉，“母女带银回家转，好好抚育女和男，送儿上学把书念，书可读来莫做官——” 这于他的良心也是一种说得过去的安慰！同时表现出他在巨大的权力高压下的悲怆！以及法律的无奈！而又正是这个重要的情节，还原了包公的人性，而与这种人情世故之中饱受曲折的血肉英雄相比，一往无敌的高大全式的英雄更为真实可信。也显示出包公所承受的鼎足压力，更衬出他最后破釜沉舟为民申冤的行为是多么的难得可贵，但就在秦香莲也接受劝告准备撤诉之时，又发生了抢走她一双儿女的事件，使本来已经息事宁人的包公又不得不重新燃起满腔义愤，他要丢掉对权贵的所有幻想，开始由侠义精神变为法制精神的觉醒，将传统的忠奸斗争和个人意志转化为罪恶与法制的斗争，使他的正义性格与法律如山的政治主张达到完美的结合，使案件的审结也最终成为他性格发展的一个逻辑终点。法律的力量和包公的人格魅力，成为我们经久不衰的赞叹的本质原因。
又说《打龙袍》中的包公，更不是刻板的法律的简单化身，因为身处一个帝王的家务事件的包公本身就多少有点尴尬，而整出戏更是在一种人情、道义、法律的氛围中进行，而苦囗婆心的劝说，“兵谏”式的孤忠，在家务事中包公多少有些迂直的可爱，而打龙袍这种象征性式遑罚，本身具有无可奈何的色彩，这个权宜之计的设置当然就有其幽默讽刺的一面，因而全剧必然就有一些喜剧和闹剧的味道！尤其是剧情的戏谑和包公的方正的对比与冲突，更增加了这亦庄亦谐的色彩！
再说《包公赔情》的包公，《赔情》是顺承《铡侄》之后的一出情感戏。铡侄完成了包公的法律的正义和大义灭亲的人格，但是作为人情与道义与亲情却并未结束，包公将要面对一个将自已抚养成人的又以嫂娘相称的大嫂来说，铡侄是法律逻辑的不由人的客观结果。而《赔情》则是包公的道义主动选择，包公必须偿还双刃剑的法律所带来的人情债务和人性危机。人文思想中的忠、孝难以两全的十字架，被包公沉重地背起，这就是《赔情》与别的包公戏中的不同包公，包公也许在权贵面前有违心和无奈的屈服，但在嫂娘面前，他是真挚而诚恳的甘居其下！执法不徇的铡侄之悲，奉嫂之情的夺子之恨，这一切巨大的矛盾在包公身上集中而又要调和，因此他的表现为唯唯是诺的倔犟！亲情脉脉之中的原则，自咎、自责、谢罪、挚爱、至孝与大义的和解，这一切注定了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他要以自身的人格在人情与法制不可逾越的鸿沟中，搭起一座桥梁，也许这本身就是对包公杀侄卫法的过忍的一种矫正和补充开脱，也是对传统人情社会的迁就和补偿吧！
总之，戏曲舞台亦庄亦谐，生旦净丑满台喝采！我们最好不要禁锢于一幅月牙黑白的包公脸谱，从而抹杀了包公丰富的多面性格，还有极大可塑的包公内涵发掘发展。包公戏所经历的艺术道路也将是我们今天法制社会的发展、完善、进步的必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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