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花榜带动古代“美女经济”
过一次声势浩大的“评花榜”活动，四方前往观赏的士人富商的车马挤满大街小巷，水阁外排列的船只像一堵墙，梨园子弟则分三班连场演戏助兴。最终被评为第一名的王月封号“状元”，在鼓乐声中坐上百花簇拥的“状元”宝座，用金杯品酒，颇为荣耀。有人还题诗：“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大家可想而知，如此闹腾几日，城中从事“第三产业”的老板们只得临时请短工帮衬了。
青楼女子的服装被效仿
到清朝末年，随着近代报业的参与，“评花榜”与现代的“选美”在形式上更为接近。《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曾在上海凭借《游戏报》进行“评花榜”活动。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4次，以当年的首次评选最受关注。评选采用投票方式，分一甲3名，二甲30名，其余有得票者均列在三甲，并在报上公布中选者的姓名、玉照、住所，还附上文人们附和的酸溜溜的赞词。
李伯元一次评选活动做下来，其报纸销量骤增，广告额翻了几番。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上海的照相业刚刚起步，由于“评花榜”中刊登青楼女子的玉照，也勾起了那些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们照相的欲望，使各照相馆门庭若市。参评青楼女子时尚的服装，一经报纸宣传，也被广大良家妇女所效仿，带动了服装裁剪业的兴隆一时。
据《北方新报》
“美女经济”仍是时下的一大热门。各类“选美”或变相“选美”大赛，为不少电视台挣得可观的广告额；各类汽车展，也离不开“香车美女”的组合式展示，美女车模在展厅的聚集度往往超过那款新车……其实，由“美女文化”衍生的“美女经济”并非现代人的专利，在中国古代就曾盛行一时——
在青楼女子中“评花榜”
北宋直至明清时期，由一批没落文人发起的妓女“选美”（当时称“评花榜”）虽属一种病态或畸形的审美情趣，让人感到有几分搞笑或无聊，但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名妓，所谓“名士品名花，名花倚名士”。这多多少少有点儿像当今的某些明星，往往被某个名家一捧而一炮走红。同时，这种畸形的“选美”活动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青楼、酒馆等行业的繁荣。尤其是在清朝末年，由近代报馆主办的妓女“选美”大赛，对当时传媒业、照相业、服装业的拉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青楼女子中“评花榜”，应该可算作是最早的“美女经济”。
远在盛唐时期，文人骚客便常与名妓歌女往来，诗酒唱和。诗人常赠诗名妓，赞美或品评其才艺品貌。到了北宋时期，就开始出现正式评选青楼名妓的畸形“选美”活动，没落士人以此寻欢作乐，还美其名曰“评花榜”。所谓“评花榜”，有的是用各类名花来品评比拟名妓，评选出“花魁”；有的则干脆模仿科举考试的功名头衔来排列名妓等次，也分一、二、三甲，一甲3名自然便是“状元”、“榜眼”、“探花”。这也许正是那些在科考中失意的士人借机对科场和官场腐败的一种揶揄与嘲讽。
“评花榜”带动地区经济
与时下的各类“选美”大赛相类似，“评花榜”前，组织者要先选好“花场”，订立评选章程条例，其评比内容则是令当代美女们望而生畏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但那年月尚无正式的公证机构，所以在评选议程中可省略掉“请公证人员致公证词”这一项。评选之日，当地各青楼中的名妓便打扮得花枝招展，争相赴会，场面非常热闹，围观者往往成千上万。风流才子与名妓汇于一堂，边饮酒行吟，边品题高下，题写诗词或评语。评写完毕，当场唱名公布。青楼女子一旦“中榜”，便会“身价十倍”。评选前后，当地旅馆、酒肆自然爆满，生意空前兴隆。
在距今九百多年的北宋熙宁年间，汴京就已有“评花榜”活动。当时汴京名妓郜懿以美貌著称，被文人词客品评为“状元红”，曾红极一时。
明代中叶后，“评花榜”更为盛行。冯梦龙《情史·情痴类》中就记载了由当时文人才子评品出的“金陵青楼十二钗”。还有好事者撰出《燕都妓品》和《金陵妓品》，依据“品、韵、才、色”把名妓分为4种风格，这也成为后来“评花榜”的4条标准。
明崇祯年间，金陵城曾在侨居水阁举行
新闻推荐
列夫·托尔斯泰左拉易卜生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创立以来，迄今已有100多人获得此奖。世界文坛群星闪烁，评此奖难免挂一漏万，百余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曾错失过20位文学大师，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