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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死”,可以吗?首个“尊严死”协会在京获批准成立,期待丰富“大限抉择”选项

山东商报 2013-08-19 18:56 大字

治,或不治,是每一位躺在病床上绝症患者必须面对的选择记者潘炳摄点击查看原图当生命走向最后时光,是选择用医疗手段和各种药物来痛苦的延续生命,还是放弃那些庞杂的维系设备,顺应自然的死去?尊严死,这个持续了十多年的“经典问题”,被再度热议,源于7月30日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北京“尊严死”协会(即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成立。在这场或许永远都不会有标准答案的争议背后,也是无数家庭与病患们都在普遍面对的现实问题——每个面临大限的人,都必须做出属于自己的尊严选择。“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抛出的人生选择,让现代人在面对“怎么死”的时候,依旧难以抉择。记者陈伟斌发自北京

治,与不治

对于张超文而言,钱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的肝癌已是晚期。

九个月前,已经67岁的张超文被确诊患肝癌。其实病情早已显现,若不是一次意外晕倒,他甚至还不会去医院做全面检查。

作为浙江省诸暨市的一名私营企业主,他的大家庭积累了令人羡慕的财产。当肝癌的消息传至族里时,所有亲友都赶到张超文家里,家庭大会的过程快而明了,没有任何异议或犹豫——治。

于是,张超文的表妹郭秋芹找了一圈熟人,终于让哥哥住进了当地最好的病房,所有人都觉得,即便最后还是无力回天,也得让张超文在最后的时日里,能在最好的医疗环境里接受最好的治疗,“不治怎么办?在村里,我们也不想让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

最好的治疗,在郭秋芹当时的意识里,不过就是钱的问题。

张超文也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尽可能的延续下去。住院前,他就向儿女们表达过这个意愿。“其实这个年纪了,如果是别人,我肯定建议回家休养。”作为张超文的远房亲戚,同时也是医生的张强,并不好在听说此事后对家人多说什么。直到今年5月底,他在去看望刚刚手术后、痛苦不堪的张超文:“他问我到底还治不治得好?”张超文问这句话时,身上插满了管子,当时除了张强,周围还有不少其他亲友,一时间,所有人都不知该如何答复。

最终,张强以几句安慰的话语,将那个问题搪塞了过去。但实际上,作为医生,他很明白张超文当时的情况。执意的治疗只会给那个已消瘦不堪的老人,平添更多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煎熬,“这种情况在中国太常见了,很多家庭就算是倾家荡产,都会让病患延续那屈指可数的时日,而非让他们享受最后的人生。”

张超文不知道,就在他癌症确诊的一年半前,同在诸暨,同是一位老人,却在癌症确诊后,没有选择住院治疗,而是过上了另一种生活,以一种叫“尊严死”的人生态度,面对不治之症。

2011年4月,陈作兵的父亲陈有强被查出身患腹膜恶性间皮瘤时,已是晚期,全身扩散。他儿子陈作兵,则是浙江省第一人民医院的毒理专家、医学博士。以往都是给别人挑选治疗方案的陈作兵,在面对摆在眼前的父亲的病历时,却也是束手无策。

在浙一医院普外科住院期间,陈有强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其他一些肿瘤晚期的病人,很多只是瘦弱的躺着,浑身插满管子,痛苦不堪。

于是,不想拖累子女,也不想让自己在痛苦中死去的陈有强找到了主治医生,提出希望安乐死,这个想法很快也被主治医生如实转达给了陈作兵。

听闻陈有强的想法后,陈家还为此召开了家庭会议。依照陈家的经济条件,如果按常规治疗,陈有强是可以多活些时日的。但期间,治疗的过程对陈有强而言却是非常痛苦。

这不仅是对陈作兵,对所有遭遇此类情况的病人与家属而言,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最终,会议结果是让陈有强自己做决定,家属们则尊重老人的选择。

在听完陈作兵对病情的相关说明后,陈有强给自己留了一夜的时间来做决定。次日一早,陈作兵接到母亲的电话:陈有强希望儿子将自己送回诸暨的农村老家,在那里度过余生……

选择与尊严

在医院的日常工作中,见到类似病例,张强和他地同事们都会将实情委婉的告知病患家属或病患自己,“这种事对我们而言,也很为难。”陈作兵亦是如此。“长期在医院工作,看到过一个数据,说一个人的医药费用,大约有1/3左右是花在最后和死神搏斗的那个战役上,而毫无例外,我们全部输了。”如今,距离父亲去世已将近一年半,陈作兵对尊严死也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尊严死是建立在尊重死亡、理解死亡的基础上的“安宁疗护”。

对此,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对此则表述更为直接:意义在于我们可以更加从容,更加尊严地走完回家的路,而不是慌张、害怕、匆忙、手足无措。如今,她不仅是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的创建者,也是今年7月30日刚刚成立、北京市卫生局主管的“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常务副理事长。

但在当时,陈作兵也没敢将这个理念直接引入家中。

陈有强回到村子,把生活过得舒心,成为他余生唯一的目标:不再打针吃药,没有任何禁忌,只吃些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和亲朋好友打电话,种地养鸡……2012年的春节,是陈家最为热闹的一个春节,陈有强还给每个孙辈都发了200元红包,原本每年只是50元。年夜饭结束,全家还拍了许多张全家福,陈有强在拍照时也始终笑着。

这期间,陈作兵还曾到英国短暂进修。在那里,他发现一些绝症病人在入院评估后,往往在病历上会有NCPR的标签——这意味着这个病人在危险时候,不要任何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拒绝延长生存几小时或者几天的希望。

活的是质量,而不是几天行尸走肉的生命,死也是有尊严的——这是陈作兵在国外进修时的感触。

过完春节,大年初一,陈有强因病重住进了诸暨市人民医院。2012年3月22日,他在医院安详去世。

相较之下,张超文则是在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后才决定了自己的余生走向。

6月初,张强接到郭秋芹的电话,被告知张超文已经出院,回到乡下“等死”。做这个决定的人,是张超文自己。张强则在电话里告诉郭秋芹,张超文的决定并非坏事。挂电话前,他用一句最简单,却也最真实的话嘱咐郭秋芹:“接下来的日子里,让老头子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吧。”

但作为张超文,已经很难——此前的治疗延续了他的生命,但回家后,只能卧床的张超文最终在今年7月中旬离世。“尊严死?当时肯定不知道这个说法。”郭秋芹至今也无法理解陈作兵当初为什么要听从陈有强的选择,在很多人看来,陈作兵的做法甚至是不孝,“在中国现在很多人都没法儿接受这种方式,毕竟中国传统还摆在那里。其实,我们觉得坚持治疗也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尊严。”“最后那段时光,他连话都已说不出来。”不过在张超文离世后,郭秋芹也慢慢开始理解哥哥最终决心出院的心情,她也开始怀疑,一开始决定治疗的决定,是对是错?“这些决定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理解不同病人、家属,是发自内心、经过思考做出的决定,均是成熟、理智、对的。”不仅是对家属和病患,对于医生本身,陈作兵也认为,医生该尽一切努力救治伤病;但在对待临终病人时,医生的定位则应是生命的看护者——现在很多医生也在改变传统的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到底的理念,而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家属,尊重病人、家属的理念,“不要去打扰他们,让火焰慢慢安静的平息。”

在非议中挑战

张超文和陈有强,以及他们家人的选择,正是中国所有病患老者以及他们的家属们所面对的普遍问题。

北京松堂临终关怀医院,作为我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院长李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及到北京一家大型医院交流学习时,在危重病房看到一位80多岁的男病人身上插了7根细管帮助他维持呼吸。可实际上,连主治医生都说,这位老人活不了3天。

对此,李伟反问实施抢救医生:“你给病人用了七、八种药液,即使把它们都倒进烧杯里,你想过那是什么成分吗?”

李伟说,松堂临终关怀医院85%的病人都表达过想要安详地离开人世的意愿。但现实中,却可能有85%的病人家属没有足够的勇气这样做——“尊严死”在现今的中国社会无法回避传统伦理观念的挑战,陈作兵就曾因父亲的事件受到过长时间的非议。

为了让人们接受“尊严死”的观念,淡化非议。2006年,在罗瑞卿之女罗点点的倡议下,“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成立,她试图以此来告诉人们什么叫“尊严死”。除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罗点点还在计划建立中国生前预嘱注册中心,倡导将死亡的权利还给病患本人。

如今,这个探讨“死亡”话题的网站,已经累计有91万人次的流量,并有万人已经填写了“生前预嘱”。而在美国,这个数字为400多万。

但作为北京市卫生局,也在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时公开表态称,因该协会倡导推广的“尊严死”和“安乐死”有本质上的不同,而我国虽然没有明确法律法规禁止公民选择“尊严死”,但也没有相关法律支持此行为,可以说仍是“处于法律空白状态”,所以北京市卫生局和市民政局不会介入推广宣传,目前只是对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不过就在近期,有媒体针对“尊严死”做了一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59.8%的受访者赞成“尊严死”,13.3%的受访者持反对意见,26.9%的受访者选择“看情况”。

对此,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顾问、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则认为,要面对并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

任凌锋认为,人们可以将自己的“生前预嘱”放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上,病患临终时,其家属可以将“生前预嘱”向医生出示,要求按照患者生前的意愿去做。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病人的病情是被确定为不可挽救的了,如果患者还有被救活的可能,那么这份“生前预嘱”即便家属出示也无效。“我知道死亡有一万多道门,让人们各自退场离去。”——父亲去世后,陈作兵在面对猛烈的社会争议时,留下了这句手记。而郭秋芹和族人们来说,他们已尽到了所有能力,虽然也看到了张超文最后的痛苦挣扎,并开始逐渐明白“尊严死”的意义,但毕竟,他们所做的一切无对错可言,“其实有时我也在想,万一我也有那么一天,我会怎么做决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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