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死”，可以吗？首个“尊严死”协会在京获批准成立，期待丰富“大限抉择”选项
治，或不治，是每一位躺在病床上绝症患者必须面对的选择记者潘炳摄
点击查看原图当生命走向最后时光，是选择用医疗手段和各种药物来痛苦的延续生命，还是放弃那些庞杂的维系设备，顺应自然的死去？尊严死，这个持续了十多年的“经典问题”，被再度热议，源于7月30日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北京“尊严死”协会（即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成立。在这场或许永远都不会有标准答案的争议背后，也是无数家庭与病患们都在普遍面对的现实问题——每个面临大限的人，都必须做出属于自己的尊严选择。“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抛出的人生选择，让现代人在面对“怎么死”的时候，依旧难以抉择。记者陈伟斌发自北京
治，与不治
对于张超文而言，钱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的肝癌已是晚期。
九个月前，已经67岁的张超文被确诊患肝癌。其实病情早已显现，若不是一次意外晕倒，他甚至还不会去医院做全面检查。
作为浙江省诸暨市的一名私营企业主，他的大家庭积累了令人羡慕的财产。当肝癌的消息传至族里时，所有亲友都赶到张超文家里，家庭大会的过程快而明了，没有任何异议或犹豫——治。
于是，张超文的表妹郭秋芹找了一圈熟人，终于让哥哥住进了当地最好的病房，所有人都觉得，即便最后还是无力回天，也得让张超文在最后的时日里，能在最好的医疗环境里接受最好的治疗，“不治怎么办？在村里，我们也不想让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
最好的治疗，在郭秋芹当时的意识里，不过就是钱的问题。
张超文也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尽可能的延续下去。住院前，他就向儿女们表达过这个意愿。“其实这个年纪了，如果是别人，我肯定建议回家休养。”作为张超文的远房亲戚，同时也是医生的张强，并不好在听说此事后对家人多说什么。直到今年5月底，他在去看望刚刚手术后、痛苦不堪的张超文：“他问我到底还治不治得好？”张超文问这句话时，身上插满了管子，当时除了张强，周围还有不少其他亲友，一时间，所有人都不知该如何答复。
最终，张强以几句安慰的话语，将那个问题搪塞了过去。但实际上，作为医生，他很明白张超文当时的情况。执意的治疗只会给那个已消瘦不堪的老人，平添更多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煎熬，“这种情况在中国太常见了，很多家庭就算是倾家荡产，都会让病患延续那屈指可数的时日，而非让他们享受最后的人生。”
张超文不知道，就在他癌症确诊的一年半前，同在诸暨，同是一位老人，却在癌症确诊后，没有选择住院治疗，而是过上了另一种生活，以一种叫“尊严死”的人生态度，面对不治之症。
2011年4月，陈作兵的父亲陈有强被查出身患腹膜恶性间皮瘤时，已是晚期，全身扩散。他儿子陈作兵，则是浙江省第一人民医院的毒理专家、医学博士。以往都是给别人挑选治疗方案的陈作兵，在面对摆在眼前的父亲的病历时，却也是束手无策。
在浙一医院普外科住院期间，陈有强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其他一些肿瘤晚期的病人，很多只是瘦弱的躺着，浑身插满管子，痛苦不堪。
于是，不想拖累子女，也不想让自己在痛苦中死去的陈有强找到了主治医生，提出希望安乐死，这个想法很快也被主治医生如实转达给了陈作兵。
听闻陈有强的想法后，陈家还为此召开了家庭会议。依照陈家的经济条件，如果按常规治疗，陈有强是可以多活些时日的。但期间，治疗的过程对陈有强而言却是非常痛苦。
这不仅是对陈作兵，对所有遭遇此类情况的病人与家属而言，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最终，会议结果是让陈有强自己做决定，家属们则尊重老人的选择。
在听完陈作兵对病情的相关说明后，陈有强给自己留了一夜的时间来做决定。次日一早，陈作兵接到母亲的电话：陈有强希望儿子将自己送回诸暨的农村老家，在那里度过余生……
选择与尊严
在医院的日常工作中，见到类似病例，张强和他地同事们都会将实情委婉的告知病患家属或病患自己，“这种事对我们而言，也很为难。”陈作兵亦是如此。“长期在医院工作，看到过一个数据，说一个人的医药费用，大约有1/3左右是花在最后和死神搏斗的那个战役上，而毫无例外，我们全部输了。”如今，距离父亲去世已将近一年半，陈作兵对尊严死也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尊严死是建立在尊重死亡、理解死亡的基础上的“安宁疗护”。
对此，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对此则表述更为直接：意义在于我们可以更加从容，更加尊严地走完回家的路，而不是慌张、害怕、匆忙、手足无措。如今，她不仅是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的创建者，也是今年7月30日刚刚成立、北京市卫生局主管的“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常务副理事长。
但在当时，陈作兵也没敢将这个理念直接引入家中。
陈有强回到村子，把生活过得舒心，成为他余生唯一的目标：不再打针吃药，没有任何禁忌，只吃些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和亲朋好友打电话，种地养鸡……2012年的春节，是陈家最为热闹的一个春节，陈有强还给每个孙辈都发了200元红包，原本每年只是50元。年夜饭结束，全家还拍了许多张全家福，陈有强在拍照时也始终笑着。
这期间，陈作兵还曾到英国短暂进修。在那里，他发现一些绝症病人在入院评估后，往往在病历上会有NCPR的标签——这意味着这个病人在危险时候，不要任何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拒绝延长生存几小时或者几天的希望。
活的是质量，而不是几天行尸走肉的生命，死也是有尊严的——这是陈作兵在国外进修时的感触。
过完春节，大年初一，陈有强因病重住进了诸暨市人民医院。2012年3月22日，他在医院安详去世。
相较之下，张超文则是在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后才决定了自己的余生走向。
6月初，张强接到郭秋芹的电话，被告知张超文已经出院，回到乡下“等死”。做这个决定的人，是张超文自己。张强则在电话里告诉郭秋芹，张超文的决定并非坏事。挂电话前，他用一句最简单，却也最真实的话嘱咐郭秋芹：“接下来的日子里，让老头子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吧。”
但作为张超文，已经很难——此前的治疗延续了他的生命，但回家后，只能卧床的张超文最终在今年7月中旬离世。“尊严死？当时肯定不知道这个说法。”郭秋芹至今也无法理解陈作兵当初为什么要听从陈有强的选择，在很多人看来，陈作兵的做法甚至是不孝，“在中国现在很多人都没法儿接受这种方式，毕竟中国传统还摆在那里。其实，我们觉得坚持治疗也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尊严。”“最后那段时光，他连话都已说不出来。”不过在张超文离世后，郭秋芹也慢慢开始理解哥哥最终决心出院的心情，她也开始怀疑，一开始决定治疗的决定，是对是错？“这些决定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理解不同病人、家属，是发自内心、经过思考做出的决定，均是成熟、理智、对的。”不仅是对家属和病患，对于医生本身，陈作兵也认为，医生该尽一切努力救治伤病；但在对待临终病人时，医生的定位则应是生命的看护者——现在很多医生也在改变传统的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到底的理念，而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家属，尊重病人、家属的理念，“不要去打扰他们，让火焰慢慢安静的平息。”
在非议中挑战
张超文和陈有强，以及他们家人的选择，正是中国所有病患老者以及他们的家属们所面对的普遍问题。
北京松堂临终关怀医院，作为我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院长李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及到北京一家大型医院交流学习时，在危重病房看到一位80多岁的男病人身上插了7根细管帮助他维持呼吸。可实际上，连主治医生都说，这位老人活不了3天。
对此，李伟反问实施抢救医生：“你给病人用了七、八种药液，即使把它们都倒进烧杯里，你想过那是什么成分吗？”
李伟说，松堂临终关怀医院85%的病人都表达过想要安详地离开人世的意愿。但现实中，却可能有85%的病人家属没有足够的勇气这样做——“尊严死”在现今的中国社会无法回避传统伦理观念的挑战，陈作兵就曾因父亲的事件受到过长时间的非议。
为了让人们接受“尊严死”的观念，淡化非议。2006年，在罗瑞卿之女罗点点的倡议下，“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成立，她试图以此来告诉人们什么叫“尊严死”。除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罗点点还在计划建立中国生前预嘱注册中心，倡导将死亡的权利还给病患本人。
如今，这个探讨“死亡”话题的网站，已经累计有91万人次的流量，并有万人已经填写了“生前预嘱”。而在美国，这个数字为400多万。
但作为北京市卫生局，也在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时公开表态称，因该协会倡导推广的“尊严死”和“安乐死”有本质上的不同，而我国虽然没有明确法律法规禁止公民选择“尊严死”，但也没有相关法律支持此行为，可以说仍是“处于法律空白状态”，所以北京市卫生局和市民政局不会介入推广宣传，目前只是对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不过就在近期，有媒体针对“尊严死”做了一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59.8%的受访者赞成“尊严死”，13.3%的受访者持反对意见，26.9%的受访者选择“看情况”。
对此，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顾问、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则认为，要面对并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
任凌锋认为，人们可以将自己的“生前预嘱”放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上，病患临终时，其家属可以将“生前预嘱”向医生出示，要求按照患者生前的意愿去做。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病人的病情是被确定为不可挽救的了，如果患者还有被救活的可能，那么这份“生前预嘱”即便家属出示也无效。“我知道死亡有一万多道门，让人们各自退场离去。”——父亲去世后，陈作兵在面对猛烈的社会争议时，留下了这句手记。而郭秋芹和族人们来说，他们已尽到了所有能力，虽然也看到了张超文最后的痛苦挣扎，并开始逐渐明白“尊严死”的意义，但毕竟，他们所做的一切无对错可言，“其实有时我也在想，万一我也有那么一天，我会怎么做决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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