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加黑，永恒的裂缝！
一名埃塞俄比亚移民被以色列骑警追打后倒在地上。此时此刻，所有美国人都已知道了这个事实：一个名叫特雷文·马丁的少年被杀害，而凶手乔治·齐默尔曼被无罪释放，他宣称自己是因自卫而开枪的辩解得到了陪审团的认同。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事人们闭着眼睛也能想象出来：抗议者认为法律体系在关键的地方出现了问题 ，从法律授予齐默尔曼的权利到这起案件的调查和审判过程都应该予以纠正；另外一些人则拼死捍卫齐默尔曼作为一个协警佩枪和自卫的权利。
为了达到目的 ，人们会游行 、会示威；司法部会调查 、会进行民意测验；最后 ，一些法律和政策会“充满希望地”、“十分必要地”发生变化。
但是 ，当各地的政治辩论自生自灭时 ，当专家们的注意力转移他处时 ，当这一切结束时 ，总会给大家留下一点特别的东西。在种族问题上大家究竟持有怎样的立场？对于美国黑人来说 ，这是一种又酸又痛的感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一个被授权佩枪的人凭借任何理由都可以不受惩罚地射杀他们或他们的儿子 、丈夫以及亲朋好友。美国
《新闻周刊》记者约书亚·杜波依斯在
自己的办公室和未婚妻一起十指紧扣坐在地板上观看了审判直播 ，审判结束后 ，未婚妻转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了杜波依斯一眼。杜波依斯的未婚妻很聪明 ，在法律院校接受过教育 ，不会过于情绪化 ，也从来没有语无伦次。
但当镜头对准特雷文·马丁的母亲时 ，她说：“他们杀了我们的孩子 ，难道就这样算了？”许多美国白人怀着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境 ，电视和社交媒体上对此事的反应是一片沉寂 ，因为他们如果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很快会招来一片谴责之声。
游行会继续 ，人们会对法律进行辩论 ，并希望改变。但当一切说过和做过之后 ，留给人们的依然是那道永恒的裂缝。
那么人们究竟能做什么呢？在对齐默尔曼的判决作出后的几天里 ，杜波依斯找了好几位一辈子都在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斡旋的人 ，杜波依斯问他们 ，究竟如何才能在美国的黑人和白人之间找到公正 ，美国如何才能治愈自己的顽疾？
白人观点南方浸信会领袖罗素·摩尔：应举办地区性对话
人们一定不会认为南方浸信会是个能提供解决美国种族问题的建议的地方。该会成立于1845年 ，其会员坚持认为外国传教士应该可以拥有自己的奴隶 ，此后一个多世纪 ，南方浸信会领袖一直站在限制少数民族权力的
最前沿。他们希望维持《吉姆·克劳法》（美国种族隔离法 ，1964年才被
废除） ，作为美国最大的新教宗派 ，南部浸信会一直是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最主要的对手。
历史塑造了罗素·摩尔这样引人注目的家伙。他是一个南方白人 ，有着灿烂的笑容和乌黑的头发 ，永远是一副喜气洋洋的神态。摩尔是南方浸信会伦理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最新首领 ，是这个宗派的公共政策的支柱以及最有力的发言人。而且 ，不管你信不信 ，他已经成为了美国传统民权社团以外在种族问题上表达能力最强 、最有说服力的社团领袖。
当罗素·摩尔还是一个小孩子时 ，他就在密西西比州的比洛克西主日学校学习 ，比洛克西紧靠墨西哥湾 ，可称是美国的最南端。和所有顽皮的小男孩一样 ，罗素·摩尔喜欢将一个肮脏的二十五美分硬币放到嘴里。他的行为被老师发现了 ，于是老师训斥他：“罗素 ，把硬币从嘴里吐出来 ，你不知道哪个黑人摸过它！”小罗素坐在那里 ，惊呆了。因为那著名的赞歌里唱着“耶稣爱小孩子 ，爱全世界所有的小孩子……”这段经历让罗素·摩尔受到了震动。他告诉杜波依斯 ，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两件事—— — 种族主义和基督教福音是没法并存的。他说：“现在回想我的老师 ，她就像是患上了一种道德精神分裂症。她信仰上帝 ，但在对待非洲裔儿童时 ，执行的却是另一套道德准则。”由于密西西比的经历 ，摩尔制订了一个个人目标 ，找出深深植根于美 国人灵魂中的种族主义的根源。他先是担任了教会委员会的助理 ，然后又成为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的教授和院长。
当他开始担任南方浸信会的首席伦理专家后 ，他在成千上万南方浸信会会员面前呼吁种族和解。
摩尔告诉杜波依斯 ，通过他的工作他了解到 ，像他儿时在主日学校遇到的那位老师那样的人通常不是“邪恶的”白人至上主义者 ，也从来不会想去伤害谁或者想让国家实现他们的“白人理想”。相反 ，种族主义普遍存在于那些善良的人当中。按照摩尔的说法 ，种族主义是美国的环境文化的一部分。
当谈到乔治·齐默尔曼和特雷文·马丁的案子以及已经出现的后果时 ，摩尔说 ，最核心的问题是 ，美国的黑人和白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
“非洲裔美国人倾向于从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方面谈论问题 ，”他解释说 ，“我们很少听到他们谈论个人的事情。本来 ，马丁的案子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但有一天一个非洲裔牧师告诉我 ，他不希望他的小儿子去一些地方 ，因为担心儿子会成为另一个马丁。”“这个人担心儿子的人身安全 ，”摩尔继续说道 ，“同样作为一个父亲和一个男人 ，我深深受了刺激 ，为什么我不会发出这样的担心而那位黑人牧师会发出这样的担心呢？我只是把这件事当作一个个案 ，但那位黑人牧师却会认为这是对所有黑人的安全的威胁。这个故事打破了美国社会一切安好的神话。”摩尔显然认为白人更关注个案 ，他建议白人在看待对齐默尔曼的判决时能够从微观走向宏观 ，他说：“另一方面 ，太多的白人更关注这起案件的个体意义 ，而没有从大局方面意识到这起案件的意义 ，这不仅仅是一起案件 ，这起案件戳到了美国历史的软肋。我们必须认识到 ，非洲裔美国人从特雷文·马丁的身上看到了梅德加·埃弗斯 、埃梅特·蒂尔等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的影子 ，白人在对话中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摩尔来说 ，在何处以及以何种方式展开这种对话非常重要。他说：
“这些对话必须被限制在地区一级的层面上 ，决不能发展为全国性的热点。
为了准备这种对话 ，我们有很多前期工作要做。”“这就像婚姻 ，”摩尔补充道 ，“你得提前做准备 ，以便在合适的时候结婚。如果结婚的时机不对 ，你们婚后就会经常争吵 ，甚至在尖叫声中夺门而逃。”
黑人观点众议员约翰·刘易斯：对话的前提是宽恕
众议员约翰·刘易斯曾经亲眼目睹种族冲突的兴盛和衰落 ，当年他穿过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的埃德蒙·佩特斯大桥时 ，曾经遭遇过警棍的殴打。
但即使见多识广 ，齐默尔曼案件的裁决依然让他感到很吃惊。他说：“当听到裁决后 ，我感到很不舒服 ，整整一天 ，我都说不出一句话来。”从那时起 ，他对这起案件的审判做了很多思考 ，他想弄清楚这个国家该往哪里走。杜波依斯问他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满心期望听到一些诸如“人们应该组织起来 、政策应该改变”之类的论调。他没让杜波依斯失望 ，但在停顿了一秒钟之后 ，他又说道：“你知道 ，整个事件的关键是：我们必须原谅乔治·齐默尔曼。我们必须原谅那些自认为做了正确的事的人。”“我原谅了上世纪60年代领导南方坚持种族隔离政策 ，对抗联邦政府民权运动的乔治·华莱士 ，我原谅了那些在南卡罗来纳州洛克希尔打我的人 ，”他继续说道 ，“为了让努力有效 ，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对话都必须建立在宽恕的伦理基础上。”刘易斯说 ，他从一个名叫吉姆·劳森的人那里学到了这个道理 ，吉姆·劳森是卫理公会的一名黑人牧师和传教士 ，来自俄亥俄州 ，他在印度花时间学习了甘地的处事原则。听到劳森的故事后 ，连马丁·路德·金都向他发出召唤：“快来吧。我们这里缺乏你这样的人。”“吉姆·劳森告诉我 ，任何有关种族话题的有意义的行动都必须以宽恕开始 ，”刘易斯说 ，“一旦宽恕 ，我们就可以鼓励大多数人走我们自己的路 ，那是一条黑人母亲的路 ，是一条黑人父亲的路 ，是一条黑人儿子的路 ，是一条黑人女儿的路。但是首先 ，我们必须宽恕。”
作家玛娅·安杰洛：更关心已经做过的事
从刘易斯和摩尔开出的“处方”可以看出 ，要想解决种族问题这个美国顽疾 ，人们需要做的事有多么的不同 ，他们专注于未来的挑战 ，他们是正确的。但美国文坛最耀眼的黑人女作家和诗人玛娅·安杰洛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她更关心的是人们已经做了多少正确的事。这些年来 ，安杰洛用她的语言 、她的诗乃至她的生命试图为这个国家的文化编织出一幅公平的图景 ，但是特雷文·马丁的案子让她的心都碎了。然而 ，她并没有绝望。
“看看那些抗议的人 ，”她说 ，“看看那些站出来维护自己权利的人。”从他们的脸上她看到了美国的未来。
“这些人并不仅仅是黑人或仅仅是白人 ，这些人是正确的人 ，”她说 ，“抗议的人中有50%-60%都是白人。”安杰洛把这次抗议与当年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游行相比较 ，当年 ，基督徒 、穆斯林和犹太人手拉手肩并肩齐聚马丁·路德·金的麾下 ，北方的学生加入南方佃农的队伍 ，一起为了伟大的自由而奋斗。
对于安杰洛来说 ，关键点在于：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斗争产生了深深的同情。特雷文之死再次唤醒了民众。“并不只有非洲裔美国人觉得受到了轻视和伤害 ，”安杰洛说 ，“人们需要理解发生了什么 ，人们需要理解 、告知和消化什么是正确的 ，并最终将正确的概念告诉所有拥有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杜波依斯很喜欢在咖啡厅或者餐厅听邻居讲他们的感受 ，如果在黑夜里看见特雷文·马丁那样穿着连帽运动衫的年轻人 ，他们会有什么感觉？然后杜波依斯会和他们分享一些自己对这些男孩的了解：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焦虑 、他们的梦想。
（本版图文均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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