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字德
作家用电脑写作、发稿是近十几年的事，过去都凭秃笔一杆、稿纸若干“码字儿”，痴心不改，“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用笔写作可不比用电脑便捷，因为全靠手写，横竖撇捺得一笔笔来，无论何种字体，都要求有扎实的书写底子，最好纸面工整洁净，钉是钉，铆是铆，字儿能让编辑和排字工人看得清楚，一目了然。曾有编辑和排字工人议论，说某某作家的字儿好，四四方方，一笔一划，看着舒服，简直是享受。某某作家的字儿不好辨认，字迹潦草，看稿如受煎熬。这里原因有别，一是作者文化墨水少，像陈登科写《活人塘》，就因为识字不多，只好自造字或用符号代替，是编辑们费劲猜想，破译“密码”，帮助他修改完成了书稿。二就是写作习惯不好，书写马虎，较少为编、排人员工作方便而考虑。
写作如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句句苦字字血。许多作家谋篇布局冥思苦想，遣词造句绞尽脑汁，倾注笔端也一丝不苟，把满篇好字当做尊重他人不可缺少的准则，是为典范。像叶圣陶笔耕一生，以身作则，誊写清楚才交稿。与鲁迅希望儿子“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不同，他是少数愿意把写作技能传授子女的作家，但要求先得学会做人。上世纪40年代在成都，每到掌灯时，叶圣陶辅导子女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三兄妹写作，原稿经他点评修改，裁裁补补，水平大有提高，直至可上报刊版面。此时，叶圣陶不忘教育儿女：“要想到别人”，交稿要字迹清晰。夫人胡墨林夫唱妇随，用毛笔把满是修改符号的草稿誊抄一遍，或投稿，或收藏。得益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子女继承父业及良好习惯，合集出版了《花萼与三叶》等，为文坛佳话。直到晚年，叶至善为妹妹叶至美看稿改稿，仍是亲手誊抄后才肯向报刊推荐。
喝过洋墨水的林语堂，善用英文写作，除了少量使用英文打字机，多数是用笔写稿。他的写作习惯是将英文词句写在翻开的笔记本右页，留下左边一整页作修改的“注脚”用。修改方法也别具一格：用粗深的彩笔，涂抹删除之处，依次注明号码，在左边空白页按编号写上修改字句，这样的原稿不显潦乱，易于识别，极大减少了重抄的工作量。林语堂的精明，不单是写出了《京华烟云》、《啼笑皆非》等大量作品，也在于他善用巧劲，在文稿整洁好认的前提下，减去重复的劳动。
来自山西黄土地的赵树理是“山药蛋”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说农村事，讲农家话，语言、故事、人物土得掉渣儿，有鲜明浓郁的地域特点和时代风貌。赵树理写稿有“洁癖”，不但稿子干净，也不愿别人在他稿上改动。1946年，写小说《福贵》和《催粮差》时进展缓慢，出于对情节人物的审慎把握，下笔犹豫不决，一天仅写一千多字，但一格一字，十分工整。同事问他为何这样，他说，要想到排字工人检字的困难。艰苦条件，最见真情。
被誉为“神童作家”的刘绍棠，13岁在报上登稿，14岁就能靠稿费养活自己，供妹妹读书。他的《京门脸子》、《蒲柳人家》等一批清新自然，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品，展现了京东运河家乡的风情画面，为“荷花淀”派代表之一。刘绍棠从小练就打草稿的“童子功”，他的作品成稿要经过三道程序：第一道用废纸划拉自己才看得懂的构思图语，第二道是将初稿写在白纸上并修改润色，第三道才把定稿文字整齐抄入格纸。若错了字，决不涂抹，写在另外的格纸，剪下贴在错字上，不露痕迹，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
“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古代先贤崇尚文与德并重，两者不可偏废。对当代作家而言，虽然写作条件极大改善，但万变不离其宗，仍需具备良好的文德。像前辈那样为他人着想，文通字正，亦为美德，值得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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