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恐惧症”背后是工作对生活的异化

□杨朝清 武汉

10月7日是长假最后一天。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微博上，不少白领在这天吐槽最多的一句话几乎都是“不想上班”。沉溺在假期的悠然自得当中，面临即将开始的工作，许多人开始寻找延长假期的理由，于是有人在微博上祈求“高速塞车”或者是“赶不上回程的火车”，甚至“突然生病”。

在工具理性盛行的现代社会，讲究效率、追求精准已经成为职场的生存法则。但是，在效率或者收益最大化的背后所呈现的，通常是交往行为和情感活动的巨大破坏。时间就像一个“紧箍咒”，裹挟了人们太多的喜怒哀乐。上紧了发条的匆忙步履，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工作对生活的异化。

在全社会讲发展的语境下，效率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在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里，人们见识了工业社会时代流水线上的生产方式对人的异化。“过劳死”也好，“网络性格说”也罢，工作对生活的空间挤压和形式异化，频频走进公众视线，不断刺激着人们关于生命与健康的那根敏感神经。

白领们之所以千方百计有意思潜意识地“不想上班”，实则是想远离所谓的“没有硝烟的战场”。时间冲突和角色模糊，让人们不堪重负；比较差异导致的心理落差，让“悲催族”的相对剥夺感大行其道；互动缺失和人际关系的紧张，进一步恶化了职场生态。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烦恼越来越多，职场成为令人苦不堪言、望而生畏的地方。

不论是孩子生病了，还是朋友要结婚，抑或是头发做坏了需要重做，不想上班而绞尽脑汁请假的白领们，总是会编造出五花八门或冠冕堂皇或稀奇古怪的理由。在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下，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即使难以核实信息的真假，心中的疑窦与顾虑却也在所难免。

更进一步说，“不想上班”纵有千般理由，却也只能是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消除“上班恐惧症”，除了主观的心理调适，也应该包括一些社会约定俗成的客观成分。换言之，消弭那些可能使人们苦痛和烦恼的因素，譬如工作任务繁重、薪酬福利低下、职业前景黯淡等。这一切，既需要公共机构加强劳动保护，也需要用人单位完善激励机制，同时也离不开社会组织提供公益服务。

马卡连柯曾说：“培养人，就是培养他对前途的希望。”当白领们视上班为“畏途”，我们就有必要反思当下的职场生态。如果说“上班恐惧症”是一种角色转换和空间置换上的“阵痛”，那么如何缩减工作与生活的连接距离，消解工作对生活的异化，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现实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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