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捕手 你要有足够强大的神经，去面对碎尸、杀妻、食尸这种魔鬼才能犯下的罪行；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在李玫瑾的引领下进入魔鬼们的心灵世界；你也要有悲悯的心，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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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义知道，他必须要再给李玫瑾打个电话了。
2007年初的一个上午，张忠义对着尸检台上的几十块碎尸沉思了半个小时，到底是什么人干的？张忠义是安徽省宿州市刑警大队大队长，从事刑侦工作30年，破获过很多全国知名的大案，经验相当丰富。他想尽快破案，不想浪费一分一秒。
他是在尸检室打的电活，“姐，我又有事情要麻烦你了……”他几乎没客套就开始讲案情。那天一大早，打扫卫生的在宿州城区农机局宿舍楼边的一个小工地上发现几塑料袋垃圾，打开一看，是被肢解的尸体，就立刻报了案。死者是个十几岁的女孩，还在上高中。抛尸的地方并不在女孩家附近，学校规定学生如果在学校附近网吧上网，就要受处分。她的好朋友家附近有个网吧，给她画了个地图，相约去上网，但她并没出现。这个朋友家就在抛尸现场旁边。
李玫瑾在电话那边，多数时间在听，偶尔提问。她让张忠义描述一下尸体的状态。张忠义在警校就学的痕迹检验，是很不错的痕检专家。痕检是什么？看美剧CIS的都知道，指纹、证物、DNA……当然，还有尸体。张忠义办过很多碎尸案，分割尸体多数情况都是为了方便抛尸。这次不同，凶手下手利落，关节部分剔得很干净。张忠义眼前就是几十块碎尸，头皮被剥下来，子宫被完整地摘下来，每个器官分割得都是完整的……
“还有什么特别的？”李玫瑾问。
“乳房上两刀有点奇怪。”他说。
“怎么怪法？那两刀是怎么切的？”她问。
“乳房侧面有一刀，表皮上也有一刀，切得有点深。这两刀都不是为了分割，不知道为什么。”
李玫瑾这时忽然笑了，张忠义有点困惑。
“姐，你给分析分析，罪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应该是男性，很年轻，不会超过20岁。”她说。
“为什么？”
“被害人年龄不大，对应人应该也年岁不大。他切那两刀，应该是好奇。”
张忠义沉默了几秒。李玫瑾又说，这人会有厨师一类的经历。这点张忠义倒也想到了。挂电话前，李玫瑾提醒张忠义——弃尸仓促，犯罪现场应该离弃尸现场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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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义给李玫瑾打电话前，他们其实只见过两次，通过几次电话，但张忠义就把对李玫瑾的称呼从“李老师”改成了“姐”。李玫瑾1958年出生，比张忠义只大一岁。张忠义是东北人，一米八几的个头，在刑警队以机智、强悍出名。让五十几岁的老干探自认小弟，并不容易。
张忠义第一次见李玫瑾，是因为一起陈年积案。2001年，张忠义还在宿州市的砀山县做刑警支队长，辖区内发生一起强奸抢劫杀人案，他查了几个月没什么收获。后来发现那是个系列案件，离砀山县不远的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交界处，也发现了几起类似的案子。砀山当时又出了另外几个大案，张忠义只能把强奸案暂且放下。五六年过去了，张忠义从砀山县城调回市局，案子不但没破，受害人却越来越多，到了十几个。
对李玫瑾，张忠义开始也没抱多大希望。公安部的专案组几年间来了三拨，4省的公安部门也联合开了好多次会，不见成效。
2003年，李玫瑾对马加爵案的分析，不仅让普通人对她留下深刻印象，公安系统内部遇到疑难案件也开始找她，但都知道她主要研究理论，接触实案并不多。2006年1月，刚巧她在离宿州不远的亳州讲课，就把她也请来了。她来的前一晚，张忠义绐好友武伯欣打了个电话。武伯欣是中国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和李玫瑾是同事，中国一流的测谎专家。武伯欣说：“李玫瑾研究犯罪心理，在犯罪地域学上也是全国屈指可数的专家，有什么问题，尽可以问她。”
张忠义第二天对李玫瑾格外留意。开会时，李玫瑾讲话很谦虚，只说“我感觉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她认为罪犯应该是24-35岁之间，体形偏瘦，个性孤僻，在男性面前老实、顺从；家庭情况应该正常，已婚、双亲都在，家中排行小，上面有几个姐姐……刑警们虽然嘴上没说，“但感觉是来了个算命先生”。张忠义对她谈的这些没感觉，不知道她这些判断从何而来。
但李玫瑾另外的一些话倒让张忠义信服。那十几起案件地跨4省，前后7年。李玫瑾看过案卷，认为这个案犯生活、打工在山东单县，应该有亲属在河南，在安徽砀山和江苏境内只是路过作案。他作案后期的重点集中在山东，所以李玫瑾认为应该对单县作重点盘查。张忠义自己经手安徽境内的案子，亲自带人盘查，他确信案犯不是安徽人，很赞同李玫瑾的分析。
案子两个月后破获，证实了李玫瑾的分析。张忠义也就认定，李玫瑾是他在今后侦破中可以提供帮助的人。
隔了半年，宿州又发生了一起命案。在宿州106国道边上，发现了3只旅行箱，箱子里分别装着一个女子的躯干、四肢、衣服，头不见了，胸部、生殖器也都不见了。张忠义又想起了李玫瑾，当天就乘夜车到北京去见她。他给李玫瑾看了现场照片，想让李玫瑾帮着判定凶案现场在城市还是农村。抛尸地离宿州市不远，离蚌埠市固镇也很近，如果案发在固镇，就出了他的辖区。李玫瑾看了照片，肯定地说，是你们宿州的，这是典型的驾车抛尸案。
“农村杀人，挖个坑埋了就好，用得着抛尸？”张忠义还有一点不明白，顺口问，“他把被害人的生殖器弄哪儿去了？”
李玫瑾说，“吃了。”
“这个凶手变态么？”
“也算变态，但也不变态。凶手跟被害人应该是情人关系。”
10天后，张忠义亲手把凶手抓到了，是被害人的丈夫朱大鹏，他在宿州开出租车。张忠义后来审问他，你把老婆生殖器弄哪儿去了，朱大鹏直接说，“被我吃了。”
从那之后，张忠义对李玫瑾的称呼就变成了“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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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忠义没想到，这么聪明的姐，也有解决不了的麻烦。去年，张忠义又去见李玫瑾，她头发花白，忽然就老了。虽然他叫李玫瑾姐，但李玫瑾以前看起来很年轻，精神、干练。张忠义说，“姐，你也太不注意形象了，怎么头发都不染了。”李玫瑾说，有了外孙女，太忙。张忠义知道，她可能因为药家鑫案子上了股火，但又不知怎么安慰。
药家鑫的案子确实让李玫瑾头疼。案情简单，风波巨大。李玫瑾为人所知，是她在央视以犯罪心理学专家的身份点评案件。她是中国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被称为中国心理画像第一人。人们通过马加爵案知道了她，之后她又分析过邱兴华、杨佳、赵承熙等案子……这些年来她对案件的分析，总会引起或多或少的争议，去年的药家鑫案，争议达到了顶峰。
2010年，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深夜驾车撞人后，再刺8刀致人死亡。李玫瑾在央视《新闻1+1》分析这个案件。她曾经让记者带给药家鑫一份调查问卷，其中有个问题，“你拔刀刺向那个年轻女人的时候，她会有惨叫、乞求或呻吟。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和心态，为何不停手？”主持人问她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李玫瑾说：“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强迫行为，强迫行为就是：他做的这个动作往往不是一种兴趣动作，而是机械动作，这个动作往往会变成一个替代行为……他拿刀扎向这个女孩的动作，和在他心里有委屈、有痛苦、有不甘的时候，却被摁在钢琴跟前弹琴是一个同样的动作……”
李玫瑾完全没想到，这段话会激起众怒。她能轻易赢得老警察的敬重，却在几分钟之内，失去了相当一部分普通人的认同。李玫瑾这段话后来在网上被戏称为“弹钢琴杀人法”，网友指责她把杀人动作用弹钢琴来解释，这是在帮药家鑫辩护。媒体评论人李承鹏、《新世纪》杂志常务副主编张进、清华大学美学教授肖鹰都公开撰文批评李玫瑾，她的专业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李玫瑾对于公众的反应一度困惑。对犯罪人设计调查问卷，再根据犯罪人对大量问题的回答，了解犯罪人的心理，是多年来工作的一部分。李玫瑾没有想到，试图去解释一个动作背后的心理成因，会被理解成为药家鑫开脱。
她后来解释说，“我分析的是药家鑫为什么不是扎了一刀，而是不间断地扎了8刀，是对这连续的动作作成因分析，不是分析他杀人的动机，他的动机还用分析吗？就是想摆脱麻烦。”但似乎已经没有人再关心她的解释。
那段时间，李玫瑾的博客上充斥着恶毒的评论。那个可以了解变态杀手幽暗内心的聪慧、镇定的心理学家，在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攻击时，也无可奈何。尤其是肖鹰的指责，更让她激喷。她曾经想回应，但又放弃了。“与一个不在自己专业内的人辩论，根本不能称之为辩论。”她的孤独感倍增。
陀思妥耶夫斯基100年前说过：没有什么比当众谴责作恶的人更容易，也没什么比理解他更难。李玫瑾的困境延伸了这句话——最难的是，理解了一个作恶的人，但要向愤怒的公众清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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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忠义给李玫瑾打过电话的当晚，碎尸案破了。凶手就住在弃尸现场旁边的楼里，是一个17岁的男孩，他试图再次丢弃剩余的残尸时被抓获。张忠义亲自审讯他。问他为什么杀人？他说对女性很好奇，女孩在楼下向他问路，被他骗上楼，她想逃脱、反抗，他就杀了她，并没有强奸。杀人之后，他把女孩衣服剥光，对着看了一整晚，凌晨才开始碎尸。李玫瑾的判断又被证实了。
张忠义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玫瑾。她特意又去了宿州见那个男孩。“他一直在哭，问他什么他都边哭边答。”他说话口齿不清，问他是谁带大的，发出含混的一个声音wo。李玫瑾只好再问是叔叔么？他摇头。又问是姑姑么？他点头。那是亲姑姑么？他又摇头。在他自己都记不清具体时间的幼年时期，这孩子被当成包袱多次遗弃，后来被送到一个饭店干活，他们能给他口饭吃，不至于饿死。李玫瑾问他在饭店做什么，刷碗么？他摇头。他每天只干一个活——剥兔子。李玫瑾当即明白，“他后来就像剥兔子一样把那个女孩给剥了。”
既然成功抓到了罪犯，为什么要去见那些杀人狂魔？对一个仅仅因为好奇就把陌生女孩子碎成48块的魔鬼，李玫瑾为什么要探究他的成长环境？她是要为他博取同情，替他开脱么？
实际上，通过对恶性罪犯的访谈了解他们的心理，由来已久，并非李玫瑾的独创。它开始于1978年，开创者是美国的犯罪心理学家约翰·道格拉斯——电影《沉默的羔羊》中老探长的原型。道格拉斯意识到，要从犯罪的角度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唯一途径就是弄清楚罪犯内心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必须去问罪犯本人。美国很多州没有死刑，道格拉斯得以见到众多的变态杀手、纵火犯、强奸犯，从对这些人的访谈中积累经验，以研究不同类型罪犯的心理，破获新案。
李玫瑾想去见那些变态杀手，也是想了解他们的心理，他们的犯罪动机、早期成长环境、个性形成……但进行访谈却相当艰难。中国的很多重案犯被执行死刑了，她又不是刑侦人员，很难见到重案犯。2003年，她想见马加爵，就没有被获准，她只能设计调查问卷，或者让记者帮忙，见到案犯时帮助提问。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药家鑫案也是如此。
尽管不易，李玫瑾这些年来还是见到了一些“变态杀手”，有通过私人关系联络的，也有像17岁少年碎尸案这样，地方刑侦人员请她介入侦破，案件破获，她就有了访谈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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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义破了106国道弃尸案，李玫瑾也有了机会去见朱大鹏。张忠义审讯时，朱大鹏承认杀了老婆，他居然还杀了自己的两个女儿，多年前还杀了自己老婆的妹妹。出乎意料的是，他还说，非常后悔没把父亲也杀了。他说杀老婆是因为她和他父亲通奸……张忠义觉得这人有些不对劲，在审讯时，他的眼光有些躲闪。他给李玫瑾又打了电话，把这些告诉了她。李玫瑾怀疑朱大鹏的作案动机，决定去宿州见见他。
朱大鹏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人。这个杀了老婆、女儿，吃了老婆生殖器，扬言要弑父的人，平时在村里人缘不错，接触过他的人都觉得他人很好，随和、谦逊，吃喝嫖赌样样不沾，连歌厅都很少去。他有辆车，经常捎村里人进城办事。尽管杀人碎尸，但他自己生活中却胆小如鼠。平时不敢一个人在家里过友，如果一个人睡，必须把所有灯都打开。村里一个男人因为开山被炸死了，全村人都跑去看热闹，唯独他一个人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这样一个人会去杀人，真是因为家中乱伦，他忍无可忍么？
李玫瑾去见朱大鹏，他看起来很老实，也很配合，有问必答，思路清晰，表达能力也不错。李玫瑾接触过各种类型的变态杀手，有的是天生的反社会人格，犯罪后依然嚣张；也有人明显表露出仇恨、冷漠或者不愿与人交流。和朱大鹏交谈了几个小时，李玫瑾断定，他是典型的缺陷型人格。以往的经验，这类罪犯都善于表达，但他们都特别强调犯罪的客观理由，把自己说得“令人同情”，将被害人说得一无是处，很有表演性与欺骗性。寻找他们谎言背后的真实想法，要花更大的心力，也要更为小心。
李玫瑾根本不相信朱大鹏是因为妻子和父亲通奸杀人。她认为他吃掉妻子的生殖器，“是一种独占行为”，潜台词为——死者的性器官只能属于他。李玫瑾很早就断定被害者和凶手是情侣，也是这个原因。李玫瑾当面问他为什么吃了妻子的生殖器，他也说，“她是我的，所以我要吃掉……”如果他真认为妻子与他父亲通奸，那他就会认为她是个不干净的女人，怎么肯吃掉她的生殖器？
李玫瑾跟他聊，发现他很多话自相矛盾。他说只怀疑第一个女儿是妻子和父亲的，但第二个女儿肯定是他自己的。他还特别喜欢小女儿，“因为她学习很好，也很乖巧”。李玫瑾一直都有个疑问，朱大鹏是先杀了自己两个女儿，隔了一段时间才杀了妻子，如果他对妻子与父亲不满，应该先杀妻子，为什么先杀两个女儿？明确知道第二个女儿是自己的，为什么还要杀她？
审案期间，朱大鹏的父亲不堪儿子的污蔑，坚持要做亲子鉴定。鉴定结果证明，死去的两个女儿都是朱大鹏亲生的。朱大鹏知道了，也没有流露丝毫内疚。有人认为他是“嫉妒妄想”（精神病的一种)，但李玫瑾却觉得并非如此。那朱大鹏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
李玫瑾在访谈中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你最讨厌什么事情？”他回答，“别人生男孩的事情……”没有男孩在城市里已经普遍被人接受，但在农村，仍然是男人的心中之痛。朱大鹏年幼时，家族四代同堂，他是长子长孙，受尽宠爱。他成年后没儿子，弟弟和弟媳却生了儿子，家中一直以他为重心的长子优势被削弱，这也导致他和父母关系紧张。
朱大鹏的隐痛，在他遇到一个情人后变成了杀心。朱大鹏和妻子生了两个女儿，而情人有一个儿子。在朱大鹏的逻辑里，如果能与可以生儿子的情人结婚，他只有33岁，完全可以再生孩子，生男孩的希望就是存在的。这看起来荒谬至极的念头成为朱大鹏杀妻灭女的真正动机。但这一点他始终都没有明确表露，是李玫瑾通过与他的对谈，逐步推理出来的。
朱大鹏在访谈快结束时，问了李玫瑾一个问题：“您认为，如果我不被抓，她(指情人）会和我结婚么？”李玫瑾说：“你连自己女儿都敢杀，她自己有儿子，不是你的，她难道不怕你哪天对她儿子起了杀心？为了儿子她也不会和你结婚。”朱大鹏想都没想就说：“如果她不和我结婚，我也会杀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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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笔者去了一次宿州，张忠义陪我在尘土飞扬、拥挤的街道上穿行，他断断续续地回忆着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案件。
我们一起去了砀山县，我和张忠义一起见了当地的7 个刑警。他们都还清晰地记得2001年的那起案子。他们都参与了侦查，在河南与安徽的边境案发地带，他们打着地铺住了4个月，为找到凶手挖空心思。2006年，李玫瑾分析案件后，公安部按她的意见要求重点盘查山东单县。两个月后，案犯刘金忠果然在那儿被抓，李玫瑾“算命先生”一样描述的罪犯特征也全部吻合。她当时说，这个人在男性面前会老实、顺从，甚至非常腼腆。刘金忠后来被提审时，连话都说不利索，看起来很窝囊。
张忠义说，其实李玫瑾来分析那个案子时，公安部一位专家也在砀山，他听说李玫瑾也要参与案件分析，颇为不屑，认为她只能谈理论，不会对实案研究起什么作用。这代表了当时公安系统内最为普遍的观点——重视痕迹检验、物证分析，轻视犯罪心理分析。
刚接触李玫瑾的人，都觉得她讲得太悬、不足信，但一旦被证明行之有效，刑侦人员马上信服。几个刑警反复说，“她哪怕早来一年，那案子就能提早缩小范围、更早破案，不仅能挽救几个生命，也能节省无数警力、资金。”8年里，四省公安每个县都投入了一两百人的警力侦破。
我后来问过李玫瑾，她是凭什么认定刘金忠的那些特征的。她说，其实很简单，她能了解的信息都在刑警给她的案卷中。十几起案件都是袭击女性，强奸抢劫，但并不是每起都杀人，不反抗的就不杀，反抗激烈的就杀掉，这表明他对女性有很好的控制感，对女性很熟悉。他在强奸时并没伴有虐待，也就是说，他没有对女性的失败感。因此，她觉得他有正常的婚姻，这和当地刑警判断他没有婚姻、或者离异刚好相反。另外一个原因，他虽然犯案十几起，但在8年中发生，并不是非常密集，李玫瑾认为他平时应该有性满足的条件，也能佐证他有婚姻。
李玫瑾说他会有几个姐姐，也被证实。这让很多刑警意外。李玫瑾说，这一是基于他对年轻女性的熟悉，另外，他对女性态度粗暴，说话总是命令式、不屑一顾的口吻，“拿钱来”，“别说话”，“别吱声”，“给我10块钱”。生活中，他能向谁这么要钱？跟父亲能这么要么？也不可能跟弟弟妹妹要钱。跟妈妈也不用，撒娇就行。所以李玫瑾推定他有几个姐姐，大家都让着她，他才会对她们不屑一顾。
每次我听李玫瑾讲案件，总会惊讶于她判断的准确。但虽然觉得她分析得有道理，但细节上，又觉得逻辑似乎不是非常严密。凭借碎尸胸口上的刀痕就断定凶手不足20岁；生殖器失踪，就断定被凶手吃了；对女性粗暴命令、索要金钱就推定有姐姐……所有的逻辑链条都显得那么脆弱，但又事后被证明是对的，这更让人心生疑问。
李玫瑾后来跟我解释，这种理解偏差在于——“尽管每个犯罪都是很独特的，但是他们的行为总是可以归入某种模式。”在进行了一段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后，了解不同类型犯罪人的特点，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行为特征。反之，掌握他们行为特征的蛛丝马迹，就可以对未知犯罪人进行人格特征的描述，圈定出他的家庭特点、行为习惯。李玫瑾那些“算命先生”一样的预言，基于现场分析，还基于对不同犯罪类型人的研究。
在“犯罪人”的谱系中，有那么几类，我们其实也都有耳闻。一种是遗传或生理原因的反社会人格，这类人在罪犯中占10％。他们极度凶狠，比如湖南常德的张君。如果去看精神病手册，里面会有一大段话来概括这类人的特点。从小撒谎、逃学、不负责任，青春期有性行为，性行为紊乱，不关心配偶……李玫瑾说，“这些人最核心的特征是，永远不可以用情感去约束他，他们对谁也不依恋。”
还记得那个“剥兔子碎尸法”的17岁少年么？他是危险人格的另外一类，被称为犯罪型人格。他的人格问题出现在后天，缺爱导致了社会化不够，长大后变得自私、冷漠、残忍、冲动、暴力。他们犯罪是必然的，不可逆转。
朱大鹏被归到了第三种——缺陷型人格。他们是因为过度溺爱，在成长期导致了人格缺陷。他们在犯罪中会表现出更多的肆意、无耻的特点，比如惯偷、惯奸、惯骗。这类人占了犯罪人群的30％。
在犯罪者那个巨大谱系中，另外一个分支是具有危险心结的人。他们不必然犯罪，表面看完全正常，但一旦有了刺激源，就会犯罪。马加爵的故事就是这个类型的教科书。这些人在罪犯中占了五分之三的比例，但危险指数低于前面提到的那三种。
发生在宿州的三个案件中，李玫瑾并没有见过刘金忠，在对我进行了短暂的犯罪心理学知识训练后，李玫瑾忽然问我：“刘金忠是哪种类型的罪犯？”我怯生生地反问：“是缺陷型人格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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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李玫瑾的9年后，我跟她出了次差。不是去勘察现场，也不是跟她作罪犯访谈，而是去听她的讲座，讲座的内容听起来更似乎与犯罪毫无关联——家庭教育中的心理抚养。
在天津市宾馆的大讲堂里，台下坐了两三百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那天，李玫瑾的嗓子出了点问题，在连续全国若干城市的讲座、突发案件的勘察现场之后，她累病了，只能用非常小的声音说话。她不间断地讲了两个小时。没人睡着，中间起身去洗手间的人都很少。
她的讲述方式相当特别，还是从惊悚的案件开始。她讲了2009年北京大兴的一起灭门案。32岁的李磊杀了父母妻子弟弟儿子，杀人后自己在三亚玩乐时被抓获。他杀人的理由是“妻子争强好胜，父母管教太严”。李磊的童年是奶奶娇惯长大，少年时回到父母身边，父亲管他严他就恨父亲。
李玫瑾想用李磊的案子告诉父母们，“所有罪犯心理问题的形成都在早年。”李磊的问题和朱大鹏、刘金忠十分类似，他们都貌似生活在一个健全的家庭里，却都缺乏健全的家庭教育。要么处于长孙位置，比如朱大鹏，他被太爷爷、爷爷奶奶带大；或者是多名女孩之后的第一个男孩，比如刘金忠。过度溺爱造成了他们从小是非观念不明、自私、放任，这些人格缺陷形成后，杀妻、弑父就是更为极端的后果。
李玫瑾用沙哑的声音讲，这些人十几岁时可能都会逃避学习，不愿意学习不是智商低，也不是家境贫困，而是学习枯燥、辛苦。他们少年时有家庭庇护、宠溺还可以正常生活，但20岁后离开家庭，问题就会集中爆发。
对于孩子在十几岁就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父母，这是比碎尸案听起来更为恐怖的。逃避学习、上网、不服管教、不再与父母沟通……这听起来不仅仅是变态杀手的问题，是更贴近的恐惧。
怎么避免它？答案简单得出奇——“你要自己陪伴孩子长大”。李玫瑾说，“人的心理发展有顺序性，行为表现有滞后性，十几岁表现出来的问题，其实都是在12岁之前，甚至6岁之前造成的”。孩子在6岁以前，对于陪伴他成长的人会形成依赖，那是一种心理抚养。借由这种亲密的依赖感，陪伴他，教育他，才会完成“性格抚养”，教会他是非观念，防止他任性、自私、娇气，培养他的自制力。但如果孩子6岁之前没和他没有亲密关系，他大了再管教他，根本管不了。
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长大——几千年来，这是很自然的家庭教育方式。但最近几十年，高离婚率造成大量孩子在单亲环境下长大；还有一些家庭，父母都在极度忙碌地工作，长时间、常年地出差，家庭最终不过是一个空荡荡的躯壳，孩子被丢给老人。母亲的理由是孩子太小，不需要管，筹奶粉钱、择校费是更重要的。孩子十几岁，才觉得需要教育，管的又只是分数、名次。随后家庭教育缺陷带来的问题在孩子身上显现，自闭、逃学、个性障碍、自杀……杀人狂魔当然是最极端的一种。
李玫瑾探求的这个极端——恶魔的灵魂，看似和我们的生活并无关联。但接触大量的活生生的面孔之后，犯罪学问题背后是更大的社会问题，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我们当然无法归结有问题的家庭中都会出现杀人犯，但至少可以说，它提供了“犯罪人”的沃土。恶魔诞生里，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家庭犯下的罪，以爱的名义，或者以冷漠的态度。
这几年，李玫瑾几乎每个月都会作这样的讲座，那占据了她很大部分时间。尽管帮助张忠义这样的刑警侦破案件，可以证明犯罪心理学的存在价值，但她觉得，让更多的人知道犯罪心理学知识，尽量避免犯罪，更有意义。“犯下的罪行已无可避免，只能尽量让恶魔不再出现”。
（据《时尚先生》/蒋明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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