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从孔雀开始，以孔雀收官

茂密的原始森林背景下，鸟鸣啾啾，两只孔雀正在夜色中嬉戏。几十万根不同鸟类羽毛钉成的3米多长的羽毛裙，随着演员身形的舞动，一寸寸摇摆着。

龙年喧闹的央视春晚，进行到这里突然沉静了。大家仿佛跟着这两只雀，步入南部山林，看它们相知，相恋。

这是杨丽萍、王迪表演的舞蹈《雀之恋》。舞者杨丽萍，已经年逾五旬。

春晚落幕，立即有观众挑错：自然界中的雌孔雀不长尾巴，更不能开屏。杨丽萍的回应很坦率：“对！母孔雀的确不长尾巴，但是那怎么办啊？我喜欢啊！我想跳啊！”

自1993年，杨丽萍在春晚上表演双人舞《两棵树》后，她几次出现在春晚上，在“歌不够舞来凑”的春晚舞台上，成为一个传奇。

高成明是杨丽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也是《雀之恋》的编舞之一。他说，这么多年，大部分人一直没真正搞明白杨丽萍现象。“大部分搞艺术的，做的作品都是命题作文。是依靠意识形态助推成活的，依靠非艺术因素成活的。”在他看来，杨丽萍成为传奇的根源，是她从很早开始，就决定纯粹依靠自己作品，成就自己的艺术。

“跳舞要单纯一点”

1958年，杨丽萍出生在云南洱源，是白族人。父母因对歌而相恋、结婚。“文革”中，在农场担任领导的父亲被揭发是地主后代后失踪。作为家庭的长女，杨丽萍很小就开始承担家庭的重任，敏感、自立、早熟而坚韧。

再大一点，“文革”的时候，她看到学生居然可以打老师，并且以敢打老师为荣，觉得过瘾。她开始对人性感到悲观，“人是比较丑恶的动物”。她不愿意成为其中一员，于是更加喜欢跳舞，“跳舞要单纯一点”。

跳舞是白族人生活的一部分，无需任何人来教，他们张嘴就是歌，迈步就是舞。“这种东西只能意会。就是因为说不清，才跳舞。”杨丽萍的奶奶是村里的跳舞高手，80多岁时，背都驼了，还在跳。

1971年，杨丽萍13岁。

在西双版纳农场学校的桌子上领操，被西双版纳歌舞团的军代表看中，从此改变了命运。

歌舞团的职责之一是下乡传播“革命文化”，可是十几岁的孩子没什么传播能力，下去就是和寨子里的人一起跳舞。杨丽萍由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游走访演生活。

生活中的舞蹈使她养成了随处观察的习惯。杨丽萍家附近，到处盛开着向日葵，她始终认为向日葵是最有气质的植物，“向着光明和美好运动”。后来在她的舞蹈中，很多转头的动作，都是模仿向日葵随着太阳转的姿态。

最美的是孔雀。西双版纳的绿孔雀，比常见的蓝孔雀体形小，但更娇丽，一群群从头顶上飞过，开屏时，光线是从尾巴上一点点嘎嘎地放射出来。杨丽萍说，最让她目眩的是孔雀交配时候的情景，大群孔雀在荷花池塘边，慢慢地展开尾巴，尖叫声如同轰鸣。“人类从来没有像孔雀开屏那样美好的瞬间，那很美妙”。

“我们不是那个门类”

除了春晚上的多次亮相，杨丽萍的舞蹈真正与大众发生密切的关系，是她创作的大型原生态舞蹈《云南映象》。这个舞蹈现在已成了云南的名片，在昆明的各大酒店，都有其大广告牌。

这个节目，杨丽萍用了一年多时间采风，精心排演了15个月。杨丽萍告诉记者，《云南映象》已经用C角表演，演员也换了几批，但质量依旧，她一点不担心没有她的《云南映象》票房会下降。

杨丽萍很少帮演员排练，最多只是练练队形。“她把内容告诉我们，让我们自己先跳，没有标准动作，就是告诉我们，这是祭祀的，这是动物交尾的，自己体会。”演员虾嘎说。

杨丽萍编舞的方式也非同一般，“我们云南，向日葵叶子都会跳舞。他们和我一样，都在自然里学跳舞。”如果仔细看，即使同一个舞，杨丽萍也很少跳得一模一样，她总是边跳边改，甚至每天上台前还在修改。

这种跳舞方式也给她带来过困扰。1980年，在西双版纳歌舞团待了9年后，杨丽萍被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在那里，杨丽萍被要求练芭蕾舞成套的基本功。但她无法适应，习惯了自然跳舞，她觉得身体被束缚了，于是提出不练，领导、教练都不满意，她仍然坚持，并自己发明了一套练法。

当然，杨丽萍也有她的痛处。杨丽梅说，姐姐作为舞蹈演员的天赋条件不算好，她经常取笑姐姐脚太小，不是舞蹈演员的料。“别人劈叉能到180度。她跳起来，怎么也拉不平。”而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员基本功都很好，一下腰，一个大跳，技术惊人，因此，“周围人都瞧不起她，觉得她基本功很糟糕。”

基本功不如人，又搞特殊，结果是她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了，直到1986年，杨丽萍创作并表演了独舞《雀之灵》，一举成名。

她开始坚信，自由的舞蹈一样有灵魂。十几年后，为《云南映象》挑选演员时，杨丽萍挑的都是和自己一样云南山寨里的普通人，没受到过专业培训，不能劈叉到180度，可是手长脚长，熟悉并善于模仿自然。《云南映象》的很多演员已在舞台上跳了近10年，一般的舞蹈学习只有6年，“他们也很专业，我们也很学院，我们有自己的学习方法，不亚于舞蹈学院。”但是，近二十年后，她开始和当年的“对手”握手言和，“其实学院派也非常好，跳芭蕾必须那样训练，不然都站不起来，但我们不是那个门类。”

“取悦观众是相对容易的”

但《云南映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2001年时，这个策划不仅国内舞蹈界不接受，也没有投资者接受。当时的合作者本来想让杨丽萍编出一台“土风舞”，演员在台上跳婚礼舞，台下有观众被邀请上台加入，那是他们心目中的云南舞蹈，也是流行于旅游点的舞蹈。可是，杨丽萍的舞蹈把他们吓住了，充满了性意味的烟盒舞，打歌，还有女人被扔进火里祭神。

双方谈不到一起，没有了投资，于是杨丽萍决定：自己养活所有演员。她带着亲自挑选的演员，一直编排了两年。

“这个时代，取悦观众是相对容易的。时代需要什么，就制造什么。”高成明说，但杨丽萍不这样认为，她认为观众虽然习惯了已经存在的东西，但并不代表他们不能欣赏更好的东西。“这是她最大的不同。”

从开始准备到上演，这两年多，大概是杨丽萍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全团的经费，都靠她四处拍广告、走穴，“那时候拿起孔雀裙就出门，上午飞去晚上飞回来，10万块到手”。当时全团一个月伙食费4万块，杨丽萍演出一次，演员们就可以吃到三菜一汤，高兴得很。靠杨丽萍的个人收入，演员们每月还可以有50元补助，罗罗拔四说，自那个时候，大家都给杨丽萍叫“铁人”。杨丽萍却并不以为然，“拍广告算什么，说明我能赚钱啊。”

2003年3月8日，正是“非典”时期，就在《云南映象》首演后第二天，剧团突然接到通知，只能演一场，消息传了出去。若干老板冲进剧院，围着杨丽萍大叫，“骗子，还钱来”，“狗屁艺术家”。杨丽萍被若干人包围着，依然镇定自若地指挥台上调试灯光。

就演一次，台下只有1名观众，之后全体放假几个月，可能就此别离了。很多演员选择了回山里。杨丽萍当众哭了。现在回想起来，她说，“跳舞很难成名，如果你把跳舞当成功利性的东西，只会很失落。”

改变发生在《云南映象》参加当年“荷花杯”获得一等奖后。整个团队开始被文化界认同，杨丽萍也不再是一个个体舞者，他们成为国内唯一能靠一台节目养活自己的舞蹈团。现在，团里的骨干演员每月可有4000元的收入。

“所以，你们别只关注我自己。”杨丽萍说，她一直担心，这样的团队以后还能否出现，“怎么来接我的棒？”现在正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起步时期，很多剧团都要求企业化改制，“但国家还是一年养、三年扶持、五年才断奶。做指定的东西太多了。”高成明说，“舞蹈圈里纯粹的人还是少了点。”

但经历了高峰低谷的杨丽萍，已经学会与政府、媒体和商人打交道。“还是那句话，要清楚游戏的规则。比如跳舞，你必须吃饱了才能跳，这是肯定的。”

从第一次跳《雀之灵》独舞，杨丽萍就非常清楚，如果想要买一条孔雀服，必须先挣到买孔雀服的钱，才可以去搞艺术，而不是去埋怨因为没有钱制作孔雀裙，上不了台。“既要能赚到钱，买到孔雀裙。也要让那条孔雀裙充满灵性、充满空灵，而且没有任何的铜臭味，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后现代孔雀”

这个热爱自然，特立独行的骄傲舞者终于证明，自己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因发自心底的坚持，以及对美的追求。

几十年来，她爱孔雀，跳孔雀，久而久之，眉眼间也现出孔雀的神气。她也打算用《孔雀》来收官。“天鹅是西方舞蹈的代表，那么，东方舞蹈的代表就应该是孔雀。”事实上，《雀之恋》就是《孔雀》的一部分。

但这只孔雀生活的环境已然变化。她去云南的山寨采风，发现村民们不再唱、跳那些属于自己民族的古老艺术，就连她的母亲也不穿民族服装了，因为“想学城里人”。

但她坚持认为，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因此，2012年春晚，她选择王迪来当自己的搭档，而不是自己舞蹈团的少数民族男演员。王迪本是跳现代舞的，《雀之恋》则是展现中国民族艺术魅力，杨丽萍说，传统与现代结合，这正是自己追求的“新东方美学”，因此被朋友开玩笑地叫做“后现代孔雀”。

她再次成功了。两只孔雀精美的造型、精巧的动作、精致的情感、精湛的演绎，震撼了观众。“光传承还不行，还得创作适合现代东方的艺术，虽然是现代的，但绝对还是东方的。”杨丽萍认为，如果中国舞蹈发展需要一个方向的话，这应该是一个方向。但这种创作，需要人能够沉静下来，需要平实的、非功利的社会氛围和舞蹈环境，需要有一个真正有利于艺术创造的文化体制。“全社会配套机制不完善前，艺术改制也难。”（据《辽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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