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课》不是官场，是课堂一本堪当官场参考书的长篇小说

湖北作家刘醒龙，二十年前，一曲《凤凰琴》，让他几乎成了全国民办教师的精神导师，此后，他年年有佳作，时时有响动，比如近年的《圣天门口》《天行者》。转眼间，他又拿出了《政治课》。这是一部写官场的长篇小说，卷帙皇皇然，行文萧萧然。我不知道他有无从政经历，我知道的是他在湖北的一个小县生活到38岁，现任武汉一家大型刊物的主编。主编算不算官？按说不算，却是有行政级别的。也算是官罢。在《政治课》中，他写的是县乡一级的党政官员，延伸到了地区这一级，最高踩到了省级干部的门槛。刘醒龙写官场小说是有前提的，说是行家里手，并非过誉，十几年前，他写的大量的关于县乡干部的小说，曾风靡全国多少年。《政治课》可以说是个人的一次集大成。他不再津津于官场的细枝末节，而是着眼于政治文化的探索。如果把这部小说当成如今官员从政的一部教科书，肯定是不合适的，但作为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对待，却是一个相当明智的选择。

一个叫孔太顺的镇党委书记，在地委党校进修时，别的同级干部整天有分身乏术的应酬，有跑不完的关系，他却萧然一身，放眼望去，能认得的只有自己的影子，为了向人表示他也有社会关系，硬着头皮进了一趟地委办公大楼，哪间办公室都进不去，他只好在厕所躲了一会。每天，他不得不去门卫那里蹭开水喝。这期间，他出于天性的善良，救助过一个女孩。那时，他还不知道，门卫是地委书记的亲弟弟，在北方一个县当过检察长，因遭人报复，辞职南下，投奔哥哥。哥哥让他在地委党校当门卫，其实是为了让弟弟帮他观察考察后备干部，他相当于哥哥的地下组织部长，而那个女孩是地委书记的亲生女儿，地委党校学习结束，孔太顺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一大堆事都等着他处理，为职工和教师的工资，为农民的生计，绞尽脑汁，忍辱负重，得到了群众的一致拥护，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渠道，更不屑于去奔波个人的前途。省委党校青干班在县上招生，在同级干部中，他是最没有竞争力的，他缺少最起码的人脉资源，但，最后被选中的偏偏是他。这个班向来被视为党政干部的黄埔军校，出了校门，无不前程似锦。

在省委党校，孔太顺仍然萧然一身，举目无亲，别的同学都有分身乏术的交际，和永远也跑不完的关系，只有这个班的同学是他当下的和未来的最重要的人脉资源。在这里，他学到了很多，不仅是理论知识，更要紧的，是学会了如何当官。同屋是他上大学时睡在上铺的同学，也是抛弃他救助过的那个女孩的人，同屋大笔一挥，为他签批的大笔经费，在给同屋回扣时，他给自己扣下10万元……学业结束，别的同学个个都有发展，唯有他不升反降，带领农民种菜。他兢兢业业，亲自上街卖菜，和菜贩子打架。原来，地委书记是要继续考察他的。不久，升任县委专职常委。成为新任县长的当然人选。

表面上看，孔太顺是在学会了拉关系、明争暗斗、贪腐等等，是随俗了，入了“官道”，才官运亨通的。其实不是。当今的官场小说为什么普遍浅薄，正好浅薄在这里，充其量只是雾里看花，隔墙看戏。一位美籍华人学者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人的技术”，说的是，无论谁，无论做什么事，学会处理人际关系是第一位的。处理人际关系和拉关系是两回事，前者的目标指向是“人和”，后者拉起来的只是乌合之众，同林之鸟，顽童一个石子扔过去，便各自纷飞。人和，则是建立在基本道义基础上的合作，而所“和”的不仅仅是对自己有用的人，而是更广大的群体，是群体之和。而且，“和”的前提，既出自个人的本性善良，也出自对公众利益的考量，比如，孔太顺在工作实践中，民生始终在他的利益权衡中占据着重要的分量。孔太顺看似因个人的随俗、变“坏”，而得到了升迁，实则，这只是“毛”，而非“皮”。他所依附的“皮”是什么呢，从大局说，上有组织纪律，下有众人眼睛；从个人说，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良好的政治人格，不是那种有奶就是娘，没奶，只要对自己有用，也要撮几口的官混子。小说中说他“憨”，这是天性，这种“憨”贯穿于他的整个从政生涯中，略无变易。因为“憨”，他常常能够不看上司的眼色，不计个人得失，说一些有利于群众的“憨”话，做一些造福于公众的“憨”事；因为“憨”，他能够舍得，比如，在群体事件的紧要关头，拿出自家的存款作抵押，从银行贷款解决群众的利益诉求；因为“憨”，他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获取可观的政绩，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课》写的不是官场，而是课堂，孔太顺从党校课堂上学会了从政的普遍原理，在从政实践课堂中，消化，升华，凝结为带有强烈个人色彩，也更具普遍意义的从政经验，作者以体察入微的眼光，以绚丽恣肆的文字，将这些一一记录成册，从政者披览一过，或许，算是在《政治课》中上了一堂政治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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