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板足坛腐败的体育局长
足坛扫黑并非自今日始。早在２００１年，在“５·１９”黑哨事件和“甲Ｂ五鼠案”后，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等人即掀起一场“打假扫黑”风暴，结果却出人意料……
“把心放宽点儿，我们毕竟能力有限，许多事是管不了的。只要我们努力争取了，也就问心无愧了。你说对吧？”
“中国的事是很多，可是谁都不管，做官的不作为，那么中国也就没有希望了。你回去睡吧，我怕是睡不着喽，想再给总局写封信，不然心憋得慌啊。”
珍环理解地点点头，拍拍他的肩，转身离去。
“少吸点儿烟，对身体不好。”不一会儿，珍环把一碗热气腾腾的夜宵放在桌上，轻声地叮嘱一句，转身回卧室了。
日月如梭，弹指就是几十年。１９６６年，他们大学毕业了，正赶上“文革”，百业俱废。１９６８年，终于分配工作了，陈培德牵挂着年迈体弱的父母，想回厦门。可是，在分配方案上没有福建的指标，离厦门最近的是浙江的金华。
当陈培德背着行李风尘仆仆地到金华县革委会报到时，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别的都可以不考虑，只要离火车站近一点儿就行。我父亲６８岁了，母亲６０岁了，身体不好，万一他们生病了，我可以尽快赶回去。于是，他被分配到罗埠公社的小学当语文老师，住的是木板房，饮的是兰江水，吃的是百家饭。
他从北方回到南方，珍环却从南方分到北方，她被分到山西大同机车厂。在去大同报到时，她不放心培德，想先到金华看看他。听说他的未婚妻要来看他，学校热闹起来，同事起哄地说：“陈培德，她到了，你们就去公社登记结婚吧，否则她晚上没地方住。”他蒙了，是啊，她来住哪儿呢？农村没有旅店，住别人家不方便。可是，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哪能擅自做主？他从车站接到她，两人商量了一下就去了邮政所，分别给自己父母拍电报请示结婚。
父母接到电报就慌了，本来说好的回厦门结婚，把婚礼办得好一点儿，怎么匆匆忙忙就要结婚了呢？会不会奉子成婚呢？相隔两地又不好问，父母当即回电：同意结婚。学校党支部书记对陈培德说：“陈老师，你的女朋友出身不好，还有海外关系，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陈培德家庭出身好，根红苗正，本人是党员，又是北大毕业的，深受组织重视，如果和珍环结婚，那就等于骐骥拴在沉重的马车上，将会失去远大前程。培德不禁想到，家里那么穷，珍环都没嫌弃，如今她分配到了城市，自己分配到了农村，她又没嫌弃自己，这样贤惠的妻子上哪儿去找？他不假思索地说，我不再考虑了。
他们办完结婚手续后，花１１．５元买点儿茶叶和糖果，把同事找来热闹了一番，也就算举行婚礼了。洞房是同事借的。新婚之夜里，珍环知道培德为婚姻付出了前程，感动不已。
婚后，珍环去了大同，在机车厂当了３年气焊工。１９７１年，怀有身孕的珍环为了爱情和婚姻放弃了城市。来到了罗埠公社，在一家厂矿学校当老师。１９７１年重阳节，珍环在厦门生下了大女儿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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