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娱乐风气孽生功利价值观 ——从屠呦呦获奖和黄晓明大婚说开去
[摘要]——从屠呦呦获奖和黄晓明大婚说开去
□蒲建国
近期，国内两大人物引发媒体关注：一个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屠呦呦，一个是斥资两亿元操办婚礼的演员、歌手黄晓明。谁也没有料到，看似不相干的两起事件不期而遇，竟引发国民关于价值观的热议。
关于这两件事情的口水仗，起因是屠呦呦“默默无闻的寒酸”和黄晓明“张扬浮华的奢糜”。屠呦呦获奖后，面对记者“奖金怎么使用”的提问，和其先生开玩笑说，“这点奖金还不够买北京的半个客厅吧？太少了啊！”再看黄晓明：婚礼耗资两个亿，超百位明星大腕前来捧场，共办了72桌，加上宾客、记者和工作人员等，约2000人参加，以至网友调侃：上海虹桥机场，挺住！
于是，人们发话了：读书还有用吗？一个顶尖的自然科学家比不上一个靠脸蛋与演技谋生的明星？两种观点激烈碰撞，同情屠呦呦的网友痛呼“一生努力不敌一场作秀”，力挺黄晓明的粉丝辩解“演员自有演员的贡献”，舆论上纲上线，闹得沸沸扬扬。
客观地讲，屠呦呦和黄晓明都是各自领域的成功人士。处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屠呦呦穷尽毕生心血，历经坎坷，不惜以身试药，研究抗疟药物青蒿素，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功莫大焉。处于演艺界的黄晓明，以其精湛的演技和爹妈赐予的帅酷外形，博得人们喜爱，给我们茶余饭后的生活增添了无穷乐趣，同样值得尊敬。
然而，就其为人类创造的价值而言，屠呦呦远胜于黄晓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没有屠呦呦，我们很难说人类“抗疟史”不走很多很长的弯路，不知还有多少人死于疟疾；缺了黄晓明，娱乐圈冷不丁会冒出张晓明、王晓明、李晓明、赵晓明，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笔者无意纠缠屠呦呦与黄晓明的贡献大小，以及他们一个地下、一个天上的境遇差异，想要说的是，从媒体对两件事的关注程度上，折射出社会泛娱乐化倾向孽生的功利化价值取向。屠呦呦获奖后，媒体敏锐抓住这一石破天惊的新闻，派出记者，腾出版面，予以跟踪报道；黄晓明大婚，媒体更是不惜血本，光记者排队进场就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报纸、电视、网络均使出浑身解数，铺天盖地，狂轰滥炸。从报道数量和报道份量来看，屠呦呦的冷清显然不敌黄晓明的高调。同样是公众人物，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板子应该打到媒体上！曾几何时，一些媒体为了悦人眼球、争抢受众，淡化了社会责任，以娱人的姿态，以媚俗的风格，热衷明星动态，甚至追“腥”逐“丑”，迎合受众兴趣。五花八门的选秀活动，一波接一波；毫无含金量的“真人秀”，你方唱罢我登台；搞笑低俗的体验式节目，充斥荧屏，仿佛整个天下就剩娱乐圈那点事儿。不少家长幻想自己的孩子成名成星、财源滚滚，小小年纪就“赶鸭子上架”，学习声乐表演，电视晚会露脸，也不看是不是那块料，由此催生了多如牛毛的文艺培训机构和高烧不止的高校艺术招生。
在北京，数万“北漂艺人”长年蚁族般活着；在浙江横店、江苏无锡影视城，向往光鲜生活的三四流演员无活可干，有的甚至做起了陪酒陪唱陪睡的“三陪”小姐。当脸蛋即审美、娱乐变主流、浮华成氛围、张扬引风尚的时候，这个社会必然急功近利、一团浮躁，人人变着花样捞钱、争名、谋官，进而污染社会风气，滋生腐败现象，罔顾创造精神。
我们已经处在一个“信息碎片化、娱乐眼球化、文化快餐化”的时代，黄晓明挥金如土的大婚事件，正是当今社会病态的功利化价值取向的“活教材”；媒体推波助澜，过度关注，是社会泛娱乐化倾向的幕后推手，值得反思。我们需要明星愉悦大众生活，更需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干得成事业”的屠呦呦式人物，以及他们的革命性创造，否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是一句空话。
当发达国家的孩子假期参观博物馆、参加科普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却陶醉于《中国好声音》不能自拔，或者不远千里异地追星看演出；当欧美国家的大学生一边勤工俭学一边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还在攀比消费是否高档、手机是否苹果。一个价值取向功利化的浮躁社会，培养不出具有沉稳性格、深度学识、创新思维、革命技术的顶级人才，有的只会是投机取巧、追名逐利、复制模仿、步人后尘的时代弃儿。
当前，我们正在提倡自主创新和核心竞争力，需要更多正能量的社会风气引导，媒体应该多把镜头笔头对准那些各行各业孜孜以求的“无名英雄”。明星结个婚、生个娃、出个轨……不值得提到全民关注的高度，舆论应该检讨——这，或许就是笔者对屠呦呦获奖和黄晓明大婚“撞车”事件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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