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外“江湖”诗人“尘俗”的美 ——读陈书良《江湖——南宋“体制外”平民诗人研究》 □张国荣（右江区）
南宋中后期，中国诗坛出现了“永嘉四灵”、“江湖诗派”的诗人群体，这批诗人与所谓“中兴四大诗人”的陆游、范成大、尤袤、杨万里诗如不同，更与北宋欧、苏等士大夫诗人的社会地位迥异，后人对这群诗人的整体评价远远不够，然从“四灵”起至“江湖诗派”终结，这批诗人活跃于南宋100余年时间，参与人数达138人，是诗人人数最多的一大诗派，仅此一点，就应引起我们高度关注了。
所幸的是，当时中国大地又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浪潮，陈书良先生的新作《江湖——南宋“体制外”平民诗人研究》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对“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最富新意的研究成果。从题目看，就知道作者的独特眼光与命意不凡：“江湖”者，是流浪山野靠卖艺生活的称谓。再加副标题“南宋
‘体制外\’平民诗人研究”，就把这批诗人生活的时代背景、身份特征定位了。即是说，这批诗人与自屈原以降的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诸君不同，他们都是一批够不上士大夫品级的幕僚、庶民、甚至是贩夫走卒一类平民百姓（即南宋体制外平民诗人）。但正是这批诗人“撑起了南宋中后期诗国一片天宇”，形成中国诗史上最具影响和特色的诗歌流派。总之，“江湖”一词作为书名，其本身就极富隐喻色彩。那么，此书是如何评价这批异类诗人呢？我想作者是从三方面入手的——
其一，作者紧紧抓住“体制外”这一层面展开研究。作者首先以史家的眼光，分析这群体制外诗人的生存条件，指出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治、士风败坏、重商之风兴盛、游士干渴的辛酸等，是这批诗人得以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四灵”的得名，并非是这批诗人的字号中有个“灵”字，而是那个特殊时代环境下诗人自我炒作与自我抱团（深受两浙强劲商风影响的结果），受益于永嘉派巨子叶适榆扬之；而“江湖诗派”的得名，不仅是因为书商陈起首刻《江湖集》，更由于陈起和他儿子“巧为射利”，一而再、再而三刊刻20几种不同版本《江湖集》、《江湖小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的结果。这样，就给全书研究带来新鲜的气息。
其二，论从史出，言必有据，作者有着深厚的学术根底，他虽是屈原学会成员，然近年潜沉此项研究，挖掘和梳理了很多不容易见到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显示出此书研究的扎实和厚重。
其三，全书文笔优雅、语言精炼，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史学大师陈寅恪《柳如是传》的遗风（因为此书每章均以诗偈作结，很是别开生面），从中亦折射作者读书之广之深，以及精湛的诗学修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刘书良先生出身江南读书世家，其外祖父刘永湘先生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湖南大学知名教授，表兄陈贻愀先生乃是北京大学著名古代文学专家和名教授，其古代文学研究成果（主要是杜甫研究）为学界所推重。刘书良先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成长，自是卓然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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