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睢》主旨之流变 □张国荣
众所周知，《关睢》乃是我国先秦时代陕西与河南交界“周”（周南）地之民歌，亦是三千余年前民间歌咏爱情之优秀作品。它深情、清新、隽永，既打开了我国诗歌之门，又让千年诗情由此绵延不绝。然随着《诗经》经学地位逐步确立，《关睢》之主旨亦被历代学者多样诠释。
从魏晋迄清代，不少学者对《关睢》主旨之解读亦依旧徘徊于“汉儒”、“后妃之德”之范围内，就连深得《诗经》三味之南宋大儒朱熹于《诗集传序》中亦云：“《关睢》，后妃之德也，孔子之叙书也。举其作为书之故，其赞易也，发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尝详言之也。”虽说朱氏之解读已经突破了经学思想，然对《关睢》主旨之解释依然定于儒家礼教思想之内。至近现代，一些学者对《关睢》主旨之解读，亦无不受前人之影响，他们虽有些新见，然亦局限于“阶级学说”之内。如复旦大学资深教授陈子展先生云：“此诗或出自风谣，而未必为歌咏一般男女恋爱之诗也。当视为才子佳人风怀作品之权舆。”（《诗经直解》）同是复旦大学著名教授骆玉明先生在分析《关睢》主旨时亦云：“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贵族阶层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就是要有一定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先秦诗鉴赏辞典》）。由此可见，从解读《关睢》开始。历代学者都无一例外地把它主旨列入赞美后妃之德、后妃祭祀细节再现、地位较高非一般男女爱恋等范围之内，他们完全忽视了全诗灵动美好之情感性——脱身经学束缚、回归文学本身。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在鲁迅、胡适、闻一多等大家之不同研究视角中，都将《诗经》回归文学本身。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云：“……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因为它究竟是有文采的。”胡适先生在《谈谈诗经》中则指出：“《诗经》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诗歌总集。”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教学中，亦把《诗经》视为中国文学发展之开端：“在它（指《诗经》）开宗的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它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是的，今日我们吟咏《关睢》，更能感受到在“第一声歌里”那绿水青州之上，有睢鸠鸟和谐之鸣叫，有青春绽放之飞扬美，有心旌摇曳之追慕之情，《关睢》之主旨其实就潜藏于诗之字里行间——歌咏世间男女伟大的爱情。
诗开头以“睢鸠”起兴，由雌雄鸠鸟之和鸣，引起男子对淑女之联想。接下“窈窕”二句，为我们拉开了审美的诗意世界。前句“窈窕淑女”对女子之“德”进行了规定。《毛传》注：“窈窕，幽闺也。淑，善”。王逸亦注“窈窕，好貌”。二者都指女子所要具备宁静、善良之品质。这其实亦在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君子”之好配偶必须是贤良、淑慧之女子。须知，“君子”乃是孔子提出的最美好概念，那就是德行美好之人。尽管孔子有“君子”与“小人”之分，然这只是在品德范围内区分人，与人的阶级地位无关。同样，世间男女之情思亦无等级之分。因此，此二句诗就成为人们形容世间男女（当然是普通男女）追慕爱情的概括诗句。
《关睢》乃是一首描写男女由恋爱到结婚这样美好的过程，它深刻地蕴含着中华民族生殖崇拜之文化心理以及婚恋乃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为此，倘只仅仅把《关睢》主旨理解为描述后妃进行祭祀之自然实录作品，那它是不会具有如此强大艺术生命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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