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环地下室的“精神良药”
（本文原刊于《107调查》第五十六期第二、三版。本文版权归《107调查》所有，如需转载，请在公众号《107调查》后台留言或联系邮箱investigation107@163.com）
北京实验音乐的场地在近十年内更新换代，从五道口的D-22，到地安门的XP，再到美术馆街的fRUITYSPACE。
有人将这里当作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场地的延续和传承，但主理人翟瑞欣不接受这种看法，“我只不过开这么一地方，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没有刻意地要做成谁。”
也有人已经敏锐觉察到了这里特有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使得这剂“精神良药”以平淡的方式植入了当下时代某些有意义的部分。
而这一切，都始于在北京提供一个音乐小场地的念头：没有舞台，没有装修，为了让来的人“不用端着”。
记者｜张秋仪 唐子晔 罗敏利 王妍；文编｜唐子晔；事实核查｜叶紫瑜
二环里的地下室
二环符合外地游客对北京古老一面的幻想：统一粉刷的灰墙、低矮齐整的胡同、年长的“原住民”。沿着中国美术馆东街向北走，再经过一家排队到胡同口的烤肉店、棉麻店和一栋紧闭大门的住宅，就能看到一个没有招牌，只有Logo的门面。再凑近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音乐回荡在这间名为fRUITYSPACE的地下空间里——这里有4台音响，音效极好，对于100平米的空间太密集了些。
尽管主理人翟瑞欣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fRUITYSPACE绝不是能套进“传统文化”模版的地方。
装饰模仿美式工业风，带着点复古的气质。墙没被粉刷过，留有当初租下来时的水渍。舞台旁竖着一个绿色屏风，像是上世纪80年代的家居摆设。令人恍惚的还有旧式钟表，和按钮突出的老式电风扇。如果无意中挑中了画满涂鸦的椅子无需惊讶，沙发也“像是搬家时捡剩下的”。
很难形容fRUITYSPACE是什么，只能说它不是什么。
它算不上酒吧，尽管不少人常来喝酒。
翟瑞欣并非好客的主人，他不会主动和面孔新鲜的客人搭讪，是不是第一次来、怎么听说这里的，都不重要。很多时候，他只是看电脑，或者坐在门外的凳子上。只有顾客点饮料时，他才站起来，在吧台“叮铃咣铛”。
唐子晔/摄它并非一家LiveHouse，虽然请乐队表演是每周惯例。
它没有Live House里标配的五颜六色的灯光，没有太复杂的设备，也没有专门的调音师。曾经是乐手的翟瑞欣自己上手：“你那个吉他声音有点太亮了，太扎，高频稍微消一点。”
最重要的区别，是这里没有高出地面一截的舞台，灰色的水泥平地让音乐人和观众之间没有因舞台高度产生的距离感。这是翟瑞欣特意设想的——拉近乐手与观众的距离，“不要让所有人都端着”。
这不是一个小型电影院，尽管每周三都会有纪录片放映。
放映不是为了赚钱，它免费向公众开放；也不是主理人的点子，是从事科研工作的刘生在去年提出的。因为“精神生活太贫乏，想做一些直接有效的事情”，刚开业便“混迹”在此的刘生向翟瑞欣提出这个想法。映后讨论的内容不设边界，观众和刘生能从影片花絮聊到导演心理，从“恐怖分子”谈到“原教旨主义”。
唐子晔/摄这里更不是一个办艺术展览的专业场所，虽然展览信息总在不定期更新。
常设的图片展览挂在不显眼的小隔间里，灯光自始至终只呈现昏黄的色调。相比798这样专业艺术区里的展览，这里的展览有时显得“草根”。但这不代表“不专业”，刘生在这里认识了几位摄影师，他们“身份业余，水平绝对不业余”。
每年五一，这里会举行“破烂儿节”活动，与其说是展览，但其实就是一个“来去自由”的二手市集。无需报名，带着旧物和收款二维码，占领一块空地就能摆摊。
来摆摊的多是20、30岁身着复古风格的年轻人，卖的东西也稀奇古怪——朝鲜邮票集和大同江啤酒、香港二流言情小说、美少女漫画、坏的电脑显示器，甚至一盆绿植。
有人说，待五分钟便知道自己属不属于这里。在“破烂儿节”上，有位约40岁的女士专程带了一大袋用布卷起来的包裹，转了两圈，发现她想处理的旧物和大多卖的的风格不同，灰溜溜地走了。
在百余平的地下室里闲逛一下午的王大川是属于这里的人。虽然没有摆摊，也并不打算入手玩意儿，他只把这里当作陈列旧物的展览，开始搭讪起卖朝鲜邮票和啤酒的姑娘，和她们聊了好一会儿。
王大川每周大概来两次，周三看纪录片，周末看乐队演出，大家都叫他“王哥”。王哥在房地产公司上班，40多岁，属于年龄偏大的常客。虽已是不惑之年，但王哥“特愿意和年轻人聊天”，心理没有隔阂，也不会拿出前辈对晚辈说教的江湖态度。“在这里我就感觉舒服、随意、放松。”
从ME:MO乐队到主理人翟瑞欣
想要进入fRUITYSPACE的地下室，还要再下几节木质高台阶，穿过一群随意地坐在台阶上抽烟、喝酒、聊天的人。姚澜就坐在其中。
姚澜是fRUITYSPACE的另一位主理人，也是摇滚乐队二手玫瑰的吉他手，被乐迷们称作“澜姨”。姚澜和翟瑞欣是“发小”，近年来，北京的LiveHouse越来越多，但同为音乐人的两人，都觉得北京缺少乐队和观众间“没那么有距离感”的小场地。
翟瑞欣有这样的想法五年了。五年前，他还在东四头条开黑胶店。80平米的店面里，摆放唱片就占了一半以上的面积。他邀请实验音乐风格的乐队来演出，观众零零散散只有二三十个，但场地还是太拥挤。
唐子晔/摄在北京，找到合适的场地花费他们近两年的时间。费心辗转多次，最终租下的这个地下室纯属巧合。2015年年底，这里还是一家面馆。某一天，家住附近的翟瑞欣来吃面，无意听到老板打电话说要转租，“面也不吃了，直接问价格”，当即给姚澜打电话。姚澜隔着电话又惊又喜，“那时我还在画室画画呢，直接打车就过来了，马上就租下来了。”租房太着急，他们没考虑租金贵不贵，也顾不上砍价，“突然找到了这么个地方，只觉得特不容易。”
地下室被改过好几回，之前是面馆，再之前是文具店、茶馆、按摩店，但没有一家撑到一年以上。fRUITYSPACE于2016年2月正式营业，已经坚持了三年多。
现在不少实验乐队在这里演出。一开始翟瑞欣主动邀请，久而久之便固定下来。
朱文博在fRUITYSPACE演出约20场。白天，他朝十晚六，是唱片公司的项目经理，公司里玩乐队的人很多，他似乎并不起眼。但在fRUITYSPACE，他是独立乐队“阿部薰没有未来”的吉他手，实验音乐厂牌“燥眠夜”的创办者。
朱文博是北京实验音乐圈子里演出最活跃的乐手之一，演出地点不定，在小型场地，在LiveHouse，在家里，甚至在东三环的地下通道。5月11日的演出前，乐队只排练了两天。他们豆瓣小站的介绍很简洁，除了成员编制，只有一句“上次排练的歌曲，现在已经忘记怎么弹了。这真是太好了”。这种随意中诞生的新鲜与灵感，与fRUITYSPACE的气质倒是很吻合。
唐子晔/摄当晚演出的还有“酸塔乐队”。这支“新手乐队”此前表演过两次，豆瓣小站只有98人关注。除了主唱兼吉他手王旭有过乐队经历，其他两位成员都是第一次组乐队，甚至“连乐器都是现学的”。
2018年上半年，朱文博在豆瓣小站上发现了这支乐队，并推荐给了翟瑞欣。第一次接到来fRUITYSPACE演出的邀请，酸塔乐队还没有正式演出的经历，以“什么都不会”为由拒绝。受到翟瑞欣“将压力转化成动力”的鼓舞，她们最终决定参加“2018元旦演出”，演出时三人配合不够，略显青涩。
翟瑞欣邀请乐队不在乎身份是否业余，但“音乐要有趣”；鼓励新手，但要看到进步空间。
5月11日的演出则是王旭主动联系，翟瑞欣给了她周六晚的黄金时段。演出结束后，在场的观众评价她“可以用惊艳形容”。几位外国人跟着节奏摇头晃脑，对旁边的人频频点头；还有人拍拍胸口，发出赞许的欢呼。翟瑞欣在社交媒体上夸赞她“成熟了不少”。
唐子晔/摄fRUITYSPACE微博账号的第一条微博发布于2012年，分享了一张编曲完成的界面图，配字“新曲”。
彼时，翟瑞欣被人熟知的身份不是地下室的主理人，而是电子音乐人ME:MO。2010年前，ME:MO还会频频出现在国内音乐节和国内外LiveHouse里。
2003年，ME:MO的第一张小样诞生了。制作软件是盗版的，没人教，自己摸索着学。那时整个北京的电子演出都很少，一个月能有一两次就不错了。场地只有三五个，像极了上世纪的老歌厅，只有卡座、廉价的桌椅和一个简陋的舞台。场地不按演出的音乐种类划分，“所有的，像朋克、后金属都在一个场地里”。在那个音乐圈还未注入太多资本、尚未起步的年代，没人能靠演出吃饭。
ME:MO后来分别于2006、2008、2010年发布三张专辑，在电子音乐圈中渐渐提升知名度。由日本电子厂牌plop出版的专辑《Peking Scene》被评选为2010年百张最佳专辑第85名。但这些荣耀他却不主动谈起，不熟悉的人问起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以前玩过音乐”。
北京像是个快速膨胀的气球，水泥地加筑钢筋，科技巨头进驻，音乐场地也随城市发展一并迅速扩张，最著名的那几个成了音乐梦想的收容所。“开心乐园”之于地下摇滚，D-22之于愤怒摇滚，13CLUB之于金属摇滚，一系列音乐人都在这个时期汲取了养分。
音乐场地更加丰富，却始终没有出现翟瑞欣心目中的那个。
2010年他去日本演出，在东京的小场地里，前几排观众围坐在桌子旁，其他观众站在后面，“既解决了LiveHouse里那种群体站立看非舞曲电子现场时会出现的冷场状况，也缓解了台上表演者被围观的感觉”。多次国外游历的见闻让翟瑞欣意识到国内类似场地的缺失，这也影响了后来fRUITYSPACE不设舞台的决定。
如今，ME:MO几乎不演出，不创作，没有新的作品就更不想演出，这仿佛陷入了循环。然而，这间地下室需要的不是ME:MO，而是快40岁的“主理人”翟瑞欣——打扫地下室，制作宣传海报，联系乐队，和其他场地洽谈合作。这些几乎都是他一人统筹。虽然因利润有限“请不起员工”，翟瑞欣却不常露出疲态，反而乐在其中。
唐子晔/摄稀松平常的“精神良药”
2008年，翟瑞欣和好友着手做了一个网络音乐电台，叫“我的精神良药”，到现在还没停。“就放点我们喜欢的歌儿而已”，歌曲主要诞生于40至70年代。在它的微博简介里，写着电台的实体店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十三号（三联书店对面）”，正是fRUITYSPACE。
随着翟瑞欣忙于经营地下室，电台更新得越来越慢，地下室成了拐进胡同里的人的“精神良药”——阴差阳错来的也好，经常来的也罢。
推开地下室的门，“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这十个大字就贴在门口的墙上。fRUITYSPACE的活动推送透着俏皮的冷幽默：““破烂儿节”今天下午三点准时开扔”，“本地下室舞台附近在施工（因为楼上漏水），但依旧欢迎大家来喝酒，面对着一屋的碎石喝一杯，多好啊”。
唐子晔/摄 如果询问熟客们对这里的感受，使用频率最多的形容词是：“舒服！”王大川也这么觉得。他在房地产公司工作，工作对他来说“只是为了糊口，拿份工资”。有一回他带了公司的一位同事来，同事待了几分钟就想离开。“有些害羞，又有些生气，觉得我应该带他去三里屯那种单纯的酒吧，”王大川点了根烟，“我们房地产公司嘛，怎么可能喜欢这种地方呢。”
王大川没想过，“混”在房地产公司的自己有一天也能办展览。他经常出差，到外地最爱逛旧货市场，这几年他主要收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丢弃的胶片，记录的是普通人的生活。这和翟瑞欣的喜好对上了胃口，两人拿出部分藏品，组了个展览，叫“被扔掉的形态”。在公众号推文里，翟瑞欣写道：“对于这个“展览”，各位就见仁见智吧，随意但不随便一直是我们地下室做展览的原则，当逛博物馆也好，当逛潘家园也没事儿，但我觉着只要你来看了这个展览就肯定有收获，再不济也能让你咧开嘴乐一下。”
唐子晔/摄刘生从事科研工作，偶尔去大学教课，但师生关系难免陷入“程式化”，他更享受人与人之间直接、平等的交流。对他来说，放映的片目和映后的讨论一样重要。通常，他搬把椅子坐在十几位观众对面，不用话筒，声音不大，时不时要对抗地铁沉闷的轰隆声。
比起展览和电影放映，音乐无疑是fRUITYSPACE更重要的部分。乐评人EdwardSanderson评价：“fRUITYSPACE真的很重要，它是中国为数不多可以体验这种表演的空间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翟的日子很好过，他有自己的难处。”开业第一年，翟瑞欣经常因声量过大和邻居吵架，搬家的念头也会浮现，但“再找一个样的地方不容易”。他和三里屯的画廊建立合作关系，把一些音量过大“想接接不了，不接又可惜”的演出安排在那里。
在采访问题中涉及到开店的细节，他不耐烦地回答：“没有你想的那么伟大，就特别普通一事。我也不是为了写书立传，把每个细节都记得特别清楚，然后以后给人看我多伟大，我不记这个。你问我细节，我真想不起来。”
谈论起翟瑞欣，有人评价他“有文化野心”，但刘生认为“野心”这个词太大了，“就是普通人精神生活的诉求，不然我们还能干过对面的三联书店吗？”
即使翟瑞欣“矢口否认”，有人已经敏锐觉察到了这里特有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使得这剂“精神良药”以平淡的方式植入了当下时代某些有意义的部分。
Alex Turner来自美国，来中国已经六年，曾去过翟瑞欣的黑胶店，自fRUITYSPACE开业以来就常来这里。“整体的审美和品味，有点西方，和主理人的背景有关，”Alex说，“你想说它国际化也行，想说它有西方音乐的风格也行，但是它就是有中国特点，能看出传承，西化的中国其实也是中国。”
主理人翟瑞欣、姚澜都算是中国独立音乐里的“老一辈玩家”，而在这里表演的大多乐队都属于“新生力量”，无论是在实验音乐圈中知名度较高的“阿部熏没有未来”，还是成员编制尚未稳定的“酸塔乐队”。
在酸塔乐队身上，Alex看到了被誉为“对整个中国独立音乐最有影响的乐队”P.K.14若隐若现的“基因”，看到了成立于21世纪初的北京乐队Ourself Beside Me的影子，也让他想到了一些95后新乐队如GoodbyeHoney Boy，“还是能感受到一些历史的传承，女主唱身上能感觉到中国摇滚乐的那种精神”。
北京实验音乐的场地在近十年内更新换代，从五道口的D-22，到地安门的XP，再到美术馆街的fRUITYSPACE。有人将这里当作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场地的延续和传承，但翟瑞欣不接受这种看法，“我只不过开这么一地方，然后我跟这些人有交集，一些人选择在这演出，就自然形成，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没有刻意地要做成谁。”
熟悉这里的人也早就把这里发生的事当作平常事，出现和消逝皆是平常。王大川说，“如果有一天这儿没了，那太正常了。”地下室场地关闭的不可抗力因素很多，而最不可抗因素是“不知道哪天小翟自己厌倦了，不想开了”。
正如坚持了十年的《我的精神良药》电台，节目的更新没有固定频率，一期里播出的音乐风格甚至不统一，一切顺其自然。电台上一期节目发布于半年前，有听众发微博说：“我还是很爱你们的。打起精神来，快更新！”他们点了个赞。
专程来中国美术馆参观艺术作品的人们很难想象，在离美术馆仅100米的胡同之下，藏着一个做“不正经艺术”的地下室：有风格多变的现场音乐演出，有奇怪的展览，有纪录片的放映和讨论会；还有独立出版物，原创音乐厂牌的唱片，自己设计的T-Shirt。份量不多，自产自销。
唐子晔/摄而这一切，都始于在北京提供一个音乐小场地的念头：没有舞台，没有装修，为了让来的人“不用端着”。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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