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人类缺陷”的巴赫与爆炸式气质的贝多芬
【编者按】
《科普兰论音乐》是二十世纪重要古典音乐家、奥斯卡最佳配乐奖、普利策音乐奖得主艾伦·科普兰逾三十年音乐思考的结集，是科普兰三十多年来对音乐、音乐家的一系列深入思考的结晶，是他以作曲家视角写成的音乐评论文集。书中文章回望过去时代的音乐风貌，也触及当代音乐的若干面向；探讨作为艺术形式的音乐，也带着极大热情勾画历史上重要作曲家，亦有对“音乐”本质的探寻和疑问。艾伦·科普兰是位热情的音乐教育家、评论家，一生写作诸多关于音乐的评论、著作，他称自己为“当代音乐的推销员”。本文摘自该书关于巴赫和贝多芬的片段，由澎湃新闻经雅众文化授权发布。
若问历史上哪位作曲家的创作最接近“零人类缺陷”，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J.S.巴赫，这似乎已成为某种共识。众多同时代的音乐家生活在这位十八世纪德国大师的阴影之下，只有极个别的音乐巨擘可以突破并赢得普遍赞誉。美国理应热爱巴赫，因为我们总是会说“他是最伟大的”，或者，即便不能冠以“最伟大”的名号，我们也都承认如此事实：他几乎没有对手，没人可以比得上他。那么，问题来了，究竟为何他的乐谱可以如此深刻、动人？长期以来，我对此迷惑不解，我开始怀疑，是否真的有人能就这个问题给出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有一件事确信无疑，我们永远不会从巴赫的作品中单独挑出某一元素来解读他何以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巴赫的完美更多是组合的结果，每一部分构成都出现在作曲家日常极其普通的创作练习中，将所有构成汇总起来，一种纯熟的完美在完整的作品中得以展现。
人们几乎不可能从巴赫日常音乐生活的环境中提取或推导出任何佐证，以说明巴赫的天赋。终其一生，他都在为他所从事的工作写音乐，应贵族、宗教教会的要求而作。巴赫的音乐大量借用宗教礼拜仪式中的旋律，交响乐织体则因作曲家强大的支配力而受到限制，而巴赫所采用的主要音乐形式亦与同时代的作曲家非常接近，顺便说一句，巴赫对同时代其他作曲家的研究非常深入仔细。对于更晚近的那些作曲家子孙而言，“音乐之父”巴赫首先是一位出名的器乐演奏家，其次才是技巧坚实的手艺人，隶属于守旧派的创作者。巴赫在世时，他的作品之所以在德国以外几乎无人知晓，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创作在其有生之年几乎从不曾发表出版。这些一再被重复的事实，根本无法解释为何巴赫的音乐能在后世赢得如此广泛的认可，何以他那些最好的音乐能令全世界折服。
关于巴赫的音乐，最能击中我的是其音乐不可思议的贴合感，一切是那么恰到好处。这种恰当不光体现在个别作品，而是贯穿整个创作生涯。巴赫是一个集大成者，他的出现成就了漫长音乐历史发展的一次巅峰，其创作可视为对前几代作曲艺术家的继承。在此之前，音乐从未如此成功地将对位技巧融入和声体系逻辑。旋律与和弦的纵横交织——独立的旋律线在基础和声内以横向线性方式构成，基础和声依照和声规则在垂直方向上建构——巴赫基于此必要框架建筑起庞大且复杂的音乐体系，雄浑伟大的音乐建筑群就此树立。这浩瀚的音乐王国拥抱整个时代，囊括所有的壮美、高贵，以及一位富有创造力的灵魂所能赋予它的一切内在深度。若要进一步探究为何巴赫的音乐能给人以涵括宇宙一切精神生命的印象，为何他的音乐能以最深沉的洞察与世间万物对话，恐怕，想要找到解答是无望的。最终，我们将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在到处搜寻碎片式的字眼，而这些只言片语永远不可能包含全部音乐无形的伟大，至少，不可能描述巴赫无形的伟大。
有些人喜欢研究作曲家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方式放在巴赫时代之后的作曲家身上更适用，也更成立些，尤其是谈及贝多芬的生活与创作。英国乐评人威尔弗里德·梅勒斯（Wilfrid Mellers）最近提到贝多芬时称：“若要探讨贝多芬的人格本质，不论是作为人或者艺术家，我们都应当引入其他层面的话题，而非谈论音乐术语。”梅勒斯的意思是，所谓的探讨很容易令我们联想到更宽泛层面的议题，包括人权、自由意志、拿破仑与法国大革命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题。我们永远不可能确切地知晓这些逐渐发酵、酝酿的历史事件是以怎样的方式影响贝多芬的思考，但可以确定的是，以贝多芬为代表的十九世纪早期音乐写作绝无可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这些作品必定高度关注革命年代的气质，并将这种关注在自己的音乐写作中转化为有原创性的、前所未有的音乐乐思。
贝多芬带给音乐三个惊人的创新：首先，通过强化“声音语言”内在固有的心理元素改变了我们原本对于艺术的定义。因为贝多芬，音乐丢失部分纯真的同时极大地提升了心理深度，在精神层面增添了全新的维度。其次，贝多芬狂风暴雨般的爆炸式气质部分是为“整体音乐艺术的戏剧化”服务的。隆隆作响的低声部颤音，重音总是突然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以及前所未有的节奏设置——持续不断的节奏行进与鲜明的动态对比，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将内在的戏剧冲突外化、具体化，最终赋予音乐某种戏剧冲击力。贝多芬音乐中的心理学取向（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与戏剧本能在我看来是密不可分的，两者结合才有了这第三个、或许也是贝多芬最具独创性的成就：以从未有过的规模对音乐形式加以动态建构，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贝多芬身上的这种“必然”格外引人注目。音符并非字词，它并不遵循可检验、可证实的逻辑，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作曲家都在极力克服音乐在逻辑表意上的障碍，通过呈现某种“意有所指”的效应令听者信服。历史上，没有哪位作曲家比贝多芬更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声音的语言系统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确定感，其音乐势不可当。
人们无须有多广博的历史观视野，便可以推测观众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音乐时是怎样惊心动魄的体验。即便在今天，鉴于他奇特的音乐性，我时常试图理解这位音乐巨人的艺术是怎样被“倾销”给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却总是没有答案。显然，他一定说了些每个人都想听到的话。然而，如果你听得够仔细，会发现音乐中令人不适的、无法接受的部分在作品中占据了同等重要的位置。比如纯粹的声音，贝多芬的音乐鲜有“甘美”的味道，而是释放出相对“干枯、干燥”的声响。他似乎从不讨好观众，从不试图去揣摩这些耳朵可能喜欢听什么，当然，他也不在乎这些。贝多芬的音乐主题并不特别可爱或者多么令人难忘，多数情况下，这些主题不追求外表线条的优美，只是表达得很贴切而已。贝多芬通常是粗鲁无礼的，似乎音乐作品中正在讨论的那件事太过重要，任何过分高雅的都市语汇或空洞的外交辞令都不适合传递音乐的观点。贝多芬采用专横的祈使语气直接表达命令或请求，在创作中预设听者除了聆听别无其他选择，这一点在最强有力的几部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事实也的确如此：你只有听的份儿！此外，在我所列举的这一切之上，还有一点至关重要，贝多芬具备超凡的明星特质：他总是非常引人注目。
他究竟哪里吸引人？面对如此一位充满热忱道德与坚定信念的人，人们怎么可能不被吸引、不被感动呢？贝多芬最好的作品都是对胜利的完满诠释——直面人类的处境所获得的充满肯定的“胜利”。在一众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中，他是伟大的肯定者；人生终究是不幸的，能在音乐中分享贝多芬充满洞察力的思考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事。他的音乐能召唤出人性更高尚善良的一面；通过纯粹的音乐语言，贝多芬似乎在劝人向善，让我们变得尊贵、强大，胸怀伟大的心灵，学会悲天悯人。这些道德层面的训诫包含于音乐之中，但同时它也是音乐本身——九部交响曲、十六首弦乐四重奏、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这些音乐支撑着我们，不论多少次地聆听、再聆听，我们永远能感受到同样的力量。贝多芬音乐创作的核心似乎无坚不摧，落入耳中的声音稍纵即逝，却被赋予某种奇特的、永恒不变的实质。
《科普兰论音乐》，[美]艾伦·科普兰著，庄加逊译，雅众文化/商务印书馆2020年12年。(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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