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大移民对四川方言的影响

学者考证，真正推动现代四川境内官话方言形成的时期是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改变了古蜀方言的发展历程，是形成现代四川方言基本面貌和内部格局的最重要的社会动因。

宋元之交移民进入四川

宋、元之交是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民族矛盾最为尖锐、阶级斗争最为激烈的历史时期。南宋时，元蒙军队进攻四川，受到四川军民的顽强抵抗，历时半个世纪方才平定全川，惨烈而长期的激战致使四川人口锐减。元朝初期，据史料记载，“四川民仅余12万户”约59万口，减少了约95%，以至不得不裁撤官府机构。宋末元初四川人口的巨大损失，为此后源源不断的移民入川留下了巨大空间。实际上，元代中后期即有大量外省移民迁川落户，其迁出地主要是湖广省（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同时还有江西、河南、山东等地也有移民入川。

元朝末年明玉珍率军入蜀，从人口迁徙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移民。自明玉珍入蜀之后，四川以湖广籍为主体的移民人口开始超过土著人口。元末明玉珍的军事大移民及之后的招募移民，数量巨大，人口来源地集中，短时间内超过土著居民人口。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必然给川东地区方言带来深刻影响。

洪武移民进入叙州

此后，明朝初期，也就是洪武年间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洪武大移民分为军籍移民和民籍移民，民籍移民又分为民间自愿和政府组织移民、强制移民。移民主要落籍川东、川中。移民虽来源地有所不同，但仍以湖广移民为主流。洪武初年，朱元璋颁布移民政策，以调整全国人口，四川也在其中，当时，曾经“移麻城孝感之民，充实富顺、荣昌两个地区”，这是明初最早的政府移民入蜀，并且，移民开始进入川南。洪武移民过程中，移民主要集中在以重庆为代表的川东地区和以叙州（如今的宜宾地区）、泸州为代表的川南地区，还有一部分到达成都、顺庆（如今的南充地区）。《四川通史》指出：“移民来自四方，而客籍超过土著，这就是明代四川人口社会构成的基本特征。”

元末明初的军籍移民和中央政府组织的民籍移民，时间集中，来源地一致，很快填补了四川人口库锐减留下的空间，并超过土著居民的数量。移民的主体部分来自湖北。这种独特的社会动因，使得当时的移民有条件将自己的方言带到落籍地，形成从四川东部向成都一线扩散的“湖广话”方言社会，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导致移民方言和古蜀方言融合演变，以至改变了从秦汉至宋代古蜀方言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今天四川地区所谓“湖广话”的源头。

“湖广填四川”带来的口音变化

到了明末清初，四川再次经历因战乱而遭受焚烧破坏的兵燹之灾，从崇祯六年（即1633年）张献忠首次入川，到康熙二十年（即1681年）清军在川平定吴三桂叛乱部将，四川战火连绵，达半个世纪之久。顺治二年（即1645年）至顺治七年（即1650年）四川又先后遭遇瘟疫、大旱、水灾。顺治三年到五年，四川大饥荒，此外，还有旷世罕见的虎患（也就是老虎吃人）。战乱、饥荒、瘟疫、虎患，加上大规模的避乱逃亡，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湖广填四川 ”的大移民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展开的。大移民的浪潮从康熙中期开始，延续至乾隆中期，至乾隆四十年（即1775年）后逐渐限制，主体阶段约达一个世纪，形成中国人口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移民运动。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移民人口超过500万。这次移民分东路、北路、南路入川，来源涉及今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十多个省。移民的定居选择，跟移民路线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沿江、沿路的一批重要口岸，如万县（今万州）、涪州（今涪陵）、重庆、江津、泸州、宜宾、内江、成都等枢纽地，当年既是南来北往的交汇点，又是移民栖息定居或“二次迁徙”辐射的中心区。 到清代大移民中，迁徙人口尤以湖广人、特别是湖北人为最多，所以有“湖广填四川”之说。

当我们回顾四川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始于元末，直至清初的几次大移民，成为如今四川汉语方言面貌及其内部格局的最重要的社会动因。极大地改变了四川的人口结构，以至今天四川汉族地区不少家族均称自己祖籍“湖广”，同时，称自己所讲方言为“湖广话”。 这也就是“湖广填四川”一说的由来。对这一段四川遭受劫难的历史，四川师大周及徐教授有诗叹道：

巴语蜀言何处寻？秦文汉字枉劳心。刀兵从古黎民恨，魑魅横时国运沉。天府无烟生气断，锦城走虎莽丛深。劫波荡尽楚人至，满耳川原湖广音。（本系列文章的前两期在11月15日、22日刊载）

（《据四川省志·方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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