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剿四川是是非非 湖广人填四川前前后后 （九）
图为清代叙州（今宜宾）半边寺。张献忠曾在这一带和南明军队激烈争斗。
除在成都屠城外，其他保宁、绵州、顺庆、广元、潼川等地也发生屠城事件。1645年张献忠的义子刘文秀在巩州（今珙县南）令部属分道杀人，深入乡村“无不搜及”，规定士兵斩男子手足200双者升把总。以至“每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凡军官衙门掌如山积，而成都城内，几如假山之千叠万峰。”（这也过于夸张）。
在洗剿成都时段内，其他被其统治的城镇也发生规模不等的屠杀事件。杀了城里的人，又从郊区强迫村民入城为军队服务。花了这样大的兵力来剿城迁人，他统治的州县越来越不平静，军事上屡屡失败，只好决定放弃四川，又不甘心像这样败走下场，他实在恨四川人，又发出“除城尽剿”令，令军队出城屠杀农村人，深入山岭，望见哪里有烟火，即去斩杀；有藏匿洞穴之中者举火熏之。这就是史志所载的“草杀”，即斩草除根之意。
从荥县、洪雅等县的《县志》所引资料看，张献忠在其控制的许多地方无可辩驳地实行了“除城尽剿”政策。他认为“凡居山野者俱叛逆，将悉行剿灭；城内俱良民，乃免死（以此诱民入城斩杀）。”于是在乡间见人就杀。地方官执行不力者也要反坐。大西政权的小职员欧阳直曾经看见郫县押解来一个逃民，审讯之后发现是峨眉人，于是追究负责查剿峨眉的官员洪都督的罪责，将洪都督剥皮。这样一来，地方官谁敢不尽职尽责大肆杀人。
作为一项军事命令，当然要有验功标准，即以缴验手掌为尺度，凭缴纳手掌多少记功升职。
这样大肆屠杀，新的问题又出来了，人口消灭净尽，吃的粮食又成了大问题，数十万军队（有资料说大西军共有一百多万）一天要消耗多少粮，于是只有屠杀自已部下，遂决定先杀那些附从的四川人。据《蜀碧》记载：张献忠欲撤往陕西，觉得军队人数太多，决定只留陕西起事时的老部下。又担心众人哗变，遂与左丞相汪兆麟密议。汪叫张献忠绝对保密，安排一些暗探，秘密侦察部属中四川人入伍者、其他省入伍有不满情绪者、或有小小过失者、明军投降者、各地土匪入伍者皆杀之。这样一来，军队也乱了阵脚，不但发生互相残杀，还大批逃奔“姚黄十三家”去了。大西军减少三分之二。这也给张献忠培养了一个掘墓人——降将刘进忠叛变，引清军入川，杀死张献忠。
大西军连连失利，导致张献忠疯狂变态，更加残忍，“破罐子破摔”，曾狂呼：四方反兵日益逼近成都，是因为川人还没有杀尽嘛，老子既然占了四川，如果又失去，不如就干脆毁灭它，不留丝毫给他人！便命令孙可望、李定国等四将军洗剿川人。
据《蜀碧》记载：各路洗剿大军，每天早上寅时出营，“穷乡僻壤，深崖峻谷，无不搜及”。酉时（黄昏）回营交手献功；杀千人以上，奖称“能手”，杀百人以上，立即升为都督。这些陷入绝境、良心泯灭的杀人狂，杀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情景惨绝人寰。
张献忠对“分兵草杀”督促得非常严厉，实行杀光、抢光、烧光政策。当时学者顾山贞所著《蜀记》载：“剿洗（成都）已毕，复命各将军分头四出，烧房屋、粮草；前发放火兵丁，后随遣心腹贼尾迹密查。如某一路某处房屋烧毁，没有烧得干净，烧得不彻底，领兵军官和放火兵丁要被处死剥皮；某一路烧粮草的兵丁，烧得不彻底，其领兵官和放火兵，也要被处死剥皮。“而营兵惨死，又不下二万余”。
《蜀记》还记有这样一则小故事：大西军前营有一个叫“飞山虎”的小头目，在眉州抓获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十分聪明伶俐，面庞娇秀，飞山虎得知是个乡绅的儿子，忽起恻隐之心，不忍心杀他。却又担心同伙去举报告发，又不敢留养，是夜二更之时，便
把这少年放出暗藏于密林之中。第二天，又被搜山兵丁抓获。这少年声称：“我是昨夜有个帐营放我出来的……”，于是搜山兵丁便带着少年到各营遍认。少年走入飞山虎营中，众贼遂把飞山虎揪出来，抓去听候张献忠处置。张献忠大怒，下令“弄去剐了”！飞山虎怒目圆睁，大骂张献忠残无人道。“张献忠命断其舌，敲落门牙，剜去两目，剖腹取出心肝，而死……”
《平寇志》也记载有个别大西军人在张献忠严令之下，不得不哭着砍百姓手腕回去交差，但又很“关心”无辜被砍者的离奇故事：把城中的人杀完了，又令各部外出搜山。每屠一路，册报某日某路所杀人数。次日发现山上有烟，则说“搜山不尽”，该路贼兵被斩……因人脑袋沉重不便提缴，便改成断右手回营报功。兵丁每次出营搜山，部分兵丁与百姓相对恸哭；“我与你无仇无怨，是奉令来断你的手，你的手被宰后，千万不要喝冷水，喝了冷水就得死。最好用糯高梁面洒之，裹伤口，立生肌，或许可保全性命……”
据法国传教士古洛东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大顺二年初，张献忠搞了一次科举考试，其目的是装点门面和控制读书人。据《五马先生纪年》载：大顺二年春，张献忠在成都开科取士，其筹备工作的草率、考试的荒谬不言而喻。到期，各地秀才、举子稀稀拉拉来了些人。不管中与不中，到场的读书人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也不准在家居住，连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虽父子、夫妇私居不得轻出一言。
随着大西政权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坏消息纷至沓来。张献忠的心情实在欠佳，脾气越来越糟，酗酒，无端发火，无故杀手下文武官员。他最不放心的人是民间的读书人，认为全川大乱，很有可能是读书人在下面煽风点火，必须来个釜底抽薪，对读书人进行一次大清洗，社会就会风平浪静。大顺二年夏，张献忠再次发布“选举考试令”，称为“特科”，《明史》上叫做“诡科”。以国家初建，亟需人才，前次考试没取得真才实学为由，特令全川生员一律赴成都应考，不许缺考。“考取者皆按等授以官爵”。还令各地军人督催，百姓检举，对不来应考者本人及全家斩首。隐匿不报者邻居连坐。
由于张献忠喜欢搞科举，生员不以为异，便带上家人仆从来参考，住进成都大慈寺。哪知进去之后却不许出门，形同囚犯。一个月之后，礼部报告，生员已经到齐。张献忠采取行动了：自大慈寺到成都南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在寺门口拉一长绳，离地4尺，张献忠亲自在道边“验发”，如果此人年龄尚小，身高不足4尺，他或者看得顺眼，想留下有用，便令站到一边。其余的即属“检验合格”，准许“出发”。于是每‘发’一生员通过，前面有一人手执高竿，悬白纸旗帜一面，上书某府某州生员。教官在前，士子领仆从负行李在后，鱼贯而行，都以为是进考场，哪晓得到城门口，被士兵收缴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擒一人，牵在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
如此“考”了三天，除了十几名年龄幼小的、张献忠觉得顺眼想留着有用的之外，其他17000多人全被杀害。这就是《四川通志》和《明史》所载的“大慈寺屠杀士子”事件。
对于这起事件所杀人数，我还是那句老话：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何以这么说，因为见证者欧阳直也在士子之列，张献忠见他年幼，稚气清秀，留在身边做个文员，直到张献忠在凤凰山被杀后他才乘机逃出。至于所杀人数，那就要打几个大问号了。《明史》说，所遗“笔墨成坵”；有资料说大约杀了五千多人，有资料说杀二万二千三百有零（包含老师、仆从、家人），也有资料说杀了七百多人。杀人地点有说在青羊宫。我不禁要问：张献忠实际控制的只有成都附近十多州县，这成千上万的士子（生员）是哪些州县去的？大慈寺也罢，青羊宫也罢，是时有多大规模？能容纳一两万人？这些数字为何差异这么大？所以我对所杀人数疑虑重重。
民间的僧、道、医、卜、阴阳诸流及百工技艺之人走乡串村，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是些不安定分子，张献忠采取一些欺骗手段：“托言斋醮，或考试，或兴大工（程）之类，至则皆死”。仅在成都一地就杀和尚两千多。此外，他的部属把遂宁广德寺、泸州七宝寺、中江宁国寺等寺庙的和尚也全部杀了。民间那些医生有什么罪过？把医生杀了对人类有什么好处？正如传教士所说：张献忠“毫无人理”。
至于这次屠杀士子事件，有多处记载。虎口余生的当事人欧阳直与《蜀碧》作者彭遵泗的叔祖是姻亲关系。欧阳直从张献忠部属逃出之后到丹棱县，与彭姓联姻。根据欧阳直叙述，彭遵泗在《蜀碧》中说，这次考试还杀不少武生：把参考武生集合于校（较）场，张献忠令手下牵出未驯服的千余匹烈马，令考生骑射。考生们刚上马背，在场的大西军兵士大吼大叫，又发巨炮、敲大鼓，马受惊狂奔，考生坠下地之后，被“践踏成泥……贼抚掌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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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县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宜宾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