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江诗话》与奇女子曾兰
《北江诗话》。
朱文方印“曾兰读”，白文方印“香祖楼”。
曾兰小像。
《洪稚存先生北江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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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雄壹洪亮吉与汤成彦的传承
洪亮吉，字稚存，号北江，晚年号更生居士。清乾隆五十五年（1736）中殿试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嘉庆四年（1799），洪亮吉上书嘉庆帝，论及时弊，多有慷慨之词，被流放新疆伊犁。非常巧的是，这年四月，京师大旱，嘉庆帝虔诚求雨，在求雨时，也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才得到老天的降罪呢？于是，他朱笔亲书谕旨，谕旨里面谈道：“洪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也承认自己给洪亮吉的罪名“取巧营私之咎，况皆属子虚乌有。”当这一圣谕刚一发布，说来也奇怪，下午即喜降甘霖。嘉庆帝见状，又作御制喜雨诗，这首《御制得雨敬述诗纪事》有“纳言克已，乃为民请命之大端，及将原书装璜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规。”于是马上大赦天下。洪亮吉到达伊犁及百日，自新疆返，回故乡，改号“更生居士”，从此放浪山水之间，十年后于1809年卒于家乡。
洪亮吉先生六卷《北江诗话》，系晚年手定，藏于北江草堂，外间罕见传本。洪亮吉侄儿汤成彦在故乡偶得足本《北江诗话》，视如珍宝，带回家抄了一部，咸丰壬子年（1852），汤成彦扫除书箱中之书蠹，于蛛丝鼠迹之中偶然捡视出此书，甚喜。后来异地做官，随身携带到了成都。汤成彦在成都生活时，每遇风潇雨晦之晨，或酒阑灯炧之夕，或胸中苦闷，或意不自得，每每开卷急读，便豁然开朗，他即用笔批注在书的上端，积久成卷帙。
咸丰丙辰（1856），汤成彦先生游叙州，遇到一位年轻人叫周锡光，他们一起读了这部诗话，周先生提议：“何不刊印出来广为流传呢？”于是，周先生把家中数十亩田地卖了一半，用这笔钱于咸丰八年（1858）刻印出这书。
清朝末年，成都有一位女士，名叫曾兰，购得此咸丰八年（1858）刻印的《洪稚存先生北江诗话》六卷，她便在书中钤上自己的两方印章，一枚为朱文方印“曾兰读”，一为白文方印“香祖楼”。贰 曾兰的苦难与《孽缘》
说起曾兰，许多人不太了解，她就是吴虞的夫人。吴虞（1872-1949），号黎明老人，四川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区）龙桥乡人。近代思想家，学者。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四川《醒群报》主笔，鼓吹新学。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不久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新青年》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等文，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影响较大。胡适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吴虞名气大，曾兰不遑多让。曾兰号香祖，从小便跟男孩一道上私塾读书，四书五经不消说，《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更是读了数遍。连四川经学大师廖季平都称赞她的学问。因为曾兰在家中排行老四，当地人都尊称她为“曾四先生”。她还是四川第一张妇女报纸《女界报》的主笔、中国南社社员。全四川参加南社的文化人有二十位，她与丈夫吴虞都是南社社员。
豪气之外是贤惠，曾兰还是一位好母亲，她为吴虞生了九个孩子。第一个是儿子，后面全是女儿。可惜的是，长子“千娃”后来遭了厄运。
吴虞的母亲去世后，其父要娶一个十五岁的杨姓女子为妾，父子俩为这事闹翻了脸。一气之下，吴虞和父亲分了家，父亲把老家新繁的田地房屋分给儿子，便把儿子一家赶出了成都的寓所。回新繁老屋不久，“千娃”生病了。乡下缺医少药，曾兰抱着孩子回到成都公公家，希望得到帮助，哪知道公公无情地拒绝了。她又抱着孩子回自己在成都的娘家，但娘家人指责她的丈夫殴打其父，也不接待他们。无奈之下，曾兰又抱着病危的儿子回新繁，不久儿子就死了。
悲愤之下，1915年曾兰写了一篇白话小说《孽缘》，发表在《小说月报》第六卷第十号上。这部白话小说比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发表早了整整三年。故事讲一个才色俱佳的女子鲁惠，被贪财的母亲包办婚姻，嫁给田姓土财主，土财主好吃懒做，风流成性，竟然弄了个妓女回家，田家的亲戚挑拨离间，搬弄事非，认为儿子的堕落是娶的媳妇的过错，公婆不把儿媳妇当人看待。这个嫁错郎的鲁惠小姐，从此在这个“腐败黑暗的家庭”里过着凄苦无助的悲凉生活。
曾兰的小说中，自然有自己的影子，也有吴氏家族的影子。其实在当时社会里，妇女的悲惨境遇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1917年，成都巷战再起，曾兰与家人避祸于西门万佛寺，屋漏偏逢连夜雨，曾兰不幸得了急性胃炎，疼痛难忍，有好心外国传教士送来几粒安眠药，不料服用几粒，当年11月19日，曾兰在熟睡中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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