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李庄， 回望那时的先生及过往的风骨 文清
仔细想来，我的行走与记述，大多都与阅读相关，李庄也不例外。夏天专程绕道李庄的游走，其实简略而粗疏。在瓦屋山清凉静谧的农家小院，一口气读完李庄镇口购得的几册书籍，很有写上一些文字的躁动，只是数月一直未敢动笔。最近几日，再次翻读文化学者岳南所著《那时的先生》，才发现数月前走过李庄古朴盎然的祠堂、会馆、街巷以及院落之间的闲散脚步，让我与20世纪四十年代一段文化历史的距离如此之近。
从宜宾城区，过长江大桥，往南溪县城方向不过二十公里，古镇李庄就安静坐落江边。盛夏八月酷暑的高温，江边水汽氤氲的溽热，这个季节来李庄的人并不太多。少却热闹景区的拥挤喧嚣，正好让我在李庄多出一种随意和闲适。
在川江航运繁盛的历史上，李庄不过是长江上游一个比较重要的水路码头。七十多年前的抗战时期，因同济大学、社会所和中博院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等高校、学术机构南渡西迁，分批陆续辗转迁往李庄，诸多大师在艰危困厄岁月里于李庄长达六年的坚守，让这个曾被傅斯年称为“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写就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段最为传奇和骄傲的笔墨。
镇口的东岳庙，是同济大学工学院旧址。进门正对的影壁上，“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十六个大字，拙朴遒劲，十分醒目。当年同济大学等机构数次搬迁却仍被日机轰炸仍难到栖身之地时，以李庄乡贤张官周、罗南陔为代表的李庄民众向同济大学发出了这十六个字的电文。
日寇入侵，国辱城破，很多地方已经拥挤不堪，自顾不暇，李庄只有十六个字的电文，却掷地有声、巨力千钧，写出这个长江边地小镇有见识的乡贤士绅与温厚淳朴乡民那种大义胸襟和民族情怀。
这座不过三千余人的码头小镇，从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六年，让同济大学、金陵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等一万多文化学者及高校师生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李庄民众节衣缩食，用自己宽阔胸怀，为流离颠沛的先生们铺就了一张张简单朴素却又不失温情的书案。
同济工学院旧址旁边，就是如今的李庄中学。同济大学每年都要选派学生来这里支教，据说，李庄中学的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还享有同济大学的优先录取权。我猜想，同济数十年不变来李庄的支教传统，是不是对当年饱受战争摧残难以为继的同济学府在李庄得以庚续延绵的一种铭刻与纪念，抑或更是一种感恩与回报。
危难时局敢为民族文脉传承果敢担当，古镇李庄以及数千民众因其特别的勇气和海量胸怀，堪称川人风骨。而有同样风骨的，更是李庄那个岁月以宽阔胸怀所接纳的诸多先生们。
古镇入口旅游大道左侧的李庄上坝月亮田，是中国营造学社旧址，也是梁思成、林徽因在李庄工作生活的旧居。
中国营造学社于1940年冬迁李庄后，战争导致庚款来源断绝。在李庄的六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贫病交加，脊椎病重的梁思成体重只有不到五十公斤，林徽因染结核只能卧于帆布行军床，艰难时两个孩子冬天甚至只有着草鞋或光脚。尽管身体严重透支，梁思成和林徽因每天仍在月亮田简陋的房子里坚持工作，用四年的呕心沥血，整理完成中国建筑学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
当年，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都来信邀请梁思成夫妇到美国去访问讲学，费正清夫妇和一些美国朋友也力劝他们离开李庄，到美国去工作并治病，但梁思成却郑重表示：“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弦歌不辍，穷且弥坚。那时的李庄，似乎都是如梁思成和林徽因一样的忧道不忧贫者。
时穷节乃现。被战争与疾病夺去两位女儿，仍没有耽下手中的殷墟考古整理与研究的考古大师李济；点菜油灯，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和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实验的生物学家童第周；在板栗坳戏台子孜孜整理一屋子甲骨，写出享有世界性声誉《殷历谱》的董作宾；奔走一线调查完成民族学奠基之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民族学者凌纯声、芮逸夫；从昆明联大到李庄休假仍抓紧重写因躲避空袭遗失的哲学手稿《知识论》的金岳霖；以及文化学者傅斯年、游寿，社会学家陶孟和等。李庄六年，虽然环境清苦，这些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分量极重的先生们时常面对贫病、匪患甚至死亡威胁，却从未放弃自己本分的责任，仍然保持着视学术为生命的高贵与斯文，在这个小小边镇的宫观庙宇、会馆祠堂、民家小院以及附近的板栗坳深处静虚的边远环境里平静坚韧，为薪火相传安守清苦的学术探索之路，“以挣扎度此伟大的时代”。
“国难不废研求，六载清苦成巨制；室陋也蕴才情，百年佳话系大师。”这是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旧居门楣上的一副对联，或许可谓那些岁月，那些先生们在李庄六年笃求学术最好的注脚与诠释。
不离故国，苦心孤诣，历困厄而弥新，当年先生们的文化自信、学者底气堪称绝响。李庄，这个在自然地理意义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川南小镇也因此凸显为一个能与成都、重庆和昆明齐名的全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20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剑桥中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美国著名中国史学者费正清都先后到李庄。当年据说寄往李庄的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就可准确递达；新中国成立后，从李庄走出去成为“两院院士”的就有35人，以上二者应该可以作为李庄在那个年代于全国甚至世界享有盛誉最好的佐证。或许正如岳南先生《那时的先生》书中所述，“一九四零至一九四六，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
斑驳的青石阶梯，古色的深宅老屋，仍隐隐透出古镇中央张家祠大院曾经当年的兴盛。作为当年随中央博物院西迁数百箱文物存放地的大院，如今已是中国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陈列馆门口“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的楹联，陈列馆中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记述着李庄及诸多学者为民族抗战的倾力付出。
先生们的言传身教，让在李庄求学的弟子们同样胸怀理想主义情怀。“国破山河在，万众一心杀敌去”，在李庄，同济大学600多名热血青年学生报名从军，人数之多成为当时全国高校之最。特别是抗战后期，为配合盟军对日作战，一批有知识的同济师生飞赴印缅，在印缅战场，缅北滇西战场抵御日寇、英勇杀敌，更是让人感之慨之。
长沟流月去无声。李庄外的长江，静水深流，似乎在向后人讲述虽时局艰危仍不离故土的先生们当年的坚忍与坚守，责任与担当。行走李庄，回望七十多年前诸多先生和弟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留存的文脉及傲然风骨，惟有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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