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最敬爱的人都曾在这里
国立剧专在江安旧址。 
剧专第九届表演专科毕业生1948年于南京与校长等合影。校长余上沅（二排左四）、阎哲吾教授（二排左一）。 
1941年曹禺与剧专同学（《反间谍》编剧组）在江安合影。从左至右：钟锄云、陶熊、曹禺、范启新、冉英。 
曹禺在江安剧专任教务主任时留影。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曹禺余上沅焦菊隐吴祖光谢晋陈怀皑……
江安戏剧儿女与国立剧专80年
“越是珍贵的东西，越应该捐出来，献给国立剧专，献给江安。”11月16日，在宜宾江安县举行的“国立剧专在江安”八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上，国立剧专校长余上沅之子、年近八旬的同济大学终身教授余安东颤颤巍巍地走上台，从身上掏出一叠624页的《戏剧技巧》手稿，眼里隐约地闪烁着泪光。这次纪念活动上，又有32件史料跟着江安戏剧儿女们“回家”。
从2000多件到5000多件，国立剧专史料江安陈列馆的不少史料，是80年间江安戏剧儿女们一件件捐出来的。他们大多数年事已高，但每年都有人和国内戏剧界学术大咖一道，从全国各地千里迢迢奔赴这座川南临江小城。为什么一座小城令他们如此怀念？因为这里，曾让曹禺、余上沅、焦菊隐、谢晋、洪深、张俊祥、吴祖光等戏剧大师度过了一段安稳创作或求学时光……这些人是他们的亲人、恩师或戏剧和电影领路人。
□宋楚翘本报记者李婷李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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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在此创作《北京人》
江安国立剧专是流亡中的戏剧家摇篮。1939年，成立不到4年的国立戏剧学校（后改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今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的几百位师生，为躲避战乱，一路颠沛流离。他们背着书籍、抱着铺盖卷、冒着战火，从南京、长沙、重庆最终辗转到宜宾的江安县。
1939年，在当地几大富商的支持下，江安县腾出文庙，改造成共计8000平方米的“校区”，大成殿改造为演出舞台，教室、图书馆、学生宿舍错落有致。国立剧专师生们在这里一住就是6年。在如今的江安国立剧专旧址，俨然印着“中国戏剧摇篮”几个大字。走进一间红砖外墙的青瓦房，里面有曹禺使用过的书桌。
“几生修得住江安。”著名戏剧大师、时任江安国立剧专教师的吴祖光深知，那时的戏剧人能有安谧的创作日子太难了。不少戏剧人在国难当头之际面临着人生抉择，万千思绪涌进心间，教学之余也迎来自己的创作成熟期。吴祖光的《正气歌》、杨村彬的《清宫外史》、沈尉德的《民族女杰》等都是在江安剧专执教中写出和排演的。
“爸爸是个天生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关注着全人类。”曹禺的女儿万昭回忆，曹禺当年来到江安任教时20多岁，已经写出《雷雨》，在业内已小有名气。他在江安与旧友巴金见面，畅聊6天推心置腹，改编戏剧《家》并将其搬上舞台。随后，曹禺在江安创作了业内公认的他最成熟的作品《北京人》。《北京人》中的主角曾皓、愫方，经典意象城墙、号声、棺材等，都有着江安风土人情的影子。
当时，曹禺讲课时，台下还有两位学生谢晋和陈怀皑。这两位对中国电影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师，前者曾创作出《芙蓉镇》《女篮五号》等现实主义作品，后者曾执导京剧艺术片《杨门女将》《海霞》等，也是其儿子陈凯歌代表作《霸王别姬》的艺术指导。
“两位导演年轻时人高马大，长得非常帅，常常爱为同学打抱不平，女同学说他们是‘护花使者’。”国立剧专史料江安陈列馆馆长张毅说道。谢晋在江安国立剧专话剧科学习时，还邂逅了自己一生的挚爱徐大雯。徐大雯在江安女中初中部求学，当时两个学校只有一墙之隔。谢晋老年时期每每回到江安，都说自己是“江安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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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余上沅“兼收并蓄”
在国立剧专历史上的280多部作品中，有210多部是在江安排演，包括《凤凰城》《流亡三部曲》《雷雨》《日出》《北京人》《蜕变》《家》《哈姆雷特》等中外著名剧目。其中，《哈姆雷特》《北京人》《蜕变》是在我国首次上演。这背后离不开校长余上沅“兼收并蓄”的办学理念。
“我是喝江安水长大的孩子。”余安东2岁到8岁都在江安生活，他拿出自己儿时和小伙伴的合照笑着说，这张照片是他的“江安身份证”。“我的名字就是安安，1940年父母在江安生了我，纪念我的出生地。”澳门电影家协会主席、国立剧专教师蔡松龄之子蔡安安也非常怀念故土。他和余安东回忆，小时候最爱在江安河畔，数着大大的蚂蚁，或是去剧专听歌听戏。
一本12斤重的《牛津词典》在余氏兄弟的童年中最难忘。由于话剧是西方舶来品，当初教学没有现成教材，余上沅只能亲自翻译乔治·贝克著作《戏剧技巧》。北京大学力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余安东的弟弟余同希回忆，小时候他老见着父亲抱着厚厚的词典楼上楼下跑，教材手稿上密密麻麻地批注有三种颜色的文字。这就是如今两兄弟捐献给江安县的624页手稿。“家父办学最令人敬佩的就是兼收并蓄。”
上世纪20年代，余上沅经胡适介绍，在北京大学攻读英文系。入学后对戏剧有着浓厚兴趣的他，随后与梁实秋、谢冰心等赴美求学，在哥伦比亚、纽约等地吸纳西方戏剧文化。余上沅曾发起“国剧运动”，即要做写中国的事，中国人表演，给中国观众看的戏剧。“这个运动到现在，也是十分有思想有眼光，有艺术追求价值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如是评价。
深厚的戏剧理论基础、精通中外戏剧、丰富的演出经验和广阔的视野，让余上沅成为国立剧专校长的最佳人选。
当时，剧专聘请曹禺、应云卫、焦菊隐、黄佐临、洪深、陈治策等大师，还经常邀请梅兰芳、梁实秋、徐悲鸿、田汉等文化名人前来讲学，引进世界戏剧三大表演体系之一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如此顶尖教学阵容在当时亚洲堪称豪华。
江安国立剧专第一届学生、被称为抗战时期的“话剧皇后”叶子回忆，曹禺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把理论知识放在生动的戏剧情节中，他边演边讲课“自成一台戏”，课堂气氛十分活跃。而焦菊隐对学生作业和演出的要求极高，上课认真，拍戏严谨，死抠细节，才成就了在江安首演的高难度剧作《哈姆雷特》。时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室秘书的吴祖光，时常拿着一本《文山先生文集》，创作剧本时学生还曾听到吴祖光痛哭，最终他在江安完成了以南宋英雄文天祥为题材的戏剧《正气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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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物换戏”也换江安情
国立剧专在江安6年中，有1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在此就读，这离不开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曹禺曾经说过，“我们喝过江安的水，吃过江安的粮，永远忘不了江安人民对我们的哺育。”江安成为剧专师生的第二故乡。
“缺粮，缺资金。”余安东回忆，这是在江安时最令余上沅头疼的事。当时有学生开玩笑说，数过一顿饭只有48根黄豆芽，但还表演出正在吃大鱼大肉的样子，大家笑称有沙子、糠皮、稗子、老鼠屎的米饭为“八宝饭”，苦中作乐。目睹了学生的饮食情况，余上沅心酸落泪。由于江安人民生活水平不高，通货膨胀，也很难拿出额外的钱来专门看戏，他随后和老师商量，能不能通过“凭物看戏”的方式来缓解学校的困境。
在曹禺、张俊祥、杨村彬、吴祖光、阎哲吾、郭蓝田等教师的支持下，师生们在江安街头向老百姓倡议“凭物看戏”。“凭物看戏是啥子？”“简单说就是看戏不拿钱买门票，适当送点礼物就行。”“那我把我父亲、老婆、娃儿、舅子一起喊起要送多少礼物，一头猪够不够？”“鸡蛋、芋头、葱、猪肉都可以，一头猪有点大了。”老百姓和师生们你一言我一语。
据当时剧专学生田庄等人回忆，最令人感动的是，演出前，江安的男女老少带着各式各样的“礼物”来赶文庙。橘子、广柑、鸡蛋、萝卜、青菜、活鸡、猪头、草鞋、演出生活道具等。还有的村民牵着一头羊来，还在羊头上系上红布条，以显隆重祝福的喜庆之气。当地的“土豪”高鉴秉酷爱京剧，与剧专几位戏迷学生私交甚好，凭物换戏时，他直接送了一头100多斤的大肥猪。
“凭物看戏的剧目非常接地气，真正体现了艺术为人民。”张毅介绍，除了一些经典戏剧片段外，剧专师生还表演杂耍、魔术、大鼓、快书、独唱、金钱板等，杂技剧、川剧、京剧等争奇斗艳。一时间，小小的江安成为西南地区的“戏剧中心”，后来许多文化名流都是在江安第一次登上舞台，开始自己的戏剧人生。比如著名导演谢晋、秧歌剧创始人王大华、谐剧创始人王永梭等。
除本地观众外，来自泸州、昆明、成都、重庆等地的观众，常常把剧院坐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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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人都曾在这里
1945年7月，江安国立剧专迁往重庆北碚，再复迁南京，新中国成立后合并入中央戏剧学院。短短14年间，国立剧专“为国储才”，完成了“研究戏剧艺术，培养戏剧实用人才”的使命，培养出一批叱咤风云的戏剧界杰出精英，这些人也影响着一代代戏剧人、演艺人、电影人。
“我一生成长中深深影响着我的、我喜欢的老师和同事，都曾和江安国立剧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次到江安的中央戏剧学院原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罗锦鳞感慨道。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罗锦鳞先后将《安提戈涅》《美狄亚》《忒拜城》等16部著名希腊戏剧搬上舞台，让无数观众领略到经典的魅力，还执导了《霓虹灯下的哨兵》《万水千山》《北大荒人》等脍炙人口的话剧。
罗锦鳞算得上是受“国立剧专戏剧儿女”影响的后人典型。1956年，他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本科。如今82岁的罗锦鳞还记得，国立剧专毕业的班主任何之安，从导演基础到剧本分析、导演构思系统地讲课，并带领大家排演了很多大戏。特别是在剧本分析课上分析了《家》，给学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江安国立剧专话剧科教授兼主任焦菊隐，则带领同学们排演《哈姆雷特》全剧，罗锦鳞在剧中扮演哈姆雷特的同学吉尔登斯吞和掘墓人。“焦老师特别强调演出要以表演艺术为重，要尊重和发挥演员的创造性，他说节奏是戏剧的呼吸和生命，这些理念和方法，深深地注入我的心灵。”
刚出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时，罗锦鳞来到曹禺家中，曹禺幽默地笑着说：“小罗啊，让你当副院长，你这个是古希腊悲剧啊。”罗锦鳞当时不解。如今罗锦鳞明白，学校教育管理和教学研究确实都不容易，要让一个单纯教学的知识分子去做管理，或许会有许多不适应。“但如果这个不适应的痛苦，像当年的余上沅前辈一样，能换得师生们的健康成长，那又算什么呢？”
罗锦鳞觉得自己好幸运，“我敬爱的人都曾和这里有着缘分，并且他们培养着我们，我们又不断地影响着一代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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