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5元打官司说起
□李美琪
10年前，我帮母亲打过一场官司，母亲是原告，银行是被告。
在那个年代，银行是“大哥”，而母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70多岁农村老人，双方的实力悬殊显而易见！
但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全国优秀法官王亚黎审案，更幸运的是母亲在有生之年赶上了“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依法办事正在人们的脑海里生根发芽的年代。
最终，我们靠25元诉讼费赢了这场在别人看来根本不可能赢的官司，从此拉开了我信服法律、崇尚法律、拥护法律和捍卫法律的人生序幕。
向银行“霸王条款”挑战，我们赢了
母亲的官司缘于一笔银行存款。2008年3月，公务员退休的父亲去世了，留下了唯一一笔遗产——工资存折上的4000多元。我们在悲痛之余，经商量决定将这笔钱留给农村户口的母亲使用，同时，大家今后一起承担她今后的生活。
那天，母亲拿着父亲的存折去银行取钱，诚实地给银行工作人员说自己的丈夫去世了，她是来代取这笔钱。银行工作人员叫她回去让子女们写个委托书，委托她来领钱，母亲照做了。
但几天后当母亲再次来到银行时，那工作人员又说还得由父亲生前的单位出个证明才行，母亲又照做了。
第三次去，银行工作人员又说主任不在，签不了字，取不了钱。这样反复折腾，当母亲第九次来到银行时，那工作人员告诉她，父亲遗产的所有继承人得去办个公证才行。
我告诉母亲，向法院起诉吧，法律会还她一个公道。
但母亲却坚决反对，在她看来，打官司是一件丢人的事。她说她一辈子循规蹈矩，从来不违法犯纪，也不招惹谁，上法庭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我开导母亲，上法庭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丢人。
但是，我执意要帮母亲讨公道，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我们在交了50元诉讼费后，这起官司顺利开庭。幸运的是，那天审理母亲案子的是全国优秀法官王亚黎，尽管我没有卓越的辩论口才，但我准备了充足的证据，最终，法院判决银行败诉，要求他们在判决生效的15日内将那笔钱一分不少地取给我母亲，法院还对诉讼费减半收取，只收25元，判决由银行承担。
一审判决后，银行不服，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不久，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出来了，维持原判，驳回银行的上诉请求。
几天后，这家银行行长提着一大袋水果到我家登门拜访，恭恭敬敬地对我母亲说：“你看，你老身体不好，银行你就不用跑了，我们把钱取出来送到你老家里来吧……”
仅花了25元，法律捍卫了母亲的尊严，而这起官司折射出的是一位法官的正义和良知及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的大背景。
向奇葩证明挑战，我们再次赢了
母亲的维权官司让我深切感受到了法治的分量和意义，也教我懂得了作为老百姓应该如何正确地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2014年6月21日下午，天气很热，我像往常那样给在江安县城独自生活的母亲打电话问候。
电话通了，母亲告诉我，早晨她去了老家仁和乡派出所开具“自己还活着的证明”，因客车不能直接抵达仁和乡，她转了好几趟车，派出所的民警态度很好，很快就开给她了。
尽管母亲的叙述没有半句怨言，但我却听得泪流满面。
父亲去世后，留下了一套面积不到60平方米的单位老式住宅。在子女们的劝说下，母亲从农村搬到了县城，但她不愿跟随子女们生活，独自居住在父亲留下的老式住宅里。按政策，她每月可以从父亲生前的单位领取一笔遗属补贴作为生活费。
前段时间，全县遗属补贴金提标，已年近八旬的母亲准备好了身份证、户口本等去父亲生前的单位办理。
但是，办公室同志却告诉她，按照县人社局的文件规定，她本人还得回户籍所在地去开具一张“自己还活着的证明”才能办理。这位同志说，县里的文件是这样规定的，他也没办法。
在母亲善良的眼里，组织的决定永远是正确的，她客客气气地从父亲生前的单位告辞出来，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
母亲的户籍地在江安县仁和乡，两地相隔较远，每天只有一班车，早晨7点钟就发班。
6月21日早晨，母亲5点多钟就起床，6点半钟来到县城客运站，但一直等到9点钟，也没等来到仁和乡的客车，最后才得知“车坏了”。
没办法，她只好买了江安到底篷的客车票。到了底篷，她又花了15元坐了一辆摩的到仁和乡。证明开了，她又花了15元搭乘摩的回底篷，再转乘客车回县城。这一路，她转了4趟车。
6月22日，我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份向当时的江安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鸿芳电话反映了对这纸奇葩证明的看法，直言这纸证明不合理，也不合法。孙鸿芳说我提的意见很好，约我们几天后在江安面谈。
几天后，我和单位一名同事来到了江安县委组织部，孙鸿芳把江安县人社局、财政局等相关单位的负责同志也约到了县委组织部商谈讨论。经过一个上午的讨论，最终形成一致意见，废止这条奇葩证明。第二天，那份有关遗属补贴的文件作了重新修订，上面没有了活人要开具“活着证明”的条款。
法律的双重效果，即约束又保障
中央电视台著名记者柴静说，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法律赋予的，如果不去争取，就会变成一张白纸。而这些年，法律已渗透进我们工作、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一方面制约着我们的言行，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保驾护航。
这些年，我通过正确运用法律，不仅为自己维权，也帮许多人讨回了公道。
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
幸运的是，我赶在了这个年代出生，而这个时候，“依法办事”的法治思维正在人们的脑海里生根发芽。
如今，22年过去了，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领导干部带头尊崇法治，全市广泛开展了宪法宣传教育，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可喜的是，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自觉意识正在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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