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罢《知否》咱们来聊聊宋朝女性生存法则
前一段，如果你在饭局上跟人提起“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对方想到的很可能不是李清照的词，而是一部热播电视剧，一部以宋朝女性为主角，以家族争斗为主线的电视剧。
这部剧算得上一部佳作，除了给很多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带来追剧的快感以外，甚至还能贴近历史，让现代人从某些方面了解宋朝人的生活细节。
马上就到“三八”妇女节了，让我们通过这部剧了解宋朝女性的一些生存法则。
贴近历史既精致又热闹的宋朝生活
我们先看看这部电视剧都反映了宋朝人的哪些生活细节。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下简称《知否》）第一集，盛府公子盛长枫投壶失利，女主角盛明兰上前救场，用高明的技法保住了姐姐盛华兰的聘雁。在这段情节里，“投壶”就是宋朝上流社会常玩的游戏。
宋朝大儒司马光专门写过一本教大家投壶的小册子《投壶新格》，详细介绍了这种游戏的道具和玩法：投壶用的“壶”是特制的，很高很大，中间一个壶嘴儿，壶嘴旁边镶着两只空心的壶耳；投壶用的箭也是特制的，比打仗用的箭轻得多，也细得多，还可以用削去刺皮的荆条代替。投壶有很多种游戏规则：最简单的玩法是每次投一支箭，投进壶嘴给两个筹码，投进壶耳给一个筹码，投到地上不给筹码；比较复杂的玩法是每次投三支箭，三支全进壶嘴给两个筹码，一支进壶嘴、另外两支进壶耳给三个筹码，全进壶耳给一个筹码。《知否》里让盛明兰以一支箭投进壶嘴得到十筹，计分规则跟司马光所写的不太一样，但游戏方式是相同的。
《知否》中还多次出现男女主角去樊楼用餐或者从樊楼点外卖的情节。在宋朝历史上，樊楼是名气最大也最豪华的一座酒楼，北宋中叶时转为官营，每年销售酒水多达五万斤，宋仁宗在位时拥有酿酒权，曾经同时给三千家小酒馆供应酒水。北宋灭亡以后，樊楼南迁杭州，更名为“丰乐
楼”，但因为樊楼名气实在太大，南宋食客仍称丰乐楼为樊楼。到元朝初年，樊楼还成了所有大酒楼的代称。
明兰读书 宋朝女生可以上学吗？
事实上，与那些同样以女性为主角的宫斗剧或者宅门戏相比，《知否》犯下的历史错误相当之少，它整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真实的宋朝女性生存环境。
这部剧第四集，幼年的盛明兰和兄弟姐妹们在家塾里上学，老师是盛府聘请的庄学究。像这样的场景，在宋朝士大夫家庭中完全有可能出现。司马光《家范》云：“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人人都应该读书学习，无论男女。另一部宋人著作《世范》云：“惟妇人自识书算……不然，鲜不破家。”女性掌管家当的话，最好要亲自学习书写和计算，不然会被别人坑惨的。《世范》又说：“妇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人不能欺者。”有些家庭阴盛阳衰，丈夫蠢笨懦弱，妻子精明干练，由妻子来掌管家务，管理账本，家业依然兴旺发达，不会遭外人算计。所以在宋代江南地区，少数大家族会开设“女学”，让族里的女孩子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和较为实用的书算之学。在《知否》后半部分，盛明兰嫁入贺家之后，除了管理后院奴仆，还要巡行各处田庄，查账本儿算出入，将贺家财产打理得井井有条，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她幼年在家塾中受到的教育。
宋朝有官办的县学、府学、太学，也有私立的书院，根据《宋史》所载和现有的宋人笔记、信札、墓志铭，尚未见到女生在官学和书院就读的案例。但是宋朝士大夫可以自办家塾，请人教授自家女孩，或者由学问广博的父母亲自教导，并且这种现象极可能也出现在宋朝普通百姓家庭。查《宋会要辑稿》，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一个名叫林幼玉的九岁女孩求见皇帝，请皇帝亲自面试，当面背诵了四十三篇经书，被宋孝宗封为“孺人”——那本来是官员妻子才有资格享有的封号。大家试想一下，假如这两个女孩没有上过学，没有受过名师指点，怎么能背诵经书和通过童子科考试呢？
但我们必须说明，无论宋朝多么开放，它都属于古代中国，女性读书不可能成为普遍现象，读书读得好的女孩子也不可能入朝为官，最多只能进宫做女官。嘉定五年，那个叫吴志端的女孩参加童子科考试时，就有冬烘大臣说怪话：“童子设科，所以旌颖异、储器业也……今志端乃以女子应此科，纵使尽合程度，不知他日将安所用？”国家搞这个童子科，是为了表扬神童、储备人才，吴志端身为女生，也来考试，就算她考得再好，将来能从政吗？国家能用她吗？宋宁宗听了这些话，竟然“从之”，认为说得有道理。
陆游《渭南文集》记录了一件关于李清照的轶事：李清照七十二岁那年，自知大限将至，想把毕生所学传给一个姓孙的十五岁的女孩。结果呢？那女孩“谢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更要命的是，陆游居然赞颂那个女孩有见识，做了最正确的选择。由此可见，“女子读书无用论”在古代中国的影响有多深。由此又可以推想，像《知否》中盛明兰姊妹那样有机会在家塾中上学的宋朝女性所占比例一定很低。
门当户对 豪门女孩婚配调查
《知否》第四十一集，盛明兰和顾廷烨的感情之花终于结出果实，他们俩的结合，既是男才女貌的典范，也是门当户对的典型。
盛明兰之前爱慕另一位公子齐衡，但是受到了老祖母盛太夫人的阻拦，因为齐衡是郡主的儿子（虽说不是亲生儿子），是皇亲国戚，齐府的门第比盛府高得太多，盛明兰嫁过去，在婆家保不齐会受到歧视。
盛太夫人世事洞明，清明在躬，她的阻拦看似蛮横封建，实则很有道理。宋朝士大夫结亲，对“门当户对”四个字看得无比重要，既不会让女儿嫁给平民子弟（除非是已经考中进士或者即将考中进士的平民子弟），也不会为了攀龙附凤，把女儿送到比自家地位高得多的侯门。
随便举几个例子：黄庭坚跟江安县令石谅是好朋友，他的儿子黄相娶了石谅的女儿；苏辙跟濮州太守王正路是好朋友；把二女儿嫁给了王正路的儿子王适；苏辙的叔父苏焕与同年进士蒲师道交好，他的儿子苏不欺娶了蒲师道的女儿；苏东坡跟欧阳修结为忘年交，他的儿子苏迨娶了欧阳修的孙女；在范仲淹之前驻守陕西边境的大臣范雍与朝中大佬韩亿是死党，把女儿嫁给了韩亿第四个儿子韩绛……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开封富商李绶与皇族赵承俊结成儿女亲家。这要搁到今天，一方有钱，一方有势，完全算得上门当户对。但是在宋朝，商人的地位还是有点儿低的，所以包公认为这宗婚事“有损国体”，请仁宗皇帝“罢其婚媾，别选德阀”（包拯《论李绶冒认国亲事》），将婚事强行取消，另外再给皇族儿女挑选门当户对的对象。
我们不要怪包公不懂爱情，因为他生活的世界一直是一个门当户对的婚姻世界。
如果一方有钱，一方有地位，在宋朝就属于门不当户不对，有可能造成婚姻的悲剧。例如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在四川眉山是地主，但一生未中进士，他为了攀高，把女儿苏八娘（苏东坡的姐姐）嫁给了同乡进士程家，结果让女儿备受虐待，不到十八岁就死了。苏东坡和弟弟苏辙做官以后很多年，都与程家交恶，因为他们对姐姐的死耿耿于怀（参见孔繁礼《三苏年谱》）。
抛开爱情这种受荷尔蒙与概率支配的主观因素不谈，门当户对确实有很多好处：第一，可以保持并增进双方家庭的资源；第二，可以避免任何一方及其父母受到另一方的歧视，进而引发大量的婚姻矛盾；第三，可以减轻任何一方及其父母的精神压力——— 反正双方的生活圈子、消费层次和精神境界都差不多，谁也用不着羡慕谁，谁也用不着追赶谁，谁也不用自卑、自怨、羡慕嫉妒恨。（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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