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群众成为乡村文化活动主角
稿件来源：张立峰
□曹洋 本报记者 张立峰
11月16日，珙县珙泉镇文化站书画室里，不时传出阵阵笑声，村民们正在练习书法或下象棋。室外，在该镇新建好的活动场地上，不少村民正伴着音乐跳着广场舞。“原来的文化站活动中心空间小，现在这2000多平方米的露天演出场地修好了，大家都选择来这里活动筋骨。”珙泉镇农民文化理事会理事长陶友昌说。
就在前不久，农民文化理事会这一起源于珙泉镇的基层文化服务体系，通过了全国第三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的专家评审。为何要成立农民文化理事会？这个由基层探索出来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治理模式，对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供需失调 资源被闲置
在探索建立农民文化理事会之前，珙县的乡镇文化站大多是空牌子，有站无人。据珙县教体文广局副局长罗允伟介绍，全县17个乡镇仅有6名文化专干，实际工作中涉及群众文化工作的人员比例更小。
由于缺少专门的管理人员，大部分文化站内的音响、图书、乐器等设备被闲置。“设备一应俱全却无人问津，文化站资源没能很好利用起来。”罗允伟说，乡镇文化站的运营成本并不低，在阵地拓展、设施更新采购方面，一个文化站一年的运营成本大概在5万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却迅速升级，越来越多样化。在珙县玉和苗族乡凤凰社区，村民马宗华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想看的节目立马都看得到。那些演出，看起来都不新鲜了，但是如果能参与进去就好了。”
“日子好了，村民更想参与到各种文化活动中来。不少村民还自发成立了书法、广场舞等兴趣小组。”罗允伟介绍，但由于场地、经费、设备等方面的限制，这些兴趣小组不能很好满足村民需求。
一边有阵地无人员，一边无阵地有人员，这样的局面，一度让珙县的基层文化活动陷入困境。
活用资源群众文化群众办
如何破解这一尴尬局面？珙泉镇走出了第一步。
2014年，珙泉镇组织文艺爱好者，探索成立了首个群众文化理事会，将文化站的管理权交到了群众手里，这一创新让珙泉镇群众文化活动次数和参与人数逐步增加，珙泉镇文化站也在当年被评为 “全国十佳优秀文化站”。
随后，珙县将群众文化理事会经验在全县进行推广，经过不断摸索，群众文化理事会的内涵也不断增加，并更名为农民文化理事会。
记者了解到，农民文化理事会成员均由群众推荐，由镇内的文化名人、社会文艺骨干和文化企业、民间演艺团体、演艺协会、文化共建单位代表等组成，基本涵盖了该镇文化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各类组织和个人。
罗允伟介绍，理事会的运行坚持党政主导、社会主办、群众主体，理事会根据本地群众的文化需求，制订活动计划，组织开展文艺创作、艺术培训、文艺演出等，把群众的文化需求与本地文化资源结合起来，推动了文化需求与文化供给有效对接。
在理事会带动下，珙泉镇每月都有一到两场文艺演出，村民们可以当演员，也可以当观众。演出内容上，理事会不仅加入了耍牛儿灯、扭扁担等传统文化项目，而且还 “老调新唱”，在传统的山歌中融入了新元素。
“政府把文化设施、设备、经费等交给群众管理使用，农民成了文化活动的主体，文化部门则由‘办文化’转向‘管文化’，这改变了基层政府以前什么都管的‘全包干’的状况。”罗允伟说。
打造品牌提升运行水平
目前，珙县17个乡镇均已成立农民文化理事会，并指导全县60%的行政村建立了农民文化理事会分会，吸纳各类社会文化团队230多个，汇聚演艺、书法、民乐、歌舞等14个专业协会，各类演艺人才3300余人。
记者了解到，珙县洛亥镇、玉和乡等地的农民文化理事会每年都要举办乡村春晚、元宵活动等，以村(社区)或文艺团体为单位参与演出。从举办“苗年节”“赶苗场”“花山节”“梨花节”到建立农耕文化传习馆、农耕文化乡愁记忆馆，珙县当地的文化活动已形成颇具特色的名片和品牌。不仅如此，珙县农民文化理事会还将自己的文化带到了县外、省外，中国非遗节展演、全省少数民族运动大会、珙县非遗文化成都行等大型活动的舞台上，均有农民文化理事会的身影。
下一步，珙县将拓宽基层覆盖范围，实现农民文化理事会机制在全县村(社)全覆盖，同时优化制度设计，推进阵地提档升级，强化人才支撑，鼓励农民文化理事会发展 “造血功能”，处理好公益性和市场化之间的关系，不断提升农民文化理事会运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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