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长宁，“美矣盛矣”
秦制郡县，县便是中土最重要也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单元。长宁自汉始有治所以来，虽经变化但于蜀南生生不息。清康熙长宁县志《序》称长宁，自然有“群峰插天、奇峦争秀”、“水清冽”、“道逶迤”；人文有“甲于诸邦”且“民风朴实”。清嘉庆《长宁县·序》称长宁，“自昔为名区”，“钟毓之奇”、“物产之多饶”，又“经济文章，光于史册、荣于里党”。
因此，长宁“美矣盛矣”！
他乡有竹，中国有竹，但长宁之竹竟成“竹海”。他乡有盐，中国有盐，但长宁之盐则远古有传说中古已置淯井监。他乡有酒，中国有酒，但长宁的酒源远流长。他乡有竹未必有盐；他乡有盐未必有竹。他乡有酒未必还有竹有盐。而长宁竟得竹与盐与酒。这是长宁最重要的标识与象征。由竹和盐的生产、贸易所形成的文化，成就了长宁在蜀南边地的文明开化。这一开化或可早于蜀南诸县。《竹海竹韵》和《淯井风云》和《长宁酒歌》，正是基于长宁这样的天赋与人文的重要特征，将竹的历史和盐的历史，特别是竹、盐与酒对于长宁的文明进程和社会发展，以及对长宁人性格的形成，条分缕晰地一一展开。长宁的竹，无论种植面积，还是竹子的多种类；无论是竹的产量，还是竹制品的繁多；无论是竹的物质形态，还是竹的精神形态，不仅蔚为大观，而且今天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考量。长宁的盐，在宋明两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和产量，今天长宁的盐是川盐的重要的生产平台之一。宜宾的酒源于新石器后期，有据可证的是一种果酒“蒟酱”（距今两千多年），明代大儒周洪谟已为考证，“蒟酱”正是由长宁土著发明。历史的传承与更新，文化的兴衰与消长，我们在长宁的竹、盐和酒中，可以获得最直观的感受与观察，并以此骄傲。长宁的竹、盐、酒，特别是竹与盐如此日久弥新，长宁“美矣盛矣”。
长宁地处蜀南，但乡人里党心却向往宇内。《蜀南人家》、《淯水乡贤》、《红色记忆》把长宁土著向往外部世界走向外部世界又躬身返乡为乡人服务的前贤今贤写得活灵活现。周洪谟、李永通、杜关、刘春生、梁正麟、沈华、张罗澄、苏济川、梁颖文、赵懋华、余泽鸿、袁敦厚、余文涵……这张名单还可以开得很长。周洪谟、李永通，在明一季两榜眼，长宁文化耀眼的标高；杜关、梁颖文，长宁人近代迎接新文化的榜样；余泽鸿、袁敦厚、余文涵前赴后继，长宁人为红色江山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即便不是长宁土著，也因长宁一方热土，外来者也倾力奉献于长宁，侯光炯院士把他生命的最后十余年留给了长宁，并在长宁创立了“生物热力学”。以此光荣，长宁的国士、乡贤和英烈如此滋繁，长宁“美矣盛矣”。
文化既有庙堂之雅，同时也有民间之俗。雅俗并无贵贱之别，雅俗只是存在的方式不同。尤其是在县这一层面，一方一风一方一俗，正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具体表现。《边州民俗》、《山野歌谣》、《武宁志异》在长宁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共同记忆共同体认的前提下，着重地方文化的发现、整理和发扬光大。苏济川的“虫虫歌”、三元乡的“车车灯”，无论是文字表达还是民间艺术表现，都与蜀人所不同，显现出了长宁人的幽默、诙谐和乐观。节庆，表达了乡人的祝愿，古的如竹圣龙灯节、龙抬头节、栽秧酒等，新的如谷雨听雨节、梨花节、凉糕节等。以此，有了更多的自信。长宁节庆繁多，喜庆多多，表明长宁人的对现世的感恩和对未来的祈盼，长宁“美矣盛矣”。
《文化长宁》，不是方志，胜似方志。《文化长宁》，不是巨制，胜似巨制。长宁县执政者和有识之士，基于对长方一方水土的赤诚，基于对邑里乡人的挚爱，基于对文化的自信，编写了《文化长宁》。《文化长宁》煌煌九大卷，继于前贤，昭于当今，启于后世。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却在中年离去但从未与长宁隔断的人来说，为《文化长宁》的编写、印行，由衷的高兴。编委会之前委以顾问，但往往顾而不问，现惴惴不安。现又约写一文，自然理所应当。但更加不安：我的这则文字，词拙文穷，难以表达我对《文化长宁》的敬意。
文化长宁，“美矣盛矣”！
（本文为 《文化长宁》丛书“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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