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涧峪岔 祁玉江
我的家乡在陕北子长县涧峪岔。我在那里生、在那里长，在那里上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高中毕业后回村劳动，继而又担任了“代帽”初中的民办教师。国家恢复高考第一年的1977年冬，我应试考上了延安农校畜牧兽医专业。1978年春，20岁的我，离开生我养我的家乡，走出大山，去所考取的中专学校上学。没想到，这一别就是40年。40年来，我无论走在哪里，身居何方，永远牵挂着家乡涧峪岔！
涧峪岔位于子长县北部山区，与子洲县的槐树岔、横山县（现改为区）的石湾镇相毗邻，地处子长、子洲、横山三县区交界地带，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据所出土的文物考证，早在上古时期，涧峪岔一带就有人类活动。黄土高原形成初期，这里还是典型的高原地貌，地势开阔，广袤无垠，水草丰美，牛马成群，并拥有浩渺的黑水湖。后来由于黑水湖下泻，流水冲刷，才逐渐形成支离破碎的黄土高原峡谷地带，成为山高涧深、沟谷纵横、水瘦地薄、荒僻贫瘠之地。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涧峪岔与东西相邻的南沟岔、李家岔，统称为子长“三岔”，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地区之一。1973年6月，敬爱的周总理陪同外宾回到延安，听了当时延安地委、行署以子长“三岔”地区为重点的延安人民缺吃少穿的情况汇报后，难过得落了泪。他老人家当即嘱咐延安地委、行署“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尽快改变老区人民贫困落后状况。是啊，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令人心酸的往事。当时的子长“三岔”，与横山、子洲、清涧等陕北其他地区一样，严重缺粮，谷糠、苦菜、榆树皮、荞麦花、棉蓬籽……所有能吃的东西几乎都吃完了，可仍不能解决饥饿问题。为此，走南路、外出乞讨的人比比皆是。然而涧峪岔又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在这里避难12年，留下了“重耳川”的美名；北宋大将狄青曾在这一带戍边镇守；一代伟人毛泽东当年转战陕北期间，也君临此地，并在涧峪岔镇的庄果坪村借住一宿。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涧峪岔有85名优秀儿郎献出了宝贵而年轻的生命，同时还涌现出了杨耀南、杨彩霦、冯汉章、高增强等老一辈革命家。
我出生在涧峪岔镇西北三四十华里的高新庄行政村所辖的7个自然村之一的高家峁村。我深深地热爱着我的家乡。因为家乡是我成长的摇篮，是我人生的驿站；那里有我熟悉的村庄、熟悉的山形地貌，有我留下的脚印和诉说不完的故事，有我长眠的父母和我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有我永不忘却的记忆和割舍不断的情缘。
记得小时候，我经常跟着父亲、母亲，骑着毛驴或赶着驴拉车到涧峪岔赶集。那时，涧峪岔镇范围内不通公路，全都是山间小道，路况极差。家中到涧峪岔要途经一条长长的沟道，拐一个山峁两道河，很是烦人。因没有过水桥，甚至连支石都没有，只能脱了鞋袜，挽了裤腿，赤着脚蹚水过河。坚硬的河滩石子路，赤脚踩上去，扎得人要命。遇上下雨天或每年二三月间冰河消融，整条沟成了黄水沟、烂泥沟，行走起来十分艰难。三四十华里路，需要折腾上大半天，一去一回就得整整一天。所以，对于农家人来说，一提起赶集，既高兴，也是一件愁肠事。可不去又不行。因为所生产的一些农副产品必须变卖，家中的生活必需品也要购置。穷苦老百姓哪里来钱呢？只有将省吃俭用下的粮食、猪羊、鸡蛋、皮毛、谷草、药材等运到集市卖掉，得了钱，才能转手去置办布匹、食盐、煤油、煤炭等农家人必需的生活用品，以此来维持枯燥乏味的生活。也许是路况不好，也许是饥渴所致，那时觉得三十多华里道路很是遥远，几乎调动了全身力气，尽量迈开大步奋力前行，简直不敢有丝毫耽搁，但仍迟迟抵达不了。公社所在地的脑畔山上，不知哪个朝代留下一个规模委实不小的土寨子，经过漫长的风吹雨淋，寨子已塌陷损坏得不成样子，但轮廓还在。一度时期，这影影绰绰的土寨子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因为看到它，就离镇子只剩五华里远了，也意味着很快就能够到达镇上。顿时，眼睛便会明亮起来，精神也振奋了许多。
涧峪岔集市位于淮宁河上中游南侧一平地处，从地形地貌上不难看出，这里原来是主河道的河床，由于后来河流偏向北侧，这里不再有河水流过，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河道越冲越深，这一段旧河床也就愈抬愈高，自然形成了一块阶地，为以后人口聚集、镇子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那时，涧峪岔镇的规模在我看来很大，一条二三百米东西走向的街道，西宽东窄，两边坐落着清一色的砖窑，国营食堂、供销社、邮电所、信用社和民居交织在一起，与偏远农村相比，倒有些气象。不足的是，街道全为土质，晴天黄尘四起，雨天泥泞不堪。好在供销社门前地势稍稍开阔一些，可以容纳一些人。小一点的买卖主要集中在这里。实在容纳不下了，人流自然会向街道两头依次延伸。街道背后南边和东头河畔的开阔地带，往往是牛、驴、羊、猪等牲畜的交易场所，牙子（经纪人）分别同买卖双方在衣襟下捏着码子，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待价格差距不大时，由牙子最后砍定价格，打帮双方成交。每到集日，镇子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拥挤得水泄不通，从这头到那头，短短的几百米街道，一时半会都走不过来。
公社驻地在河道北侧的山脚下，为前后两排，也是清一色的灰砖窑洞，窑面用白石灰粉刷一新。粮站、医院在镇子西头河北岸的刘家坪村，中心小学在镇子东头北下方。出镇子东头，经大路，行两三里，蹚过河，上岸后便是庙湾坪了。涧峪岔中学就座落在这里。1974年到1975年，我在这里完成了两年的高中学业，留下的记忆大多与饥饿有关。那时，镇上的食堂，一个两面（白面和玉米面）馍馍，二两粮票、五分钱，一碗粉汤（粉条加葱花）一毛五分钱。饥肠辘辘的我，实在抵抗不过饥饿的袭扰时，就利用中午和下午课余时间，悄悄地跑到镇子的食堂里，买一个两面馍馍和一碗粉汤充充饥，过过瘾。那“家伙”真是好吃极了，也很是管用，狼吞虎咽地下肚后，很快就能够解决问题。从此以后，我好像再也没有吃到过那样香美的饭食，那种惹人嘴馋的味道直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回味无穷。
给粮站交公粮是一件非常纠结的事情。那时，粮食实行的是统购统销政策，农民上交公购粮任务很重也很硬，一旦夏秋粮食收下，农人们首先要按所确定的粗、细粮比例，给国家交足公粮和购粮。细粮为小麦、小米，粗粮为玉米、豆类。公粮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而购粮价虽高于公粮价，但仍低于市场价。对此，农民群众很是自觉，从不抱怨，并积极踊跃地去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印象中，粮站院子及门口常常挤满了人，毛驴、架子车随处可见。倒是收粮的工作人员态度生硬，往往黑着脸，慢腾腾的，大半天履行不完手续。眼看天快要黑了，还排不上队，轮不到交。可怜的农人们，一天没吃饭，忍着饥渴，眼巴巴地等待着收粮员验粮，却怎么也不敢催促。等粮验完上交后，太阳就要落山了，这就意味着又得披星戴月才能赶回家中。更使人焦急的是，粮站为保证所收购的粮食质量，收粮员往往将粮食倒进风车里，机器一转，近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份量就没有了，任务肯定完不成，还得下一次再补交。有的粮食，验粮员用测粮器往装有粮食的口袋里一探，测出粮食干度不够，粮站自然不会轻易收购的。为此，这就苦了交粮人，他们个个紧蹙眉头，将粮食倒在院子里硬是往干晒。直到晒干了，交差了，才能够完事回家。
出门乘车也让人十分困惑。我刚离开家乡那阵，镇上到县城不通班车。要到县城，如果时运好时，还能够碰到顺车（大卡车），经过低三下四、死缠硬磨后才能够坐上。待到达县城后，人早已被车辆荡起的黄尘罩得不成样子。就这，还往往搭乘不上。如果坐不上或压根就没有顺车时，那只能靠步行了。家中到县城上百里路，需要走上整整一天才能够到达。我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后，镇上虽然通了班车，但每天只发一趟，往往早晨五六点就发车。家在乡下三十多里远的我，每次探家返回单位搭乘班车时，要么半夜就得动身，在家人的护送下，迷迷瞪瞪，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三四个小时，赶天明到达镇上，才能乘上车；要么就得头天下午提前赶到镇上，在公社驻地或信用社、邮电所借住一宿，以便第二天早晨不耽误班车。那种寄人篱下、寒酸窘迫的滋味难以言状……
然而，令我欣喜的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家乡涧峪岔发展了，变化了，而且这发展、这变化简直太大了。先是镇上通往县城的公路由黄土路变成了石子路，继而又铺上了沥青，变成了宽畅的柏油路，接着又打通了镇村公路，并且大部分村道也硬化了，行驶起来，方便快捷多了。后来又通了电，家家户户告别了煤油灯和石碾、石磨，安上了照明灯，看上了电视，使用上了碾米机、磨面机、榨油机和抽水机，甚至洗衣机，吃上了纯洁干净的自来水。再后来，镇上到村上也开通了班车，再也不要为行走或乘车熬煎了。我们当年上学的庙湾坪中学也建起了几座崭新的教学楼，教育教学条件大为改观。群众的生产生活自不必说了，不知提高了多少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家乡涧峪岔于2011年被确定为市级重点镇后，市县镇三级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集中实施了一批重点项目，改造了淮宁路、滨河路和重耳大桥、阳坪大桥，扩建了中心小学、幼儿园，完善了供电、通讯、邮政等基础设施，绿化了主干道路及镇子周边环境，新建了重耳主题文化公园和广场、集市，修建了近300套保障房和移民安置房。同时还治理了重耳川主沟道，造地5000亩。目前，全镇上下正在奋力脱贫攻坚。一句话，涧峪岔今非昔比，真是旧貌换新颜呐！
但愿涧峪岔的明天更美好，乡亲们生活得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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