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怀寓理 妙对千秋 毛泽东的对联情结及佳联撷赏

延安日报 2018-03-26 01:57 大字

樊高林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经纶之外,他也是伟大的诗人,创造了中国诗词的辉煌,成为他光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堪称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同时,他的对联创作也与诗词成就交相辉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他壮阔人生的心路历程,以同样高超的思想境界与艺术价值,给人以崇高的审美享受,是国人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对联与格律诗本为关联密切的姊妹艺术。格律诗的颔联(第二联)、颈联(第三联)均要求工整对仗,这与对联的规则是一致的。古代格律诗和毛泽东的律诗均严格遵循这一点。我国古代的童蒙之学,均以对词、对句、诵读、吟诗起步,讲究锤炼“童子功”。毛泽东童年的私塾教育正是在清末崇尚国学的人文背景下完成的,这使他与对联的欣赏和后来的创作结下不解之缘,给后世留下丰富的不朽之作,其中也传下许多趣闻佳话。

1903年,毛泽东在私塾就读,他的先生邹春培严于对字、对句训练。一次,先生领学生外出踏青,从路边扯起一片“牛皮菜”,以此出对,让学生们应对。毛泽东略加思索,便以“马齿苋”对之。邹先生大加赞赏,称为“绝对”。又一次先生外出,让学生们认真温课诵读。毛泽东乘机带大家到私塾前的水塘里戏水,让先生回来撞上了。便要学生们对句,对不上必须体罚。他出了个《孟子·离娄》篇中的“濯足”。毛泽东立即对以《礼记·大学》篇中的“修身”。先生高兴地说“妙哉、妙哉”,怒气顿消,免了一场体罚。

1910年秋,升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毛泽东,见同学萧三(后成为著名诗人)有一本好书,想借来一读。萧三开玩笑说:“借书不难,我出一联,你若对得好,便借你。”毛泽东说:“一言为定,对不上就不借了。”萧三即出一“瞆”字的拆字上联:“目旁是贵,检眼不会识贵人”,极有难度。毛泽东也拆一“闭”字对曰:“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萧三一听,忙说“对得好!真乃才子也。”爽快地将书借给毛泽东。

1917年7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期间,去安化县游学,慕名拜访该县劝学官员夏默安。夏为清末两湖学院毕业才子,自恃才学出众,清高自负。毛泽东两次登门拜访,均遭拒见。毛泽东第三次求见,夏虽未推辞,但要毛泽东应对一联。夏出上联曰:“绿柳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以此试探毛泽东的学识。毛泽东略加思索,泰然对曰:“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此联典出《晋书·惠帝纪》。原为晋惠帝游上林苑,闻青蛙叫声,问随行臣僚:蛤蟆叫“为官乎?私乎?”毛泽东取其意而用之。

夏默安一听,甚为惊讶,觉得应对平仄虚实相宜,对仗恰当,用典自然,足见毛泽东文思敏捷,才华非凡。便一改傲慢之态,看座请茶,以礼相待。两人谈史论文,非常投缘。临别时,夏先生赠毛泽东八块大洋,以资助游学所用,一时传为佳话。

1928年的一天,毛泽东在井冈山散步,见一老者推磨磨稻谷,便上前帮忙聊天。正遇何长工来找,一看磨谷的情景,便出了一副上联:“谷磨磨谷,谷随磨转,磨转谷裂出白米”。毛泽东一听说:“妙、妙,但要对出下联好难啊,让我想一下。”二人来到毛泽东住处,见警卫员开锁推门。毛泽东眼神一亮说:“有了,有了。我的下联是:门锁锁门,门由锁开,锁开门敞迎故人。”何长工一听,大加赞赏。这副对联出联用了顶真回文的修辞格式,下联也只能遵上格式。看上去似乎在搞文字游戏,但却都是自然描绘生活场景,恰到好处。

毛泽东还用对联这种形式与群众交流,宣传革命。1934年春天,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瑞金时,毛泽东去沙洲坝的乌石垅搞社会调查,帮红军家属犁地,午间休息时,大家围过来喝茶聊天。一老者知道毛泽东是有学问的人,便提出要请教对联。毛泽东应允,请老者出联。老者望着前方云遮雾障的沙洲山峰峦吟出上联:“雾锁高山,哪个尖峰可出?”毛泽东凝视田野,指了指插在地头的一杆红旗,应对:“火烧原野,这杆红旗敢行!”众人听了,齐声说对得好。谈笑间,恰遇一私塾先生路过,听了毛泽东和老者的对联,说老夫也想凑个热闹,要出一联,请大家来对。他略加思索,指着路边的小溪出联:“涓涓溪流,岂能作浪?”在场的人们无一作答,都把眼光转向毛泽东。这时一老者划燃一根火柴,准备去点烟袋。毛泽东指向火苗对道:“星星火炬,可以燎原!”私塾先生连声称妙,众人齐声叫好。这两副联触景生情,应对自然工稳,遣词得体。出对者无论是借景言情,还是隐喻一种对当时革命形势担忧的言外之意,而毛泽东的应对,既在情理之中,又有一种明显的针对性,传达了一种对革命的自信、自豪,充满了理想的坚定性,可谓雄才大略。

楹联的应对酬答,自古以来都是文人学士访贤交友的一种时尚和雅兴。一副对联的成功应对,足见出联和应对双方的文采和学识修养及应变能力,出联者占据主动地位,他只注重上联的节律平仄是否得当,这就给应对者造成很大压力,如即时不能成对,则尴尬无比。如对得好,便能展示应对者渊博的学识才情和语言驾驭能力,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才华可谓炉火纯青。

毛泽东的对联创作大多为有感而发,应时、切景、寄情,字词间忧国忧民情怀跃然纸上,洋溢着一种豪放、雄迈的大无畏气概,体现着一种革命英雄主义的志向与抱负。

1917年,毛泽东与同学畅游湘江后撰联:

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里。

这副联为平起仄落,但词语对仗工稳,豪情奔放。他在1925年9月所写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对当年畅游湘江作了回顾:“携来百侣曾游”“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并在这首词的自注中写道:“水击: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显示了作者不畏惊涛骇浪,所向披靡、矢志不移,向旧世界冲击的自信。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处于低潮。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回湖南于9月9日在湘赣边界组织了农民暴动。冬天,毛泽东来到湘阴县考察农民运动情况,为其湖南一师的同学刘能诗写了三副春联:

其一:过乱世新年,何分贵贱;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其二:一年好景随春到;

三亿苍生盼日升。

其三:资水入湘江,涌入洞庭归大海;

天情怀众庶,长怀国运救中华。

这三副联,就联律规则而言,均对仗工稳、平仄相应,既切合春节特定环境,又抒发了作者对时局的忧患,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社会责任意识。

第一副,上联写出特定时空背景“乱世新年”,然而天道有序,“贵贱”无别,均得过之。下联引用了作者1925年所写《沁园春·长沙》中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悲天怆地的诘问,将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引申到社会变革的哲学思考。除了革命者来主宰“沉浮”,舍其能谁?传达了作者一种使命担当和崇高境界。

第二副,上联抒发了作者对春天“好景”的期望,预视形势将“随春”而有所好转。下联“三亿苍生盼日升”,写出了劳苦大众对红日升起、驱散黑暗的愿景,革命的乐观主义寄予春天的到来。

第三副,上联借描绘资水、湘江、洞庭湖涌归大海,来抒发作者对革命洪流汹涌澎湃、日益壮大、锐不可挡之势的展望。下联由景入理,写出天道眷顾众生黎庶,自有革命者以国家命运为己任,而拯救中华民族。三副对联主题一脉相承,立意高远,充分表现了革命者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博大胸襟。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有一副洞庭湖的对联:

八百里洞庭重入眼;

五千年历史再从头。

上联远眺浩瀚的洞庭湖写实;下联联系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表现作者谱写新的历史辉煌、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气吞山河,豪情激越,读来令人震撼。这副联的写作时间不确切。史料记载,毛泽东于1963年10月20日曾回湖南视察,26日会见了正在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二届七次会议和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代表,并与代表们合影留念。此联是不是这期间去洞庭湖所写?待考。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正是我国困难时期刚过,面对当时国际上的反华势力猖獗,苏联赫鲁晓夫反华更是甚嚣尘上。毛泽东于1962年12月26日(69岁生日)时所写的《七律·冬云》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形势:“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看似写景,实则隐喻当时的国际形势。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在“寒流”下屈服于霸权主义压力,瓦解离析,“万花纷谢”,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无所畏惧,“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美援朝把美帝国主义赶出朝鲜,我们更不怕赫鲁晓夫这只“北极熊”!这首诗中抒发的豪情壮志与“五千年历史再从头”的英雄气概是一致的。所以,这副对联应是当时毛泽东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藐视高压态势,坚强自信态度的再度表达。

1976年的一天,叶剑英前去看望病重的毛泽东。毛泽东将一副读史感言联赠予叶剑英:

诸葛一生唯谨慎,

吕端大事不糊涂。

这是一副集句联,源自明代史学家、思想家李贽所著《藏书》中对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诸葛亮为三国蜀主刘备的丞相,政治家、军事家。魏国军师司马懿曾评价:“亮平生谨慎”“好谋而成”。吕端为北宋太宗赵匡义的宰相。太宗曾赞吕端“大事不糊涂”。当时宋夏战争频繁,北方边患吃紧。据《宋史·吕端》卷记载,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夏州知州尹宪联合保安军(属延州,当时为军事建制,今志丹县)将士,偷袭党项主李继迁的大营地斤泽(今陕西榆林市红碱淖一带),俘获了李继迁的母亲罔氏及妻小,押至保安,报奏朝廷如何处置。朝中一致认为即诛之,宰相吕端力排众议,向太宗奏明:如不能擒得李继迁,则诛杀李母及妻小为下策,宋夏战争将无休止。主张不杀不辱,押解至延州善待,以感化、挟制凶逆。宋太宗采纳了吕端的策略,夏宋边境战争得以暂缓。毛泽东赠叶剑英这副联,显然是将其与吕端相提并论,这是对他身后之事的托付。纵观叶剑英的革命生涯,这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每逢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总是以超人的胆识和智慧来捍卫党和国家的利益。对毛泽东的这种信任,叶剑英心领神会。毛泽东逝世之后,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叶剑英起到了力挽狂澜、临危不乱、当机立断的主导作用。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见,所以,这也是一则名垂青史的政治遗嘱。叶剑英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吕端”。这副对联属宽对。联中“一生”与“大事”虽然对仗不尽严格,但表意则非常到位,这也正是毛泽东在对联和诗词创作中,不墨守成规,重在以意遣词,尚法度而不拘泥于法度的大家风范。

毛泽东曾写了一些祝贺新婚的喜联。还在各个时期写了许多悼念同学、亲人、同志、烈士、名人的挽联。贺婚联使得新婚燕尔更添喜气,祝福妙趣横生,无世俗之语。挽联既让生者深情寄托哀思,又能让人们从悲痛中获得莫大慰藉,或者高度评价逝者的人生价值,激励人们继承先烈遗志,奋发完成未尽事业。

1915年春,湖南一师同学廖廷璇与皮述莲新婚,毛泽东相赠贺联:

二月梅香清友,

春风桃灼佳人。

上联“二月”点明新婚佳期,“梅香清友”紧扣时间,赞美新郎品格如梅花吐香,高尚清雅。下联用《诗经·桃夭》之典故:“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形容新娘的娇美,光彩照人,恰如其分。祝福这对新人春风得意,婚姻美满,如沐明媚春光。这副贺联声律相谐,对仗工稳,“梅香”“桃灼”清雅艳丽相宜,意境高雅,充分显示了青年毛泽东的学养和才华。

1915年5月,毛泽东的湖南第一师范同学易昌陶因病英年早逝,他写了一副悼念挽联: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没,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上联指日、俄侵略者强占瓜分我国东北,正待我辈驱逐湔除,并引用南朝鲍照语:“胡风吹朔雪,千里度龙山”(龙山在辽宁省境内),表达了国难当头、正需济世之才的忧患。下联写出对易昌陶逝世不是时候的沉痛惋惜,情感真挚,思想深刻,将个人生死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悼友忧国。遣词用典确切,耐人寻味,对仗工整,声律严谨。

毛泽东的两副挽母联堪称古今挽联上乘之作。

其一: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往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联一抒发了作者对母亲的无比爱戴和无尽哀思。上联写母亲临终时仍呼唤儿子,遗憾的是他未能在母亲身边。母亲未了的心愿,儿子将去补做,以回报母亲的关爱。下联写出母亲学佛行善,也未能长生在世,慈容已成永诀,无可奈何。

联二以物喻人,意象丰富,含蓄隽永,耐人寻味。上联以春风比喻母亲的恩德;南岸为母亲的住所,博爱流芳。下联以秋雨绵绵表达家乡人民对母亲的哀悼,情深意切。品读这两副挽联应结合毛泽东四言诗《祭母文》,方能更加深刻体会作者对母亲逝世的极度悲痛和至孝之情。

1946年4月8日,在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全家,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等17人,乘专机由重庆飞往延安,因导航仪表故障,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撞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挽联:

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

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痛,化成力量,一德一心,誓争胜利慰英灵。

上联写当时的国内紧张形势。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全面内战一触即发。恰在这时坚持斗争的我党几位中流砥柱人物不幸遇难。下联写出这次空难给我党造成的巨大悲痛和损失,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化悲痛为力量,团结一致夺取胜利,以完成烈士们未尽事业,告慰英灵。这副挽联感情真挚,对形势预示准确,也可以说是对全党全军的战斗动员。两个月后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大举进攻。

毛泽东无论是在立志报国的青少年时代,还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日理万机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留下了许多对联鉴赏与创作的佳话。在他的著作中也有引用古代名联的成功范例,看似信手拈来,且将深奥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画龙点睛、恰到好处。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这个报告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动员,其中引用了明代大学问家解缙的一副对联: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这副对联生动形象地概括了当时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党风、作风、学风问题,号召广大干部要深入实际,加强学习,充实自己,不能做“墙上芦苇”“山间竹笋”。

毛泽东所到之处,如遇名联总要驻足品读欣赏,有时还让工作人员记下来,回去继续研究。

1958年3月,毛泽东来到成都杜甫草堂,他对一副清代顾复初撰写的楹联连声说好。联曰: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踯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接着来到诸葛武侯祠,对清末四川盐政赵藩题写的一副楹联大加赞赏,反复吟诵: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成都会议期间,他挑选了一些关于四川的历史资料印发给与会人员,其中就有以上两副楹联。到晚年,他还向一位四川的领导同志推荐,让好好研究借鉴武侯祠这副对联。

纵观毛泽东的对联创作,他总是针对特定的场合,准确地把握时间空间,状物抒怀,咏史明志,引经据典,鉴古喻今,揭示哲理,处处表现出雄才大略与博学广识,他的对联中所创造的美好境界令人神往、耐人品味。他的语言驾驭能力匠心独具、无可比拟。他遵循联律规则,又不墨守成规,工对、宽对因意而为,不拘泥于“死对”。他的对联作品也与他的著作和诗词一样,是他革命生涯的写照,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当前,我们正赶上坚持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认真学习毛泽东对联创作的辉煌成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使对联这一独特的文学艺术之花,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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