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民俗民间文化影像中的世界观 对曹建标纪录电影《桑洼》《红事》《书匠》的考察
裴亚莉
近年来，导演曹建标拍摄了一系列以陕北地区的民俗和文化遗产为素材的纪录电影。这些作品一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也非常努力地对“纪录电影”这一艺术呈现形式做出了探索。
《桑洼》（2014）
——对陕北年俗的记录
《桑洼》一片拍摄于2014年春节，拍摄地点在陕北延川县延水关镇桑洼村。影片从桑洼村村民毛水源夫妇在腊月二十三为年茶饭做准备开始，利用毛水源一家、本家兄弟毛树胜一家以及中央美院艺术家靳之林教授夫妇到桑洼村过年等线索，记录了陕北农历新年期间的民俗活动：年茶饭、剪窗花、唱民歌、闹秧歌、转九曲。靳之林教授推崇“本原文化”的理论，他通过自己的理论体系对上述陕北民俗和窑洞建筑进行了阐释与解读。影片在即将结束的时候，桑洼村被一场大雪覆盖，靳之林教授冒雪写生，一个职业艺术家进入创作状态的情形和黄河乾坤湾的自然之大美在镜头中相互彰显辉映，将影片的诗性张力推向了最饱满的境地。
在《桑洼》拍摄伊始，曹建标就将“诗化叙事”当作自觉的艺术追求目标，这也许与他很早就是一个文学写作者有关。曹建标曾经是陕北文学期刊《山花》杂志的主编，这份1972年创办于陕西延川县的刊物，孕育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少知名作者，今天已然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具体到《桑洼》的创作所追求的“诗化叙事”的目标，曹建标写到：在内容方面，以表现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为主，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探讨人生的境遇和生命的终极意义；在结构方面则表现为“形散神聚”的诗化叙事结构，像诗一样达到“联想的最大自由”；在画面构成方面，表现为有灵动的镜头语言，从有限的形象画面升华到无限的情思和理念；在整体风格上，追求从生活场景中营造情景交融的意境，在光影和明暗层次的变化中制造诗情意蕴。
也就是说，《桑洼》的拍摄，一方面有着作者广阔的世界电影史上的视野，另一方面，更有着作者试图通过诗化叙事记录陕北民俗文化的当下状况以及承载着这些文化的普通人生活境遇的努力，甚至试图在影片中传递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的努力。从这三个层面上看，作者的创作愿景可以说都达到了。尤其是，在艺术家靳之林在桑洼村的活动成为影片所要呈现的重要内容情形下，这种对“生命的终极意义”的寻求，更显示出其自觉性。
然而这种对民俗和生活进行理性阐释的“学院派”的“学术”活动，其作为“诗化叙事”的行为及其所产生的结果，却并不比镜头中的那些在艰难的生存状态中安然度日的桑洼人的生活更具有诗意。也就是说，如果以陕北生活和陕北民俗作为诗意呈现的对象，毛水源的生活比靳之林更适合，而对于民俗没有任何研究和阐释之自觉的毛树胜比乡村民俗爱好者毛水源更适合。因为毛树胜作为艺术呈现的对象，其魅力恰在于民俗对于他而言即是生活本身。
尽管《桑洼》所关注的家庭，生活水平和境遇各有不同，但它们都处在同样的民俗文化的笼罩之下，并且遵照着基本相同的生活礼仪和价值观念。曹建标诗化叙事策略的主要对象，是对平凡琐碎的生活中个体间差异的“不动声色”的呈现，是对普通人隐藏在日复一日平淡生活和表情下的深沉情感的挖掘。相比对于毛水源作为民俗爱好者、保护者和推介者的身份的理性展示，从情感上看，他显然对“沉默”的生活者毛树胜一家投入了更为深沉的关注。
镜头第一次进入毛树胜的家庭，是他和妻子贺玉英在糊灯笼，毛水源带了村子里的另一个巧婆姨，到毛树胜家里为他们剪窗花，剪窗花过程中，贺玉英等人唱起了酸曲儿。窑洞是旧窑洞，村子里的人都已经搬离，或者想要搬离；剪八卦窗的手艺，快要失传；而剪窗花时唱的民歌，断断续续的，唱歌的人，需要不断回忆歌词和曲调。这样，毛树胜一家人的生活，就处在了被观看的位置。
《桑洼》非常重视对于原生态的民俗活动的记录，创作者们关注到了这些传统民俗在巨变的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拍摄这些民俗、阐释这些民俗，让当地居民自觉回忆并且接续这些民俗。然而民俗面临挑战并持续不断地遭遇遗失的危机，以及伴随着这个危机的人的生活和感情，尤其是在因拍摄需要所做出的组织行为和民俗存在、人的生活的自然状态之间所产生的偏差，以及这种偏差所激发的拍摄和拍摄对象之间的新情感；既要努力捕捉这些新情感，又要避免过度的组织和阐释造成民俗事象和情感表达的失真。这些，都既是创作者所面临的困难，也是“有所发现”的契机。创作者非常自觉地把握到了这种存在于摄影机/拍摄对象、有组织的民俗活动/原生态的生活本身之间的偏差和交融，为影片提供了丰富的解读空间。
《红事》（2018）
——对陕北传统婚俗的整理和保存
《红事》记录了陕北延川县农村青年刘杰和杨秀及其家人如何决定在农村过喜事以及这一桩“红事”从商议到完成的整个过程。刘杰和杨秀在延安打工，在即将举办婚礼前，女方杨秀希望在城里让婚庆公司承办，而男方刘杰的父母希望回老家办。影片对整个商议过程和婚礼过程的拍摄，为观众保留了完整的陕北婚俗：双方家长和媒人商量结婚的日子和举办方式、买衣服、请迎人、请总管、商量压箱钱、蒸馒头、告知先人、拔黄毛、装茶饭、请上头人、搭彩门等。由于这些婚俗在今天年轻人的婚礼中，正处在严峻的被挑战的关头，所以通过电影的方式对其进行尽可能完全的记录，是非常有意义的。
男女双方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是影片故事戏剧性的原因。根据摄制组2015年春节期间对延川县打算结婚的十几对年轻人的追踪调查，《红事》选定了家住黄河边的刘杰和住在川道里的杨秀这一对情侣作为拍摄对象。在陕北的地理条件中，黄河边的村子一般而言经济水平较低，而川道里的村子经济水平整体较高。所以男方刘杰和女方杨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经济差异。将人生命运中的矛盾与经济状况相联系，这说明曹建标基于坚实的唯物史观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观念。
婚礼的过程本身也是具有高度的戏剧化因素的。男方到女方家去迎亲，会遇到种种刁难，这种种的刁难既是礼仪本身所规定和允许的，也会和现实情境发生关联，演变为真正的戏剧冲突和情绪张力。刘杰家的迎亲人带着迎亲队伍来到杨秀家，一一报告、展示迎亲“茶饭”的内容，而娘家人当中的送亲主管，则要检查这些茶饭是否完备、是否合乎礼仪。送亲主管是审视的、要求严格的，这代表的是出嫁的女儿尊严，而迎亲人是谦恭的、尽最大努力满足对方愿望的，代表男方家庭的一片诚意。在这种戏剧性张力已经非常饱满的情形下，迎亲人先是找不到为新娘带的腰带，有惊无险地找到了；又在送亲主管的查问下，发现忘记带新娘上轿要穿的鞋，最终没有找到。这样的冲突，如何能够转变为一种喜庆的气氛，让婚礼继续进行？这既是那些民间婚俗中主持礼仪的人们的智慧，也是《红事》拍摄团队的发现和等待所获得的恰恰属于影像艺术呈现所需要的结果。
送亲主管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让当事人自己决定。已经打扮好的新娘子杨秀，尽管嘴上在抱怨，但是开心的笑容洋溢在脸上。这时候，礼仪以及执行礼仪的人的争论，都不重要了，现场亲友和电影观众的情绪，全部被吸引到新娘以及独属于新娘的美好上面。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她的婚礼所经历的高光时刻。这个时刻在婚礼这一天不断延长，在骑上毛驴的时刻，在拜天地拜父母的时刻，在上头人为一对新人主持婚礼送上祝福的时刻，不断被摄影机以近景、特写的方式高度关注，构成了戏剧性和抒情性完美结合。
相比于《桑洼》所拍摄的年习俗的“公共性”，《红事》聚焦于青年人的婚恋事件。除了将婚礼当作一种民俗来拍摄，影片还应该怎样把握并呈现“结婚”这个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极端重要的事件的独特性？我们认为创作是通过对于结婚事件中所蕴藏、折射的生命力的跃动，来完成对于该事件的独特性呈现的。
正如影片所拍到的那样，在整个婚礼的筹备过程中，尤其是在上头人和深谙婚俗程序的总管为一对新人主持婚礼的过程中，生育的主题作为婚礼的核心内涵一再被提及。如何超越作为习俗知识的生育主题？这是艺术创作者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我们看到，影片创作者将生命主题不仅仅当作一对新人的结合即将会孕育出的新生命来予以期待，而且，他们将所有与生命相关的事物和情感，都纳入到了镜头的拍摄和声音的捕捉中。
《书匠》（2019）
——记录陕北说书艺人的生存现状和艺术前景
影片以陕北说书文化研究者和说书传统的守护人曹伯植先生的采访过程为线索，以说书艺人张成祥、张斌以及其他拍摄时尚在世的盲说书人的演出和生活现状为主要内容，记录了陕北说书艺术和艺人的生存状况。从2015年筹备到2019年拍摄完成，历时四五年之久。
说书在陕北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作为一种口头文学与乡土音乐相结合的民间说唱艺术，其表演主体常常是盲人，内容则往往以长篇神话故事或者文学、戏剧经典为基础，使用琵琶或三弦及其他伴奏乐器自说自唱。在说书艺人的传承体系中，书匠拥有“天赋”的“神权”，即便是今天的农村，人们为了“还口愿”，还是会请书匠去担当“请神”“送神”“谢神”之职，可以看出他们在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中，备受尊敬和爱护。
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娱乐手段的多样性，盲眼说书艺人的命运，遭遇了历史性的转折。《书匠》不仅记录了传统盲眼说书艺人命运的悲情衰落，也记录了活跃在今天的青年一代说书人（像熊竹英）和其他表演形式的民间艺术家（像刘妍，甚至是街头用吉他弹唱流行歌曲的年轻人），并对他们都投射了真挚的肯定、关爱和敬意的目光。影片在即将结束的时候，展示了志丹县说书艺人的聚会，其音调的高亢优美、着装的光鲜亮丽、表演形式的活泼丰富、艺人们对于今天和未来的笃定信心，都能令观众感到欢乐；而曹伯植先生所带领的几位盲艺人走在广袤的原野上，走在高远的蓝天下，他们快意于对艺术和生命的享受，他们与天地共存的行走者的形象，更是蕴藏着巨大的审美感召力。
《书匠》中间也穿插着与其他民间艺人的往来，这个视点融汇了曹伯植先生和电影创作者共同的价值立场和情感态度：对传统民间艺术的消亡感到叹惋，对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也能张开双臂表示欢迎；对于挣扎在崎岖命运之路上的艺术家全情关爱，对于那些年轻的充满艺术理想的新人也能伸手相助。
曹伯植先生被称作是陕北“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近年来花费大量的精力致力于陕北地区民间文艺的保护和传承，成果丰硕。在影片当中，他时时处处满怀深情凝视着遭遇生存困境的陕北盲说书艺人的一言、一行、一说、一唱，甚至是一餐、一饭、一饮、一宿，其情其谊，令人动容。
影片有一个段落写到盲艺人张成祥和道情戏演员贺四及其团队之间为争得表演机会所发生的争执，主办单位同意通过比赛决定谁拥有演出机会，然后张成祥的琵琶说唱就败在了贺四和他的团队手下。再之后，镜头冷静地记录下了曹伯植端着简单的饭食递给张成祥，而他坚决不吃；眼泪从张成祥那一双无助的眼睛里涌了出来，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没脸吃饭。这时候，纪录电影的魅力彰显了出来，它勇敢面对了历史演进的残酷，见证了古老的曾被赋予了“高贵”品性的审美形式被历史车轮碾压的令人心碎的瞬间。
除了写到研究者、采访者曹伯植和艺人的交往、友情，也巩固了叙事的内在结构，进一步增强艺术活动在影片叙事中的地位。说书艺人张斌与张成祥的交往以及在后者生病去世后为他弹唱的感人段落，青年艺人刘妍向张成祥以及道情戏演员贺四的求教，都彰显着艺术家之间因艺术本身及其传承而缔结的具有独特魅力的情义。《书匠》对于正在消失的传统艺术形式和盲艺人、对正在勃兴的新型民间艺人，都给予了深情的凝视。
比起《桑洼》和《红事》，《书匠》有着更为明晰的叙事结构，体现了更鲜明的叙事自觉。
影片开始，张成祥唱道：“三皇留世到如今，有一个传说给大家听，三王子生来就没有眼睛，父母把他送在深山林。”在他争取演出机会失败后，影片插入了这首曲目的另一段，道尽了说书人在生存路上的艰辛。尽管如此，当他想到还有年轻艺人想要学习琵琶说唱，还是认真地做着琵琶，这时影片插入了同一首曲目的另一段。在这一段说唱中，他表现出了遭遇挫折之后努力坚持的决心，内心似乎在与行业先师进行着精神上的沟通，寻求着最原初的力量的鼓舞。然而影片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因一氧化碳中毒卧病不起，告别人世，影片以回溯的方式插入了他所弹唱的关于盲艺人神话传说的最后一段：“他的父母听见一通伤心，接回来叫他坐皇宫。他要为天下说书文，从此后留下这说书的人。”四段书文形成了一个有关说书这种艺术形式的完整历史，同时伴随着张成祥催人泪下、极具命运代入感和艺术感染力的演唱，是叙事中的叙事，是影片的深一层结构的载体。这些极具抒情性的段落，也标识了影片的诗意性特征。
曹建标民俗民间文化影像中的“世界观”
从本文所关注导演曹建标基于民俗文化、传统民间艺术所拍摄的《桑洼》《红事》《书匠》看，我们还应该关注他的作品在其他几个方面的特征——
《桑洼》《红事》《书匠》间艺术观念的递进。通过对这三部基于陕北民俗和民间艺术的纪录电影考察，可以看出，创作者在这个过程中，从在《桑洼》中追求“影像叙事的诗化”表达，到《红事》中聚焦青年人婚恋过程中的人生情境的戏剧化时刻，以及蕴藏在婚俗文化和乡村民间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力的蓬勃，再到《书匠》中对于那些因失明而获得与上天进行“对话”能力的盲说书艺人的历史和现状的关注，进而努力达成艺术观与宇宙观在形而上层面的结合，这个过程体现了曹建标在纪录电影拍摄过程中，他所获得的艺术观念的拓展和推进。当然这个拓展和推进，会借助艺术作品本身而进入观众的思想和情感世界，这就是艺术家的追求和观众的追求必然会达成交流的可能路径。
更加开放包容的历史观。传统民俗以及民间艺术在今天的命运，到底应该怎样去理解、评价和对待？这不仅是文化保护事业的现实问题，也是文艺创作中被高度关注的话题。几年前，吴天明导演通过拍摄影片《百鸟朝凤》，借助主人公唢呐王的去世及其技艺的衰落，对快速吞噬着传统艺术形式的新的娱乐形式和审美趣味给予了颇为严厉的批判。《书匠》的题材也是类似的，但有着更为开放包容的历史观。《书匠》不仅记录了旧艺术形式的衰落，也记录了与旧的艺术形式相关联的较新的艺术形式的勃兴。
同样的，在《桑洼》和《红事》所关心的年俗、婚俗中，创作者不仅担忧于这些饱含着民间智慧和美好愿望的习俗的衰落，同时也对于生活在当下的人们的生命、情感以及他们的善良愿望无限珍惜，给予当下存在和新兴的事物以解释的合理性和理解的可能性。这就是开放包容的历史观。
“艺术活动”辐射普通人的生活，升华艺术家的人生，因而得让生命的短暂成为永恒。从《桑洼》到《红事》再到《书匠》，曹建标一步一步地将“艺术活动”放置在镜头焦点中。这使得他在拍摄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的时候，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记录，而成为了一种成熟的艺术创作。在影片《桑洼》即将结束的时候，靳之林先生在雪中挥毫作画的情景，不仅是他的艺术人生的一个完美定格式呈现，也是导演曹建标艺术观念的银幕呈现。将民间艺术家、职业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艺术活动，当作一部风格平实的叙事性影像作品情感渐进线，这可以说，是导演在一开始决定拍摄民俗纪录电影的时候所没有想到的。靳之林先生在《桑洼》拍摄完成三年后辞世，而他在桑洼村头写生的电影画面，也融入了艺术发展史：艺术家跨越艺术媒介，不仅在自己擅长的艺术领域，而且被当作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的“艺术活动”，连接了人的生活和自然、宇宙。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导演以赞美艺术家和“艺术活动”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
《红事》拍摄于2015年春节期间，影片的主要拍摄对象刘杰和杨秀在结婚两年后协议离婚了。尽管这两位打工青年的婚姻在现实生活中破裂了，可是他们曾经的青春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被镜头记录了下来，成为了观众眼里的永恒，也许也成为当事人内心的永恒。民间艺术大师高凤莲在参与《红事》的拍摄后两年去世，她被五爷爷的牛车接到北村的路上，牛车缓缓行走在陕北高原蜿蜒小路上的情景、她在新房温柔慈爱地轻声给新人祝福的画面，永远在银幕上活了下来。
而根据影片《书匠》的故事，说书人张成祥和康明义都是史铁生小说《命若琴弦》中的人物原型。在史铁生的小说中，老瞎子花费50年需要弹断1000根琴弦才能打开的药方，其实是一张无字的白纸。面对这一张白纸，老瞎子终于领悟到，这一张白纸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说书人的命就在琴弦上，弹响了琴弦，说书人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同样的，曹建标对盲艺人的艺术成就和人生命运的书写，也得以永恒。
曹建标出生于中国陕北，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学习都在那里完成，他对于陕北的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充满感情，充满探究的兴趣，同时对于那些在陕北生活和工作过的当地艺术家，不论是民间艺术家还是职业作家，都充满了敬意。并且亲身经历过陕北文学刊物《山花》的主编一职，所以说，他是一位熟悉陕西本地文化、熟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创作者。青年时代的曹建标负笈中央戏剧学院，后在中央电视台供职，熟悉世界范围内的电影和电视的发展历史及审美旨趣的变化，有着清晰的影视艺术观念的自觉。具体到《桑洼》《红事》和《书匠》的创作，可以看出曹建标的创作，不仅是纪录电影在叙事艺术的追求过程中所获得的丰硕成果，也是曾经在中国电影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西部电影的美学特质的一次拓展和深化。这些影片借助情感的真诚和审视的理性，获得了比经典西部电影更具当下性的审美趣味，是特别值得观众和研究者继续保持关注的。
（本文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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