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伯植：赚钱就为做文化
本报记者 班姣
他是一名企业家，却整天执着于文化研究，埋头书海，做研究、搞创作、出专著。
他是一名文化学者，名下却拥有众多产业，琴行、服装城、学校、印刷厂。
他是“骑自行车的老板”“坐公交车的老板”“抠门的老曹”，又是想拍电影拍电影，想作研究作研究，想做公益做公益，一切自己说了算的任性老板。
他是曹伯植，一个吹、拉、弹、唱、编、导无所不能的文艺人，一个为了陕北民间艺术传承和发扬四处奔走的文化产业家。
实干老曹：从一台铅字打字机起家
站在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大会的颁奖台上，73岁的老曹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说起自己这些年的创业，老曹笑言，50岁才开始，而这一切最要感激自己的爱人高彩峰。
“那年她在大街上卖菜、卖红枣，一看见熟人就臊得不行，也不敢吆喝，捂上脸眼泪扑棱扑棱往下掉。”老曹说的那一年是1988年。
为了照顾丈夫的生活，妻子高彩峰放弃了自己的工作，随着工作调动的老曹来到延安。三个孩子，一份收入，这位文化馆的会计硬着头皮在大街上卖菜、卖红枣，甚至种蘑菇，还承揽做秧歌服、做锦旗绶带等一些零散的活，丢了脸面却也没赚来钱……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1990年，老曹跟妻子商量后，借了1200元，买了一台铅字打字机和一个手推油印机，一个家庭作坊式的打印部成立了。
白天，老曹在外到处揽活，夜晚就回家陪妻子练习打字。“铅中毒过敏，双手一直发痒，刚赚够1200元，铅字打字机就被淘汰了，我又借钱换成四通打字机，彻夜练习打字，打错一个字，机子‘吱’一声提示，她的眼泪就唰地掉下来……”提起创业初期吃的苦，老曹至今对老伴心疼不已。
1995年，随着一台二手复印机的添置，老曹的打印部正式成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做生意。第二年，退居二线的老曹决定好好干一场。
“我一辈子都在文化部门工作，做生意也要做文化生意。”1996年的延安城，一根二胡弦也需要跑到西安去买，看到商机的老曹决定开一家琴行。“当时很多人质疑，都说文化人做不了生意，因为无商不奸，做生意要有奸心才能赚钱，我就不信靠诚心做不好。”老曹说。
说干就干，1996年，老曹家位于解放剧院的培植琴行办起来了。同时，老曹还继续与妻子兼做服装生意，“我得扛着布料走到车站，爬上大车车顶把货都捆好。”作为退休干部的老曹每次都亲自去西安进货，坐惯了单位小轿车的他，此刻3块钱的三轮车都觉得奢侈。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靠着良好的信誉和踏实的努力，第一年老曹收入了1.5万元。随后，他注册成立了延安培植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琴行越办越好，服装厂也越办越好，老曹开始寻思着办一所学校。
又是说办就办，3间教室、6个教师、36个学生，学校起初的发展并不乐观。
老曹并没有气馁，外出考察，联合办学，一系列的举措下来，学校情况越来越好，除了培植中学和培植小学，培植艺术学校也开始招生。几次搬迁，学校终于有了自己的校舍，规模也逐渐扩大。
办学校、开琴行、卖服装、搞印刷的过程中，老曹还接连办起了文化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内含儿童剧场、延安培植儿童艺术团），在延川县的老家曹家圪崂修起了度假村……正如老曹所说，“东山不收西山收。”多种经营模式共同发展，老曹的收入从第一年的1.5万元到10万元、20万元、100万元，直至如今的过亿资产。
文化老曹：黄土地文化研究的担当者
有钱，并不是老曹的目标。他的目标，是做文化研究。“赚了钱我才能好好研究陕北文化。”这是老曹任性的资本。
7月3日，由陕西培植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反映陕北说书盲艺人生存现状的纪录电影《书匠》举行看片会。影片中，曹伯植遍访了康明义、张成祥、张斌、华世阳、燕凤喜、吴习忠、邱满囤等陕北现存的盲艺人，影片用真实感人的画面和令人震撼的语言向观众讲述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命运。纪录片从老曹开始寻访到后期制作耗时4年，无疑，这是老曹多年的一桩心愿。如今，这桩心愿终于了了。片子一出，引得赞叹声一片。
其实，“传承、发扬、推广陕北文化”一直以来是老曹给自己定下的使命。“早在文化馆做领导期间，我就一直很注重收集陕北说书和陕北道情的资料，直到自己退居二线。”老曹决定写《陕北说书》的时候已经60岁了，“年龄大了就想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为后辈留下点有用的资料。”
老曹将这些年工作中积累的资料，整理成一套系统的文字。他笑称，为了收集这些资料，他用坏了三台录音机、一百多盘录音带，那些资料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听清楚写出来的。“当时还没有电脑，只能用录音机反复听，然后再记录。每天早上5点起床到晚上12点才睡觉，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写作。”
笔耕不辍，是老曹多年来的真实写照。如今，作为文化学者、国家一级编剧的老曹有60多部戏剧、曲艺、音乐作品相继上演、发表，获国家、省级奖几十项。《陕北说书概论》《陕北说书音乐探究》《曹伯植陕北说书作品选》和5本《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路遥故事》《梅花调》《靠山调》《乾坤湾》相继出版上演，其中《陕北道情概论》《陕北道情音乐探究》及《陕北道情传统剧目选编》被列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2016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6万字的《延川曹氏族谱》也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脚尖上的信天游》《书匠》等电影作品也相继问世。
作为一名文化学者，老曹有着极强的文化担当。“如果这些东西现在不做，后人又不去搜集资料，就不能很好地传承下去了，这对陕北的文化遗产是一大损失。”他觉得，自己做了一辈子文化事业的创作、挖掘、整理和研究，也对陕北文化爱到了骨子里，“我有责任和义务把陕北文化、黄土地文化传播、流传下来，这是我的使命，也是对文化责任的承担。”
抠门老曹：袜子打三次补丁也舍不得扔
去年的培植中学学生试卷上有一道题目：如何看待曹伯植的“抠门”。诚然，老曹的抠门是众所周知的。
处级的职务，一级的职称，三个国家级的会员，身家过亿，在别人看来，老曹应该算个“有身份”的人了。但他出行基本是坐公交或步行。有人和他开玩笑：“曹老，你坐公交就不嫌掉价？”他嘿嘿一笑：“咱本来就没价，掉哪里的价呢？”“你又不是坐不起专车。”“公交方便，车多了添堵、停车难、还增加污染。”
老曹出差吃饭，哪个节省时间就吃哪个，要是时间来不及，他就拿一个干饼子就咸菜、喝开水，躲在候车室的角落里啃完，就算上一顿饭了。偶尔在外边吃饭，也多半是一小碗素饸饹。遇上熟人问：“你咋吃这饭？”他总说：“过去我妈给我吃的最好的饭就是饸饹。”无论在家或外出吃饭，老曹总要把盘里碗里都扒得干干净净，他要求家人、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也这样做。
他穿衣也非常朴素，从不穿名牌。内裤开洞了还要穿，老伴要扔，他不让，袜子破了，老伴给补了三次还不舍得扔。老伴说：“你这内裤和袜子穿出去人家看见笑话呢。”他笑着说：“除了你，谁能看到我的裤头？也没人趴在我的脚上看我袜子新不新。虽说不值几个钱，扔了可惜！”
有人开玩笑说：“老曹是个土财主。那么有钱，可一点钱也舍不得花，吝啬鬼。”可大家也知道，他投资文化事业，几十万、成百上千万，大把大把地往进投，一点也不吝啬，一点也不心疼。
无论是作为企业家还是文化学者，老曹的一生都离不开文化，离不开他挚爱的黄土地。如今，《陕北说书》《陕北道情》等系列书目作为极其宝贵的文献资料，既填补了国家级两项非遗课题系统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老曹多年来为陕北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所作贡献的最好见证。
记者手记
这是我第三次接触曹伯植。
第一次，是在记录电影《书匠》的研讨会上，作为电影出品人，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场活动下来，我感动于电影的情节，更感动于曹老的情怀，问及他斥巨资拍摄的理由，只有简单的两个字：想做。
第二次，还是因为《书匠》，我冒雨前去他的办公室做采访，一阵侃侃而谈下来，曹老的一句话更是让我暗自佩服：如果想做一件事，72小时之内没有行动，那这件事基本就泡汤了。诚然，曹老的一生都在奋斗，每一个想法的产生，每一个72小时之内的行动都见证了他的努力。
第三次，当曹老接到我的电话得知将作为杰出企业家被报道，需要再次配合我的采访后，一阵哈哈大笑，“我哪是什么杰出企业家，人家非要我上台领这个奖，如果说有贡献，那就是我在非物质遗产研究方面做了一点点努力……”曹老很谦虚。
这次的采访依然下着大雨，坐在他偌大的办公室里，曹老与我聊着过往，一旁，他的爱人坐在桌前捡着豆子，在曹老讲述过去的艰苦日子时，时而插一句话。
窗外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习习微风带着些许凉意穿过窗户，吹过脸颊。正如这屋内屋外的舒适与安详，岁月在这位老人身上留下的是平和，是经历波澜看透一切的睿智。“老天爷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要抓住一切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尽可能留下一些东西。”
是的，人生在世，总要留下一些东西。曹老留给后代的，不仅仅是丰富的物质，更是敢打敢拼、努力奋斗，抓住一切时间做想做的、有意义的事情的情怀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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