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路遥作传 □张艳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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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上大学二年级时，在杂志《收获》上阅读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心中满是难以名状的抑郁和沉重，之后便极其渴望见到少有令我产生这种心境的作家路遥。也极想知道，创作了如此直抵人灵魂的作品的作家，是不是也有着与《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相同的命运和爱情呢？
没想到还真就把路遥盼来了。那是个初冬的下午，听说路遥要来西大举办讲座，我和几位同学匆匆吃了午饭，便赶往学校图书馆一楼的阶梯教室。我们赶到时，教室里已经是座无虚席，我们只好站在走道上。那天的阳光极好，从教室的窗户斜射进来，暖融融的，路遥就是随着这束阳光走进教室的……1985年的夏天，命运更加眷顾我，我毕业分配到了陕西省作协工作，如梦如幻般，我竟然与路遥成为了省作协的同事。那时，路遥已经从《延河》杂志社调离，从事专业创作，并开始了《平凡的世界》创作。而我则是刚刚进入《延河》的新人，自卑、胆怯得不敢和路遥说话。
进入陕西省作协大院，曾经有许多名家的大名如雷贯耳，突然间生动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感到幸运，同时又很忐忑。每天我踏着报话大楼八点的钟声去上班，下班离开单位时就会见到“早晨从中午开始”、在院子里走动的路遥。听到他哼唱着俄罗斯歌曲或者陕北民歌。但是，我就是不敢上前跟他打招呼，更不敢跟他说少女时代读他的作品带给我的那种震撼。
一天，在省作协全体职工大会上，路遥就坐在我前面，路遥开会总是溜边儿的，不会坐在显眼位置。早就听说，路遥从醒来用一根火柴点着烟之后，便不间断地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而且习惯每次都把过滤嘴掐掉。那天，我便亲眼看见了路遥的这一抽烟习惯。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的过滤嘴就掉在了地上。就在我数过滤嘴的时候，他回过身跟我说了一句话：“你是新来的小张吧。”路遥的这句话，一下子消除了我一直不敢与他打招呼的紧张感。
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路遥推门走了进来，就坐在我桌前的沙发上。他与我谈了省作协的现状。他说，不能因为客观现状而影响自己的情绪，要学会把握自己，咬紧牙多看些书，多写作品。一个人活在世上就要追求崇高的目标，要为自己树立理想。接着，和我谈了谈他读我写的几篇作品的感觉，并向我推荐了他喜欢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霍·阿·布恩蒂亚又付了五个里亚尔，就像出庭作证的人把手放在《圣经》上一样，庄严地将手放在冰块上，说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
路遥竟然轻松而庄重地背诵出这段“情节”，透过镜片，我清晰看见他眼睛里闪烁着崇敬的光芒。
很幸运，省作协分给我的住房与路遥的写作工作室在同一个小四合院里。在《平凡的世界》的修改过程中，疲惫的路遥走出房间做短暂休息时，他经常会抱起正在玩耍的我女儿，亲吻她的小胳膊。我女儿被路遥“训练”得有了习惯动作，不管她玩得多么投入多么开心，只要见到路遥走过来，便会停止玩耍，大声叫着伯伯，然后伸出白胖的小胳膊，挽起袖子，让路遥“咬膊膊”，左边“咬”一下，马上再伸出右边的胳膊。在稚气十足的孩子面前，路遥充满着慈爱和少有的稚气。
因为专心写作，路遥时常是过了饭点而忘记吃饭，处于饥饿状态的路遥，便吃遍了院子里各家的饭，有时候，也会到我家吃上一顿我做的手艺欠佳的饭菜。
在与路遥共事七年的时间里，比起他著名作家的身份，我更愿意将路遥视为一个普通的生命。尽管在我工作的陕西省作家协会，听到最多的就是路遥获得各种奖项的消息。但是，定格在我心中的最深刻的路遥形象——就是一手拿根黄瓜或大葱、一手拿着馒头，满脸的疲惫不堪。
在路遥完成长篇巨作《平凡的世界》之后，有一段短暂的休整。我家和路遥工作室所在的小四合院儿，是省作协院子里为数不多的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在正午阳光洒满院子的时候，路遥常常会坐在一把破旧的藤椅上闭目养神，享受阳光的温暖。有时候，他久久地站在一棵大树下；有时候，静静地仰头看天上云卷云飞；有时候，独自坐在一根横卧在地的粗木桩上，默默地瞧着地面，瞧着面前的旧屋破砖，似乎在沉思，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想。这个时期，路遥的阅读兴趣转向了历史，他读《新唐书》《旧唐书》，读《汉书》《史记》，读《资治通鉴》《中国史纲》，以及古今中外的人物传记。路遥专门买了豪华版的《二十四史》，随时查阅。此时，他对中国历史进行了一次贯通性的阅览。
在这段相对悠闲的日子里，路遥最幸福的，就是能安稳地在家陪女儿了。然而，路遥仍然只有晚上短暂的时间，才能见到女儿。他睡觉时，女儿上学去了；他中午起床后，女儿仍然在学校。
1991年3月的一天，在省作协传达室，一份由北京发给路遥的电报，引发人们一阵阵激动的议论。有人猜测，肯定是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消息来了；有人说，快去叫路遥来拆开看；又有人说，还是快送到路遥手中吧！电报很快到达路遥手里，他不慌不忙地打开电报，浏览了电文。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发来的电报，在第一时间里，朋友报来喜讯——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
看着电文的路遥，显得比任何人都平静，他说：“嗯，是获奖的消息。”只有那次《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的喜讯传来时，路遥由衷地激动而兴奋过，因为那是他第一次在全国获奖。那时，他太需要文坛的肯定，从而树立自己的文学创作自信。后来的几次获奖，包括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再也没有那次那样的激动。
在去北京参加颁奖会之前，路遥将《延河》编辑部的我和另外两个年轻编辑邀到家里，将他正在撰写的颁奖会上的发言稿念给我们听。他说，他想听听年轻人的意见，他不想他的发言给人的感觉是过于张扬，但又必须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他说，能获得茅盾文学奖，他自然很激动，因为付出了六年多的心血终于得到了认可。但是，路遥说，“这并不意味着我的作品从此就是文坛的最高水平，也并不意味着没有获奖的作品就不够获奖的资格。”路遥很为那些优秀作家的作品落选而遗憾，他说，比如张炜和他的《古船》，等等，他深深地为他们叹息。长时间沉默之后，路遥说：“我的创作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要很好地总结一下，然后进入创作积累阶段。”路遥似在问我们，又似在自言自语，“下一个目标将是什么？”
西安开往延安的铁路客车是1992年8月1日通车的。路遥早就等待着开通的这一天。说起来有些宿命的意味，路遥可能觉得做完了起码眼下该做的事情，他该出门远行了。8月6日早晨，家属院和办公院相通的窄窄小路上，阳光刚刚洒向长满绿色苔藓的青砖小路。这时，路遥从家属院那个方向走过来，一个军绿色的双肩背包，他单肩挎着。背包装得很满，他却背得很轻松。同院的晓雷、李星还有我，见到背着大背包的路遥，都问他，“去哪儿呀？”路遥兴冲冲地回答：“回家，回陕北！”这次的亲切目送，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健康的、直立行走的路遥。
1992年路遥去世后，有一段日子，我经常恍惚地感觉，他还会再次出现在省作协的院子里，依旧沉重而稳健地走着，然后坐在那把破旧的藤椅上。于是，我写过多篇纪念他的文章，我想我写多了是不是就能将路遥重新唤回来呢？后来，陕西人民出版社优秀编辑张孔明精心策划，并选择了我为路遥的苦难人生作传，这既是我蕴蓄内心已久的愿望，也是机缘巧合，一触即发。面对传主路遥，我不是旁观者而是在场者，为路遥作传，我可以将我个人不可言说的隐忧与痛楚，通过感性的笔墨传递出来。我写出的不仅是关于路遥的纪实性文字，更是珍藏在自己记忆里和生命里的东西。
陕北黄土地上的人民，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们身上，凝结着朴素的先进思想，这是特定社会历史、特定陕北地理形成的。常年生活在贫困、沉郁、顿挫的陕北黄土高原上的陕北人的文化性格还有更为丰厚更为基本的一面，他们的行为所显示出来的、更多更内在的元素是凄然的、悲壮的，也是清峻的、苍凉的。千百年来积淀下的质朴、善良的品格，勤奋劳作以及甘于受苦的精神，“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在此地出生、此地成长的路遥，并在路遥的作品中得到很充分的展示。
当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出版后，在全国造成很大轰动，他本可以带着这份荣誉安逸地生活，不必过劳、拼命地写作，但他却没有就此止步，相反，他害怕无法超越，觉得“痛苦极了”。他逃离喧嚣、回到陕北家乡，把自己“丢”在沙漠里思考了好几天，并郑重决定创作鸿篇巨制《平凡的世界》。
路遥作品的核心是对普通人尤其是对农民的持久关注，他所塑造的高加林、孙少平等人物形象，恰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也是群体缩影。小说主人公试图通过自身奋斗打破宿命、改变命运，这显然契合了所有农民的心理需求。“三农问题”至今都是一个热点话题，可路遥早在1982年他的中篇小说《人生》里就已经提出来了。而长篇巨制《平凡的世界》反映了从“文革”后期1975年到改革开放初期广阔的社会面貌，展示了那个时期中国农民的渴望、追求以及为改变命运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或者说是中国农村青年的奋斗史。农村题材为他所熟悉，当然更为他所关注。也正是对底层人民的热爱和关注才使他获得了更多的尊重。面对最朴素的人，路遥坚守最基本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选择了最朴素的写法，表现切切实实的生活世相。
与路遥在一个院子共事七年，无论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对路遥的认识，多少是有的，但是，要真正考察清楚，并且呈现出最接近真相的路遥人生面貌，却并非易事。我没有走捷径，而是从头做起。从2009年开始，我重读路遥的所有作品和研究资料，计划性地走访了路遥的亲朋旧友，想方设法地阅读了路遥的个人档案。2010年初春，我还耗费时日地重走了一遍“路遥辗转陕北”的创作之路，一路走、一路体验、一路采访，感受至深，收获也很大。
在走访过程中，让我感动的细节很多。在去陕北的一路上，路遥的生前好友或是热爱路遥的朋友，听说我是为路遥作传而来，纷纷给予了我最大的帮助。他们在我完成一站的采访后，又将我送到下一站。在路遥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与矿工一同下井的铜川鸭口煤矿，煤矿领导陪我一起下井，之前，他们是不允许女性下井的。在鸭口煤矿，我还翻拍到一张路遥身穿破旧的矿工服与矿工聊天的照片，这是鸭口煤矿的一位摄影爱好者——王清林的作品。由于有这位有心人“第三只眼”的捕捉，我们才得以看到路遥当年体验生活的真实形象。在鸭口煤矿还有一大收获，那就是见到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中煤矿工人安锁子的原型。老实、质朴的安锁子只听说路遥写到了他，还用了他——安锁子的真名，但是他却始终不知路遥将他描写成了什么样子。在延安期间，我也给年逾古稀的文学前辈曹谷溪老师增添了不少麻烦——连续两天去他家中拜访，到了饭口，又毫不客气地坐下来、端起饭碗就吃。曹老师还将我一路送到延川县，然后又安排下一站——清涧县给予我帮助。
2010年3月22日，我在清涧“路遥纪念馆”里，巧遇正要去延川县的路遥三弟——王天云。我在《路遥文集》里已经知道这个小名“四锤”的三弟。当天我参观了尚未正式开馆的“路遥纪念馆”。我在米脂挂职期间，每次往返的途中，都要到清涧王家堡路遥老家的窑洞，去看望路遥的生母。这回走访，我再次来到路遥的老家，当时，路遥的生母因为脑溢血，已经昏迷多日，躺在炕上的她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路遥的小妹妹——王萍，一直贴心地照顾着老人。这一次，我无法再与路遥的生母在窑洞前合影了。我满怀遗憾与哀伤地与老人告别。我于2010年3月26日返回西安，而就在这一天，路遥的生母去世的噩耗传来。就是这位身材矮小却极其坚强的母亲，在过去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连续不断地经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痛苦，先后送走了四个儿女、以及自己的丈夫。
亲历现场和第一手资料的获得，使得我在撰写《路遥传》时，在史料方面，我想应该是刷新了现有的考证和研究成果，补充、完善和深化了以往人们对路遥及其创作的认识。
待一切准备就绪，我以为我可以轻松动笔撰写《路遥传》时，我突然胆怯了。一方面，所有的生活细节和素材纷至沓来，我不知该如何下笔；另一方面，我感到自己太自不量力了，竟然胆敢为路遥作传。在路遥刚去世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纪念路遥的文章——《我要和你重新交往》。路遥短暂的一生是孤独的，是寂寞的，这固然与他的天性、他的经历以及他始终追求的崇高有关，但是，正因为有许多如我一样，敬仰他却又远离他的人，才使路遥处于孤独之中。路遥的周围有许多的人，但是，他们没有与路遥同行，而是怀着崇敬尾随在路遥的身后。这些人之中便有我，我们太缺少孩子般的稚气，与他手拉手同行，而这正是路遥渴望得到的——他一生都在追求崇高境界，但同时，也在追求着平凡、普通。我曾想象着，如果可能，我不再怯怯地叫他老师，我会说，“路遥，我要重新和你交往。”我想他听了，一定会宽慰地、真诚地、无声地笑起来，他会说，这也是他渴望的。但是，当我真正面对路遥、面对他42年短暂生命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时，我知道，即使我重新和他交往，我仍会和大多数人一样，依然是心怀崇敬、追随其后，因为，与同时代作家相比，在对中国转型期社会变化的思考上，路遥多走出去了一大步，这也让普通的我们始终无法与他同行。而我又怎能写好这么一个不平凡人的内心世界呢？
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路遥的人生实在太短促了，因此也更具悲剧性。我不仅被路遥的文学创造所吸引，更为路遥的悲剧人生所震撼。作为亲历者，我目睹了路遥为文学理想拼搏乃至最终倒下的悲壮历程，而他的政治情怀和文学情怀，正是路遥精神世界的核心。那么我就从路遥个人成长道路、生存处境出发，从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入手，还原一个世俗人生和文学人生相互交融、相互印证的真实的路遥吧。
我不想遵循传记通常的写法，刻板地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流水账式的叙述。当想到1992年国庆假期，我最后一次在西京医院见到路遥时的情景，我知道我该如何写第一章了。“七号病房”里见到的骤然间身体瘦小的路遥，对我的冲击太过强烈了。而宠爱女儿，可以为女儿摘星星、摘月亮的路遥，慈父形象又是如此深刻！于是，这两章成为我进入路遥世界的开始。然后，将历史沿革变化的线索和路遥文学人生的发展轨迹内含在专题性、板块化的叙述之中，既相对系统和完整地展示了路遥的人生过程，同时凸显了那些决定路遥命运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关系，部分之间内在联系紧密，但又相对完整、独立。比如路遥的身世和成长，路遥在“文革”中的那段特殊经历，路遥和北京知青的交往，路遥与林达的婚恋，路遥最后的日子等等，不少部分都是鲜为人知的，有些对我来讲也是全新的认知内容。这些经历对路遥的人生和创作产生过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其实，在以往，我们对路遥的内心世界和文学世界的解读存在着一些疑惑，我想会因为我笔下的《路遥传》，得以一定程度的澄清和解答。还有一些内容，是我无法澄清和解答的，比如路遥对疾病的回避。这方面既表现了路遥的坚韧，又反映出路遥的脆弱。但这就是血肉之躯的路遥，这就是作家路遥。他是坦荡的，也是神秘的。一个坦荡的路遥，加上一个神秘而城府很深的路遥，才构成了文学的路遥主调，以及与复调相融的多姿多彩。
我为路遥作传的过程更像是对一个生命的追溯，我时时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感染着。无论顺境或逆境，路遥都能保持一份淡然的心态和坚持不懈的追求，这种精神用伟大来形容并不为过。创作《路遥传》后期，当写到路遥忍着病痛做完了他想做的所有事情，背起行囊告别省作协、“回陕北”的时候；当路遥这个硬汉子面对兄长般的挚友曹谷溪突然间号啕大哭，包裹在坚实盔甲中的路遥展现出他柔软脆弱的一面的时候；当“最后的日子”残酷地到来的时候，我曾几度哽咽、几度落泪。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旅程。我们自己既无法选择我们的起点在何时何地，也无法选择搭上哪班车。一切来得都非常偶然，而终点又是不用期待的。史铁生说过：“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偶然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短短的一生旅程，其实如流星般一闪而过。而有些人将短暂的人生旅程，又作了调整，比如路遥，他乘坐的是特快列车，不容他在旅程中浪费一丁点儿的时间。左边的群山，右边的平原；近旁的小溪，远方的大海，似乎对路遥都无法形成诱惑。他只埋头做一件事，这件事，他说要在四十岁之前完成。他果然完成了，他对得起自己的承诺，却对不起自己的生命。他的人生旅程被压缩为四十二年。
没有时间看风景的路遥，永远成为了别人眼中迷人的风景。虽然，在物理意义上，路遥的生命已经结束了，但从精神价值来看，他会永远活着。路遥无疑是文学沙场上的一个夸父式的勇士，路遥的人生有着最灿烂的生命收获和价值回报。“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一部《人生》，一部《平凡的世界》，为路遥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路遥应该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因为路遥的生命延续在他创造的文学世界里。今天，路遥的作品还在激励着无数年轻人不懈地奋斗着，尽管奋斗的内容不一样了，但只要有人，这种奋斗就不会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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