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感恩的一位榆林人 申昜
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申昜与知识青年在一起（清涧路遥纪念馆资料）
本报记者 薛春生
诗人曹谷溪，既是路遥的好友，也是引导其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老师。他在一篇纪念路遥的文章中写道：“在路遥的生命里程中，有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人物，且鲜为人知。这个人叫申昜。我敢说，如果没有这个有胆略、有远见敢于坚持正义的党员干部，路遥在八九十年代的故事也许不会发生，他的人生履历将会是别样的内容！”
申昜，榆林市榆阳区镇川人，13岁参加革命，1953年，27岁就任志丹县委书记，文革前任延安县委书记。1969年8月，刚刚从造反派“牛棚”解放的申昜受命担任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后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就是申昜在延川工作期间，力排众议，重新彻查延川县文革两派武斗命案，澄清了造反派军长王卫国（路遥）的命案冤情，还其政治清白，并为路遥学习文学创作提供了诸多方便。还几番周折力推其上大学，帮助他到陕西《延河》杂志编辑部工作。可以说申昜是成就文学巨匠路遥的政界伯乐。所以路遥在《人生》《平凡的世界》等文学作品一一获得成功，荣誉接踵而至时，始终感恩申昜，忘不了对他的帮助，曾在一封给申昜的信中说，申昜给了他“父亲无法给予的支持，母亲无法给予的关爱”……
澄清冤案路遥脱困
1967年，正是文革轰轰烈烈开展时期，延川中学初六六乙班等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延川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简称“红四野”），军长是王卫国（路遥），路遥也成为延川当时的文革名人。由延川中学高六六级、高六七级等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延川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两派渐由“文斗”转向“武斗”，最严重的武斗事件是1968年3月17日，在县城附近白家塬的枪战，双方多人死伤，包括“红总司”总指挥白振基的死。战斗结束后，路遥负责带领“红四野”打扫“战场”。后来有人告发路遥在打扫战场中有“人命案”。同年9月，延川革命委员会成立。18岁的路遥以“红四野”青年学生领袖进入县革委会，为革委会副主任。年底，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路遥积极响应回到延川县刘家圪公式村郭家沟村组劳动。一心想出人头地的他在1969年冬报名参军，却因有人状告其“武斗”牵扯人命案，政审不过关，被淘汰。
到1970年1月，全国进行肃整造反派，路遥被停职反省，交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随后，延川县公检法军事管制组就白振基命案审查路遥，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四野”清理战场是“武斗”后第二天早晨，由路遥等人将活着的白振基推进山水冲开的“天窖”，并向天窖开了两枪……涉嫌刑事命案；另一种是白振基即便已死，将尸体推进天窖，属破坏尸体，也应依法逮捕路遥。两种意见，在会上激烈争论，互不妥协，一时间现场气氛十分紧张。
有着很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丰富工作实践经验的革命老干部申昜，刚从“牛棚”解放，但对延川文化革命的情况十分清楚。双方争执不下，申昜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大胆地讲出了自己的意见：文革发展到“武斗”阶段，造反派中学生头头已经失去武斗中的指挥决策地位，学生已不是武斗的主力。现在文革清算，应该实事求是地查清事实真相，这才能彻底解决问题。白振基之死有许多关键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就可以逮捕王卫国（路遥）呢？建议专案组重新调查。正直善良的军代表、县革委会核心小组长、革委会主任马志亭也同意申昜的意见。最后，延川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根据申昜的建议，对“白振基参加武斗致死，涉嫌王卫国（路遥）案”作出了重新复查的决定。最终调查结果是：白振基3月18日早晨已经死亡，将白振基尸体推进天窖也与王卫国无关，此案终结。
帮助路遥学习创作
1970年春天，路遥“涉嫌武斗中命案”虽然了结，但他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也随之取消。路遥虽然在“仕途”上失落，却唤醒了他文学家的梦想，像他后来创作的《人生》中的“高家林”一样，从县城又回到郭家沟小山村。
这时路遥已狂热地喜爱上了诗歌创作，拜曹谷溪为师，并在延川县文化馆办的不定期油印期刊《革命文化》上发表小诗《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1970年夏，已是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副组长的曹谷溪，在路遥这首顺口溜式的小诗中看到路遥的灵气，决定帮助这位在命案政审后痛苦中的后生。此时县革委会十分肯定曹谷溪的通讯工作，申昜支持其按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要求，走“群众性”革命文艺创作之路。支持曹谷溪将永坪中学的语文教师闻频、北京插队知青陶正和林达等创作骨干调进通讯组。同时，申昜表态同意曹谷溪将路遥以农民通讯员的身份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每月发18元误工补贴。随后，曹谷溪把这些人马组成了“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一边进行通讯报道工作，一边开展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路遥和陶正创作的歌剧《蟠龙坝》、路遥和闻频创作的歌剧《第九支队》在城乡演出，大受好评。到1972年5月，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前夕，他们共同编著的《延安山花》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内外发行28万册……
一时间，延川县群众文艺创作在陕北是风生水起，独树一帜，《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陕西日报》都对该县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进行重点报道。同时，路遥的创作成果也展现出他的文学天赋和艺术才华。也就是在这段文学创作工作中，路遥与北京知青林达结下友谊，成为恋人。
1972年8月2日，《陕西日报》刊登了《“山花”是怎样开的？——诗集〈延安山花〉诞生记》的新闻报道，文中是这样写路遥及他们的群众文艺创作：“延川县城关公社刘家圪公式大队创作员王路遥同志，一年中创作诗歌五十余首，其中有六首在报刊上发表。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一年来共创作诗歌两千余首。这些革命诗歌，运用黑板报、墙头诗、诗传单、唱秧歌、朗诵会等各种形式直接与广大群众见面，有力地配合了三大革命无能运动。”
力推路遥走进大学
路遥的名字上了《陕西日报》，这使得他再次成为延川县的文化界“名人”。但是路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知识和艺术素养不足，渴望进一所理想的大学进修深造。
1973年夏，全国高校恢复招生，招生实行推荐选拔制。上级把大专院校的招生名额分配到县上，由公社给县文教局上报推荐对象，文教局负责政审及向大专院校推荐。
大学招生消息一传到延川，路遥激动不已，报名参加县上组织的大专院校选拔学员的文化考试，当时路遥的考试成绩是：语政83分、数学22分、理化30分，平均45分。所报志愿依次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西北大学中文系、陕师大中文系。此时的路遥对上大学似乎满有把握，因为他的文学创作成绩突出，其事迹还上了《陕西日报》，选拔上大学胜算很大。
虽然路遥考试的数理化不行，但当时上大学主要靠推荐选拔。所以延川县文教局对路遥的推荐更是精心谋划，着重其文学创作特长，好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都在延川招生。县文教局的同志把路遥发表的作品呈上，北师大的招生老师开始十分满意，可是到了政审卡住了。因为文革造反派“三种人”在当时是大忌，更何况路遥还是叱咤风云的造反派头头“王军长”。本来中央有政策，对于“文革”初期学生中犯错误的“高中以上的记入档案，初中以下的既往不咎”。路遥是初中毕业生，属于“既往不咎”者。可是北师大的招生老师婉言谢绝。县文教局只得再向陕西师范大学文中系送，可陕师大招生人员从北师大那里已经知道情况，也坚决不要路遥。信心满满的县文教局一再极力向多家院校推荐，可招生学校越是不敢收，这对正踌躇满志的路遥是一沉重打击。
这时，在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工作了近四年的北京知青林达已成为路遥的恋人。林达的父亲是归国华侨，曾任廖承志的秘书。林达迫不得已将路遥推荐上大学受阻的情况向当时延川县分管知青和妇联工作的县委副书记雷增寿反映，请求县委出面帮忙。雷增寿立即向县委书记申昜汇报和求助。
申昜是老红军烈士后代，父亲牺牲后，13岁的申昜和母亲逃到了革命根据地，毅然参加革命，一边在陕甘宁边区师范当勤务员，一边上学读书。这时恢复招生的延安大学，全盘负责学校工作的正是申昜在边区师范读书时的老师王云风，而延安大学中文系负责学生工作的系总支副书记申沛昌又是申昜的堂弟。
申昜坚信，只要自己努力，一定会使路遥这个人才不会被埋没。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各校招生负责人对文革“三种人”都是退避三舍，作为延川县的县委书记，申昜竟然三次亲自去延安大学，力荐路遥，可见其非同寻常的胆略和远见。申昜反复向延大中文系和学校领导解释：路遥在文革中是“初中学生”，“清队”时已作出审查结论，许多报刊对路遥的文学创作给予肯定和好评……申昜代表县委再三保送路遥，终于实现了路遥进大学深造的愿望。
曹谷溪后来回忆说：“1976年，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延河》杂志主编王培祥、副主编贺鸿钧亲自来延安，想让路遥到《延河》杂志去当编辑，又是申昜和我陪着他俩去见延大校长张逊斌和中文系领导申沛昌，为其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构建他心中那‘文学大厦\’奠定了一个结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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