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安河
□乔松
前些时有位中学时的同学，通过微信发来十多张照片，让我辨认是什么地方。乍一看，沟深洼陡，房倒屋塌，荒草齐墙，满目苍凉，隐隐似曾相识，却又不记得哪里遇过这样一个破败的山沟村落。转到电脑放大了一些再看，那顶上长满野草花的平房和窑洞、那座依然坚挺不倒的老石桥，还有那条常年流淌着清冽河水的安河，这是经常在我梦里出现的故乡。
没错，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安河镇。瞬间，思绪一下就回到了我的少年时代——
一
我的出生地安河镇，坐落在陕北延长县东南，相距黄河、延河各二十多里。这里是典型的黄河沿岸土石山区，山梁陡峭，沟壑纵横，既是山顶有些残塬，最宽处也仅几百米。自北二三十里外蜿蜒而来的东西两条河沟，在下塬梁脚下的山沟岔汇集，得名安河，村以此名，镇也以此为名。
安河真如其名，没有城市大街小巷的嘈杂喧闹，没有工业机器的轰鸣生产出的乌烟瘴气，四周群山高耸环绕遮挡住了冬春常刮的大黄风，夏天也只有偶尔的暴雨引发几个小时的山洪。这里犹如文人笔下安静柔美的处子，保持着自然原始的一抹风情。冬天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春天百花竞放、蜂舞蝶喧，夏天艳阳高照、天蓝水碧，秋天谷穗鞠躬、苞米含笑。有月亮的夜晚，东西两条河沟的流水，犹如两条洁白的飘带，曲曲弯弯绵延数里，折射出亮丽的天光。即使没有月亮的夜晚，点点繁星坠落在小河面上，仿佛是天街降临到了凡间。尤其是夜阑人息时，蛙鸣狗吠合奏成别有一番风情的小镇交响曲。
我喜欢这里的冬天，虽冻得人瑟瑟发抖。小时候的天性是闲不住，下雪了就与一群小伙伴们爬到山梁上打雪仗，趁对方一时疏忽，把捏在手里的小雪球塞到脖子里，吓得狂呼乱叫，作恶者则放肆取笑。下午放学后，我们都有一项固定的娱乐活动，就是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面上溜冰。那时根本不知道甚至没听说过世上还有溜冰鞋，一块木板下面固定上几根铁丝，算是滑板，坐在上面，用手里的两根木棍往后面的冰上用力一扎，滑板就飞似的朝前冲去，一去十几米。小孩们常常互相使坏，趁你不注意，猛推一把，坐在滑板上的瞬间就失去了重心，不是撞到河床，就是摔倒在冰面上，鼻青脸肿，却都乐此不疲。
我更喜欢安河的夏天，清冽的河水从来都是那么大，只能淹到脚脖子，经年清澈见底，潺潺不息。大人们在河里洗衣服，小孩则脱了鞋，挽起裤管站在河水里洗脸洗脚，小孩多时则拣上河边的小石片比赛打水漂。最让我兴奋的是三伏天，中午时分顶着“喷火”的大太阳，一群八九岁的半大小子们，在东沟进镇一个小瀑布冲击形成的水潭中游泳。水潭并不大，周围都是黄土堆积成的淤泥，用不了一会儿，水潭就变成了泥潭，人也变成了泥人，可玩伴们却是酣畅淋漓，其乐融融。
二
延长县近邻已发现四五千年前人类聚集的城池遗存，而东部安河一带气候更为暖和，故应开发较早。有据可证的是春秋时期属白狄之地，战国时期属魏、秦，设县始于魏晋，几千年来多有变迁，至唐广德二年定名延长县，取延水长流之意。辖下的安河何时有了人类的活动还需要考古发现，就我熟悉的东边山梁一带，人类活动的历史应当很久远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修梯田平整土地时，沿山梁各村都挖出许多长两三米、宽一米五以上、厚十几厘米的石棺古墓和灰色瓦罐，我们村的集体粮仓就是用石棺板砌成，而我家有些盛放米面的瓦罐就是村上从地里刨挖出分配的。后来我咨询过一些考古界的专家，他们说用石棺埋人，一般多见于秦汉时期。而沿山许多雄居的山峁上，集聚着一堆一堆的砖头石块，可这一带从没有烧砖制瓦的传统，只是时常能听到有人从地里刨出一些古代的东西。以此推断，应当是古时庙宇破败后的残留物。
我无从查考安河是何时设置了政府机构，但小时候听长辈们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安河很红火热闹，距黄河很近，八路军两延河防部队的一个团级单位常驻这里，比较安全，来往便利，就此成为秦晋物资贸易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山西方面的出产通过这里分销陕西的红区白区，陕西的物产，如棉花等则运过黄河销售到山西。我们家就是在那个时期因从事两岸的贸易，最终自山西落户到了安河，我们兄弟也才成了第一代土生土长的陕西人。
安河镇子绵延三四里，公家单位和居民稀稀拉拉分居在山坡、沟边，聚集了两三千学生和居民，遇集有会，四邻八乡的村民、商贩挤满了不宽的街道，很是热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这里就是延长县下辖的区、乡两级政府机构所在地。此后的六十余年，不管是乡、公社、镇，安河一直是政府驻地，也是周围七八十里范围内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中心。
三
安河历史上有无书院等教育机构也不可考，但我知道最早的学校始建于民国初期，是我敬重的李卉老师的爷爷创办的。据说在陕西当了十余年省委第一书记的李瑞山，参加革命前就是在这所学校里读的书。这里上了年纪的人多能断文识字，我家“文革”前下放的那个只有四五十人的小山村，就有兄弟二人因有文化，参加革命后成为领导干部，其中老二薛海平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延安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这所学校更大的贡献在于开创了崇尚文化教育的风气，家境稍好一些的都会送子弟念几天书，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延长县的部局级领导干部，多半都是安河周围的人。延续到十余年前，延安市曾有一届县委书记、县长中，有好几个都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安河学校读的书，占了全市四分之一多，成为一时佳话，我也因在安河学校度过了中小学阶段而自豪骄傲。
我出生在安河西沟，隔河相距四五十米的中心街石畔上就是安河学校。当时这里还只是一所小学，河畔一排八九间的平房，便是小学的教室。记得三四岁时，每天学生们早读和上课前都要唱歌，很是让我激动。我不懂他们读的什么、唱的什么，却永远是那般悦耳动听，时间长了，也学会了不少他们唱的歌。什么《社会主义好》，什么“山石田土”，虽然不认识字，但绝对在我三四岁时就会唱就会说。后来长大了，我想这就是最初的启蒙教育吧。
安河最红火的时候是我上中学的七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人口大爆炸到七十年代都已到了上中学阶段，于是设立了九年制义务学校，不只本公社的学生要在安河就读，邻近的罗子山、赵家河等乡的部分初中生和高中生也都要来这里就读，仅中小学生就达到一千多人。生满容不下，又在离老校区三里地的前园子新建了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新校区，我就是在这里上的中学。我考初中时来到乡下招考的老师只拿出一张报纸，让我读了一则黄帅日记就过关了。那些由县城中学贬到这里的老师，多数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依然很认真地履行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让我们受益匪浅。只是到了高中阶段，白卷先生和读书越多越反动的影响也波及这里，学校也搞了许多赶潮流的事，使我们在人生最紧要的两年内，把时间全耗在学工学农又学军上了，许多有潜力的子弟就此毁了应当有的更好前程。
我们那一级一百来个高中生，包括我只有三个人上了大学，还有一些为找个公家的饭碗考取了中专。也就是我们那一届后，安河学校再没有直接考上大学的，当地有个说法是“你们考走后，安河学校就冒气了。”其实恢复高考后，当时各地都缺高水平的老师，有大学学历的老师都调回了县城保重点，家庭条件不错、学的还好的学生也都转学了。后来我发现，不管是在延安还是省城的中学，有不少原籍安河的学子，也听说每年都有一些出生在这里的子弟考上了大学，硕士、博士也有不少。我很欣慰，这里崇尚文化教育的风气并没有因为远离中心城市而消失，只是变了一种方式，血脉仍在。
四
安河虽然地处陕北，但与多数地方不同的是，晋陕大峡谷使南方的暖湿气流溯黄河而上，形成了较暖和的独特气候特征，等温线一直延伸到关中北部平原。我没有专门考证过物华天宝的涵义，但这里的出产种类之繁多、品质之高优，完全可以用物华天宝来形容。关中的棉花、花生、小麦等喜温作物，陕北的糜谷、荞麦、杂豆都可生长，既有陕北的特点，也有关中的特征，这在延安中北部并不多见。最有名的特产是被誉为“长寿之食”的红薯、红葱、红辣椒，虽然我这个已走过国内外许多地方的人，至今想起不由味觉生津，尚不知世间的什么美味哪里还能赛过安河的“三红”。
红薯在安河种植还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红薯不仅产量高，红薯叶、红薯梗还能拌玉米面蒸着吃，再泼上些蒜汁，就是一道不可多得的菜肴。当时农村粮食产量低，人没什么吃的，红薯产量高，生产队要栽种，每家每户也要在自留地里种植红薯，一时就有了“红薯馍、红薯汤，离了红薯不能活”的顺口溜。我们家人口多，一年的粮食不够吃，每到秋季，早早就开始刨食红薯。那时我还小，从秋到春，几乎每天的早饭都离不了红薯，那红扑扑的色泽、粘甜的味道，既顶饱又解馋，许多时候把红薯和糜子面窝窝搅拌在一起，很下饭。离开安河后，总听到人言哪里哪里的红薯好，许多外地人品尝后，也给出了“红薯还是延长的好”的评语。前几年延长人把红薯卖到了西安，我用二十八元一斤的价格买了一些，超过了猪肉价，可吃到嘴里，深觉物有所值！
安河的土壤酸碱适度、光照充分、雨水较少，使所产的红葱辣而香浓，辣椒富含营养，尤其是可以抗坏血酸，是强身健体的宝贵食材，过去我并不知道这些，小时候也嫌太辛辣敬而远之，开始尝试吃红葱、辣椒还是上了中学的事。那时学校食堂也有菜，多是把土豆条煮熟后再在上面用热油泼上一层葱和辣椒面，一大盆里漂浮着一层油花花，很是羡煞人。五分钱一勺，可我们这些穷学生哪吃得起。为了下饭，几乎男女同学每到周末返校时，都会带一些葱和辣椒，吃饭时，或者是窝窝就红葱，或者是辣椒蘸点盐，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上大学后来到了城市，调味用的是白葱，辣椒也淡而无味，所以就不太喜欢了。现在科技发达了，科学家们竟然在延长的红葱和辣椒里发现了具有抗坏血酸的分子，真是庆幸，自己从小吃的就是高级别的营养保健品啊。
安河的经历繁多，安河的记忆历久弥新。如今镇的名字已经在地图上抹去了，人口外流偶尔仅见独守的老翁，山洼河沟草木冲天，残破的房间院落成为飞禽走兽的快乐家园。再过一些年，后人绝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拥有过的繁华，但那里的山、那里的水，还有那里的红薯、红葱、红辣椒，那是我永远的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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