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难的日子里 记我的父亲(一)

延安日报 2019-04-27 11:13 大字

孙继平

父亲去世已经过了“五七”,而我至今难以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仍然沉浸在无比巨大的悲痛之中。在父亲2010年接受肺癌手术后的8年时间里,我经常跑医院,为父亲复查身体,始终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2018年10月,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CT和穿刺证明,可恶的癌细胞在父亲的胰腺再度发作,并且很快转移扩散至肝脏、肾脏和骨骼,现代医学已经无力回天,宣告彻底失败。因此,父亲最后一次住院的两个月,是我心情最为矛盾、心理最为脆弱、感情最为痛苦的日子。我看见一切都是灰色的、绝望的。望着日渐消瘦的父亲,我心急如焚而又无可奈何,心如刀割而又不得不强颜欢笑,感觉时间已经静止了,凝固了,坐立不安,度日如年。

2019年2月19日8时45分父亲去世后以至为父亲治丧期间,虽然我必须如一台机器那样任人摆布,尽人子之道,但头脑中一片空白,感觉失去了依靠,失去了方向,加上长期的忧虑、劳累和巨大的痛苦,我已经没有了眼泪,没有了食欲,精神接近崩溃,心志近乎麻木。在父亲的丧事办理结束,一切都归于平静以后,我似乎才从麻木中苏醒过来。白天,生离死别的悲痛一阵又一阵袭来,强烈的思念如秋雨连绵,寂静无声,无休无止;夜晚,三四点钟睡不着觉,一入睡又被噩梦惊醒,一个人坐起身来,潸然泪下,感觉世界已经到了末日。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父亲终年84岁了,按照世俗的观念,父亲的去世是瓜熟蒂落,所谓顺情老人。但是,由于父亲的不幸身世,由于我们家庭的特殊性,由于父亲对我恩重如山、对我们这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居功至伟,由于父亲的高尚人格和不平凡的人生,我怎么也接受不了,实在难割难舍。因为,在我的心目中,父亲虽然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他永远高高大大,顶天立地,就像家乡的罗子山一样。

父亲1936年6月24日出生于延长县罗子山乡南庄村。父亲出生时,爷爷正在刘志丹的部队当红军。由于深度贫困,家庭缺乏劳动力,父亲10岁就开始干一些简单的农活;12岁就正式开始务农,成为家中的重要劳动力;16岁就开始顶门立户,独当一面,将一个贫困家庭的生活重担挑在自己肩上。1960年秋,我4岁的时候,生母不幸因病去世。祸不单行,4个月后,奶奶也赶赴黄泉,撇下太爷爷、爷爷、父亲和嗷嗷待哺的我。小家薄业,连殒二命,上有老,下有小,家徒四壁,寅吃卯粮,村里的许多人都认为,我们这家人完了。但是,父亲没有倒下,因为他还有个儿子,那就是我。

我是百亩地里的一棵独苗,父亲的全部家当和唯一希望。正如禾苗的成长需要阳光和水分一样,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父爱,更需要母爱。我虽然幼年丧母,但父亲既当爹又当娘,集父爱与母爱于一身,使我反而得到了更为博大、更为深沉、更为炽烈的父爱。小时候,我后脑勺留着一撮长头发,戴着百家银打成的长命锁,穿着百户棉纺织的红棉袄。每月逢一逢十五日,晚上睡觉我都被拴在上炕头的木桩子上。我的生辰八字被父亲寄托在黄河马头关的曹娘娘庙,每年四月初八和农历腊月二十三父亲都要去庙里还愿,祈求神灵保佑我健康平安,长大成人。父亲为我取的乳名是百平,学名是孙继平。可是,我六七岁的时候,害了一次白口疮。一天中午,二爸慌手忙脚地跑到地里,对正在干活的父亲说,我的白口疮很严重,已经扩散至喉咙,不吃不喝,光睡觉,叫不起来。父亲嘱咐二爸立即去古渡甸请一位呼姓乡村医生,他自己去南湾村请另一位擅长治疗白口疮的侯姓乡村医生,双保险。父亲旋风般跑回家里,发现我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大惊失色,一路奔跑着去请医生。南湾村属于南河沟乡,要去南湾,必须过延河,而且没有桥梁。时值盛夏,延河暴涨。父亲蹚水过河时,忽然陷入深水区,河水漫过头顶,而父亲又不会游泳。父亲说,他当时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淹死,但他更知道他不能死,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挣扎出了深水区,过了河,到达了南湾。可是,阴差阳错,侯姓医生却外出行医,不在家。父亲只得掉头,重新过河,跑回家。而已经请到位的呼姓医生却拒绝治疗,原因是父亲去请了侯姓医生。白口疮现在虽然是个常见病,很容易治愈,可当时的农村缺乏医生,医疗水平很低,发病并导致死亡的病案并非个例,后果极其严重。面对这种情况,父亲瞬间眼泪夺眶而出,声泪俱下地求呼姓医生说,病来如山倒,急病乱投医,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可娃没有错,只要你治好娃的病,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一辈子感念你的恩德,并要立即给人家下跪。呼姓医生被父亲感动了,拉住父亲说,这个病不好说,一针扎下去可能就治好了,而且能除根;也有可能不管用,雪上加霜,有性命之忧,就看娃的造化了。说完,掏出一根红头绳,在我的颈椎处量了又量,确定了穴位,然后用三棱针扎了下去。就这一针,我“哇”的一声哭出了声,得救了;就这样,父亲通过牺牲自己的尊严,以奋不顾身的真诚,感动了上帝,留住了我的生命,也为他自己留住了一个遥远的希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统劳统分的大集体,靠挣工分吃饭。工分挣得多,口粮才有保障;工分挣得少,粮食就分配得少;否则,就要出粮钱。因此,集体劳动一晌也不能耽误。于是,鸡叫第三遍父亲就为我搂柴打火做饭吃。天刚蒙蒙亮就背着我,步行一里多路程,将我安顿给二奶奶,自己去下地干活。天擦黑回来,又把我背回家,为我做饭,喂饭。父亲干活从来不惜力气,他一个人至少顶一个半劳力。因为父亲是个农民,他知道只有下死力气向土地要饭吃,才能保证他的儿子有饭吃,才能留住自己的希望。父亲曾经一个人割了7亩半坝地麦子,一个人可以将麦驮子放在毛驴身上。一头毛驴驮4捆,大约240斤左右。当日往返11回,麦子全部归场。一位村民感慨地说,父亲一人干了他们父子5个人的活。有一年,父亲为叔父打麦子。叔父计划摊开一垛麦子打,父亲不允,执意摊开了两垛。由于摊得太厚,毛驴拉着碌碡碾压不动,而这时南天乌云翻滚,大雨将至。情急之下,父亲从别人手中要来拖拉机,风驰电掣,亲自碾压,在大雨到来之前完成了起场、扬场、装袋、入仓等全部程序,安然无恙。而同一天打麦的另一家人却湿了雨,损失惨重。在我们那一方,提起父亲,许多人都知道,父亲汉大力强,吃苦耐劳,庄稼行里样样拿得起,放得下,绝对是一流的好把式。

我们家初步摆脱困境,渡过难关之后,许多人劝父亲续弦,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我们那地方有句民谣:后娘的心肠,蝎子的尾巴。父亲担心自己再婚后儿子受委屈。后来,父亲答应再娶,但条件是对方必须不能生育、不能带孩子过来才行。就这样,1964年,因不育而离异的养母来到了我们家。农村人没有别的,赡养好老人,抚养好儿女,过好自己的光景是硬道理,是唯一的追求。养母的到来,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为父亲增添了新的精神力量。过春节时,别人都聚集在一起抹花花、打扑克,而父亲大年初一就开始上山砍柴,一个正月可以拾150多捆柴,2万多斤,整整齐齐码放在院畔上,远远望去,黑压压的,小山峁一样。开春一动农,父亲总是去得最早,回得最迟。劳动时,父亲总嫌别人行动慢,干活粗糙,害了庄稼,影响收成。劳动间歇,别人坐在一起说说笑笑,父亲总是忙里偷闲,挖药材、搓麻绳、收拾农具什么的,不停闲。父亲几乎全年出满勤,不仅不用出粮钱,还使唤别人找补的粮钱。我们家自留地的庄稼和菜水花样总是最多的,长势总是最好的。年初买头小猪娃,精心饲养,年底前后卖掉或者杀掉,变成钱。每年孵化两窝小鸡娃,鸡蛋除了孩子吃,父亲一口也不肯吃,剩余的全部卖掉。就这样,我们家逐渐摆脱了长期缺粮食的困境,还抱养了我的妹妹莲莲,儿女双全,日子开始走向好转。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父亲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依靠小垄沟、山地水平沟种植和施用化肥等实用农业技术,粮食产量一年一个台阶。别人家的粮食亩产300来斤,而父亲的亩产接近400斤,每年都打20多石小麦,秋夏收入超过30石,加上我也参加了工作,不仅解决了温饱,而且永远告别了贫困,光景在全村也是比较好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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