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难的日子里 记我的父亲（一）

孙继平

父亲去世已经过了“五七”，而我至今难以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仍然沉浸在无比巨大的悲痛之中。在父亲2010年接受肺癌手术后的8年时间里，我经常跑医院，为父亲复查身体，始终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2018年10月，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CT和穿刺证明，可恶的癌细胞在父亲的胰腺再度发作，并且很快转移扩散至肝脏、肾脏和骨骼，现代医学已经无力回天，宣告彻底失败。因此，父亲最后一次住院的两个月，是我心情最为矛盾、心理最为脆弱、感情最为痛苦的日子。我看见一切都是灰色的、绝望的。望着日渐消瘦的父亲，我心急如焚而又无可奈何，心如刀割而又不得不强颜欢笑，感觉时间已经静止了，凝固了，坐立不安，度日如年。

2019年2月19日8时45分父亲去世后以至为父亲治丧期间，虽然我必须如一台机器那样任人摆布，尽人子之道，但头脑中一片空白，感觉失去了依靠，失去了方向，加上长期的忧虑、劳累和巨大的痛苦，我已经没有了眼泪，没有了食欲，精神接近崩溃，心志近乎麻木。在父亲的丧事办理结束，一切都归于平静以后，我似乎才从麻木中苏醒过来。白天，生离死别的悲痛一阵又一阵袭来，强烈的思念如秋雨连绵，寂静无声，无休无止；夜晚，三四点钟睡不着觉，一入睡又被噩梦惊醒，一个人坐起身来，潸然泪下，感觉世界已经到了末日。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父亲终年84岁了，按照世俗的观念，父亲的去世是瓜熟蒂落，所谓顺情老人。但是，由于父亲的不幸身世，由于我们家庭的特殊性，由于父亲对我恩重如山、对我们这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居功至伟，由于父亲的高尚人格和不平凡的人生，我怎么也接受不了，实在难割难舍。因为，在我的心目中，父亲虽然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他永远高高大大，顶天立地，就像家乡的罗子山一样。

父亲1936年6月24日出生于延长县罗子山乡南庄村。父亲出生时，爷爷正在刘志丹的部队当红军。由于深度贫困，家庭缺乏劳动力，父亲10岁就开始干一些简单的农活；12岁就正式开始务农，成为家中的重要劳动力；16岁就开始顶门立户，独当一面，将一个贫困家庭的生活重担挑在自己肩上。1960年秋，我4岁的时候，生母不幸因病去世。祸不单行，4个月后，奶奶也赶赴黄泉，撇下太爷爷、爷爷、父亲和嗷嗷待哺的我。小家薄业，连殒二命，上有老，下有小，家徒四壁，寅吃卯粮，村里的许多人都认为，我们这家人完了。但是，父亲没有倒下，因为他还有个儿子，那就是我。

我是百亩地里的一棵独苗，父亲的全部家当和唯一希望。正如禾苗的成长需要阳光和水分一样，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父爱，更需要母爱。我虽然幼年丧母，但父亲既当爹又当娘，集父爱与母爱于一身，使我反而得到了更为博大、更为深沉、更为炽烈的父爱。小时候，我后脑勺留着一撮长头发，戴着百家银打成的长命锁，穿着百户棉纺织的红棉袄。每月逢一逢十五日，晚上睡觉我都被拴在上炕头的木桩子上。我的生辰八字被父亲寄托在黄河马头关的曹娘娘庙，每年四月初八和农历腊月二十三父亲都要去庙里还愿，祈求神灵保佑我健康平安，长大成人。父亲为我取的乳名是百平，学名是孙继平。可是，我六七岁的时候，害了一次白口疮。一天中午，二爸慌手忙脚地跑到地里，对正在干活的父亲说，我的白口疮很严重，已经扩散至喉咙，不吃不喝，光睡觉，叫不起来。父亲嘱咐二爸立即去古渡甸请一位呼姓乡村医生，他自己去南湾村请另一位擅长治疗白口疮的侯姓乡村医生，双保险。父亲旋风般跑回家里，发现我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大惊失色，一路奔跑着去请医生。南湾村属于南河沟乡，要去南湾，必须过延河，而且没有桥梁。时值盛夏，延河暴涨。父亲蹚水过河时，忽然陷入深水区，河水漫过头顶，而父亲又不会游泳。父亲说，他当时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淹死，但他更知道他不能死，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挣扎出了深水区，过了河，到达了南湾。可是，阴差阳错，侯姓医生却外出行医，不在家。父亲只得掉头，重新过河，跑回家。而已经请到位的呼姓医生却拒绝治疗，原因是父亲去请了侯姓医生。白口疮现在虽然是个常见病，很容易治愈，可当时的农村缺乏医生，医疗水平很低，发病并导致死亡的病案并非个例，后果极其严重。面对这种情况，父亲瞬间眼泪夺眶而出，声泪俱下地求呼姓医生说，病来如山倒，急病乱投医，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可娃没有错，只要你治好娃的病，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一辈子感念你的恩德，并要立即给人家下跪。呼姓医生被父亲感动了，拉住父亲说，这个病不好说，一针扎下去可能就治好了，而且能除根；也有可能不管用，雪上加霜，有性命之忧，就看娃的造化了。说完，掏出一根红头绳，在我的颈椎处量了又量，确定了穴位，然后用三棱针扎了下去。就这一针，我“哇”的一声哭出了声，得救了；就这样，父亲通过牺牲自己的尊严，以奋不顾身的真诚，感动了上帝，留住了我的生命，也为他自己留住了一个遥远的希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统劳统分的大集体，靠挣工分吃饭。工分挣得多，口粮才有保障；工分挣得少，粮食就分配得少；否则，就要出粮钱。因此，集体劳动一晌也不能耽误。于是，鸡叫第三遍父亲就为我搂柴打火做饭吃。天刚蒙蒙亮就背着我，步行一里多路程，将我安顿给二奶奶，自己去下地干活。天擦黑回来，又把我背回家，为我做饭，喂饭。父亲干活从来不惜力气，他一个人至少顶一个半劳力。因为父亲是个农民，他知道只有下死力气向土地要饭吃，才能保证他的儿子有饭吃，才能留住自己的希望。父亲曾经一个人割了7亩半坝地麦子，一个人可以将麦驮子放在毛驴身上。一头毛驴驮4捆，大约240斤左右。当日往返11回，麦子全部归场。一位村民感慨地说，父亲一人干了他们父子5个人的活。有一年，父亲为叔父打麦子。叔父计划摊开一垛麦子打，父亲不允，执意摊开了两垛。由于摊得太厚，毛驴拉着碌碡碾压不动，而这时南天乌云翻滚，大雨将至。情急之下，父亲从别人手中要来拖拉机，风驰电掣，亲自碾压，在大雨到来之前完成了起场、扬场、装袋、入仓等全部程序，安然无恙。而同一天打麦的另一家人却湿了雨，损失惨重。在我们那一方，提起父亲，许多人都知道，父亲汉大力强，吃苦耐劳，庄稼行里样样拿得起，放得下，绝对是一流的好把式。

我们家初步摆脱困境，渡过难关之后，许多人劝父亲续弦，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我们那地方有句民谣：后娘的心肠，蝎子的尾巴。父亲担心自己再婚后儿子受委屈。后来，父亲答应再娶，但条件是对方必须不能生育、不能带孩子过来才行。就这样，1964年，因不育而离异的养母来到了我们家。农村人没有别的，赡养好老人，抚养好儿女，过好自己的光景是硬道理，是唯一的追求。养母的到来，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为父亲增添了新的精神力量。过春节时，别人都聚集在一起抹花花、打扑克，而父亲大年初一就开始上山砍柴，一个正月可以拾150多捆柴，2万多斤，整整齐齐码放在院畔上，远远望去，黑压压的，小山峁一样。开春一动农，父亲总是去得最早，回得最迟。劳动时，父亲总嫌别人行动慢，干活粗糙，害了庄稼，影响收成。劳动间歇，别人坐在一起说说笑笑，父亲总是忙里偷闲，挖药材、搓麻绳、收拾农具什么的，不停闲。父亲几乎全年出满勤，不仅不用出粮钱，还使唤别人找补的粮钱。我们家自留地的庄稼和菜水花样总是最多的，长势总是最好的。年初买头小猪娃，精心饲养，年底前后卖掉或者杀掉，变成钱。每年孵化两窝小鸡娃，鸡蛋除了孩子吃，父亲一口也不肯吃，剩余的全部卖掉。就这样，我们家逐渐摆脱了长期缺粮食的困境，还抱养了我的妹妹莲莲，儿女双全，日子开始走向好转。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父亲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依靠小垄沟、山地水平沟种植和施用化肥等实用农业技术，粮食产量一年一个台阶。别人家的粮食亩产300来斤，而父亲的亩产接近400斤，每年都打20多石小麦，秋夏收入超过30石，加上我也参加了工作，不仅解决了温饱，而且永远告别了贫困，光景在全村也是比较好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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