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防疫斗争
翟亚柳
1942年春，与陕甘宁边区相连的晋西北静乐一带有天花、伤寒、鼠疫等疫病出现并蔓延，死者甚众。宁夏、内蒙古一带据说也出现了鼠疫疫情，同时有事实证明，日寇在冀中“扫荡”的过程中在部分地区施放携带鼠疫杆菌的疫鼠、跳蚤。4月初，延安卫生当局奉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训令，颁发防疫工作指示，其中特别提出要重视对鼠疫的预防。
为进一步调查鼠疫发生的真相，经边区政府政务会议决定，4月28日边区政府拨经费30万元，成立边区防疫总委会，以民政厅长刘景范为主任，傅连暲、李志中、李治、饶正锡等为委员。总委会之下，设立分委会四处，各自负责所划定区域的防疫工作，延安之外各县的防疫工作由所在地军政医疗机关负责进行。在防疫总委会一个多月工作的基础上，6月2日边区防疫委员会正式成立，仍以刘景范为主任，该会任务为筹划管理全边区防疫，直接领导延安周围40华里的防疫工作。
4月至6月初防疫的中心任务是预防鼠疫。围绕这个任务展开了许多具体工作：防鼠疫宣传；令毗邻疫区的县政府、专署及时报告当地疫情；会同防空司令部，拟定严防敌机撒放鼠疫杆菌的办法；拨捕鼠奖金鼓励群众捕鼠，同时设法购置鼠疫血清及疫苗备用。所幸邻区鼠疫并未传入边区，6月防疫委员会根据上一年传染病流行情况，将防鼠疫的中心任务改为防胃肠传染病，中旬颁布了预防伤寒赤痢指示信，各分区分别围绕新的中心任务开展大规模的清洁环境、培养卫生习惯、卫生检查等工作。
在边区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防疫工作，这还是第一次。严密的组织、统一的领导，是边区开展防疫工作的必要条件。防疫组织在边区防疫工作的领导、检查、协调、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规模的防疫宣传
预防胜于治疗是现代卫生防疫事业最重要的经验，而预防工作没有广大干部群众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防疫宣传在边区防疫工作中是不可或缺的环节。1942年3月21日《解放日报》公布了八路军总卫生部上半年的防疫标语，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宣传防疫知识，如：“消灭苍蝇，苍蝇是散布细菌的播种机”“不可随地吐痰，痰是散布细菌的炸弹”“不抗战活不成，不防疫也活不成”“从防疫工作来增加抗战的力量”等。十八集团军卫生部还通报了上半年最易流行的几种急性传染病，对厨房、厕所、垃圾坑、痰盂、饮食等方面的卫生一一作了具体的要求，并提倡人们培养日常卫生习惯，积极消灭鼠虱蚊蝇。
防疫（总）委员会成立后，专门设有宣传教育股，根据防疫中心任务开展宣教工作。他们与《解放日报》卫生副刊合作，及时刊载防疫文字，编辑了防鼠疫专号，刊登防鼠疫、赤痢、伤寒的文字图画。另绘制防鼠疫图画30张，贴在机关、学校、路口。制作防疫宣传牌大小81块，分挂各路口。各防疫机构有时派专人到延安的机关、学校、部队向广大干部战士宣传疫病防治知识，也收到较好的效果。
完善防疫工作中的制度建设
6月中旬边区防疫委员会制定了《传染病管理规则》，《规则》将鼠疫、霍乱、天花、伤寒及副伤寒等10种疾病列为法定传染病，并分为两类进行管理。《规则》要求：凡边区内各医疗机关（医院、休养所、门诊部、医务所等）及医务人员，遇有上列传染病发生时，均应详为登记，对于第一类传染病患者或死亡者在诊断后，即时迅速上报，并需说明患者症状。对于第二类传染病的患者或死亡者，均应按周报告。凡村长、乡长、区长、县长、专员及其他行政人员在所辖区域或机关、学校内遇有上述传染病发生时，除应迅速报告边区防疫委员会及其分会外，应依照本《规则》施行初步管理。
8月中旬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公布《为规定处置急性发热病人办法的通知》，通令各机关医务所及各机关行政当局遵章照办。发热是传染病人共同的发病特征，这个办法可以使病人或疑似病人能被早些发现和隔离治疗，有效防止过去那种病人发热到39摄氏度还在过集体生活的事情发生。
边区的中央医院
结合疫情报告制度，开展防疫统计工作。由防疫委员会印制传染病报告卡片分发各分会、支会，由相关单位负责对本单位和地区的疫情进行统计。通过这项工作，可以分析预测疫病流行趋势，指导人们的卫生防疫工作。例如防疫委员会根据7月底中央医院及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报告的传染病例分析，认为近一个月来，延安传染病仍以伤寒、赤痢病人为多，且伤寒似有上升之势，发病地区较为广泛，以边师、边区党校及文化沟等地发病较多。因此防疫委员会分别致电这些单位，让他们注意提醒群众不吃生水，早期隔离患者，注意环境清洁，以免疫病蔓延。
捕鼠灭蝇，改善环境卫生
老鼠是鼠疫杆菌和多种病菌的携带者，边区卫生和防疫部门对捕鼠工作极为重视。3月12日总卫生处发布奖励（捕鼠）办法，拨专款共3000元用于奖励捕鼠，办法规定每交五只死鼠奖励两元，100只以上还可以获得有奖储蓄券。4月29日，《解放日报》的卫生副刊上专门刊登防鼠疫专号，向民众征集捕鼠办法，半年多的时间收到捕鼠方法20多个。5月24日，边区防疫委员会决定在延安市郊发动捕鼠运动周，提出5月31日以前，捕鼠一只，发给奖金一元，6月1日起，捕鼠一只，给奖金五角，由延安市及近郊各卫生机关单位转发奖金并负责将捕获的老鼠妥为焚毁或深度掩埋。这些举措极大激发了群众灭鼠的积极性，减少了老鼠传播疾病的机会。6月以后又发动干部群众灭蝇，边区卫生处的工作人员首先人手一只蝇拍，带头参加灭蝇活动。
环境卫生治理是夏季防疫工作的关键，为此边区防疫部门予以高度重视。7月，各级防疫分会积极行动起来，分组出发向所辖地区内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居民区进行调查工作。调查项目为水井、厨房、厕所、马房及室内外卫生、垃圾处理等。经半个月调查发现，延安市环境卫生亟待改善的是各机关的饮水问题和厨房卫生问题。根据这次卫生检查结果，市政府拨出预算建筑新的厕所，有的单位设法改善厨房卫生条件，有的单位着手筹款打井的工作。
8月1日，在环境卫生调查的基础上，延安开展全市大扫除运动，由边区各防疫分区委员会同市政府、公安局，严格检审执行结果，予以奖惩。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环境卫生状况。
重视传染病患者的治疗
在加强预防工作的同时，边区卫生防疫部门尽可能改善患者的治疗条件。边区有中央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八路军野战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等水平相对较好的医疗机构，但这些医疗单位以收治机关、学校、部队人员为主。为了提高治疗水平，5月底边区中央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各增设传染病床30个，用于收治传染病患者，而且所收病人已不限于机关与学校人员，也收民众。防疫会为此专门补助两家医院传染病床设置补助费2.4万元，并指定城东南二区病人为和平医院收治，西北二区由中央医院收治。同时中央医院、和平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等院所也都根据疫病防治需要，及时安排人员到边区各分区开展防疫调查和医疗救治工作。
由于边区卫生处和防疫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以及边区干部群众的积极参与，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防疫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鼠疫没有传进边区，边区此后也未发生大范围的流行病和人员伤亡。当年全延安病人数目较1941年大量减少，仅中央医院收治的就比往年少一半还多，而且从发病时间和区域来看呈散发性而非流行性，学校、机关集中发病的要少。按1941年治愈一例伤寒约2000元算，加上本年物价上涨因素，经济方面因病人减少而省出的钱也是相当可观的，其他影响工作还不算。在“不抗战活不成，不防疫也活不成”的严酷环境下，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既为巩固边区政权作出了贡献，也为日后各根据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作出了榜样。
（节选自《百年潮》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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