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岗时难休亦难 □蒋兴强
退休前一天，早晨起来，发现端进捧出、浇水换土几年的君子兰，竟在一夜之间，开出奇嫩无比、纤尘不染的三瓣花来。待到下午，花蕊也悄然而出，那花瓣的干净，犹让人不忍触碰。莫非，她知主人心事，这便是花语？
是啊，从事着打小就梦寐以求的职业，有了一个让不少人仰望的单位，虽曾一度有过烦恼、后悔，一旦真到退休的一天，心头的不舍和怅然，不言而喻。
退休，是一个体面的词儿，亦是很多人盼待的日子。作为一个报业人，不再采访写稿，不再劳神编稿做嫁衣，卸下了职责担当、没有了目标考核，可一觉睡到自然醒，想吃啥随时可煮，要出游说走就走，灵感来了，电脑前一坐，有大把的时间精雕细琢，或许还能弄出“经典”。
幻想虽是美好，现实却有突被掏空的恍惚。不敢相信，又非常清醒，龄到须退。可能有人会把这种心情，扯到金钱和权利上去，认为是我脸厚，赖窝。其实，这些于大多几十年如一日喜欢文字、想在写作上有点成就并坚定不移地努力着的作家来说，已不重要，工资够正常开销就行，与其把短暂的人生花在浅层次的应酬吃喝、外表的车子票子上，不如把精力和欲望更多地倾斜在作品上，文字流芳，才更有人生意义。但眼前无上班的事务，周边不见欢声笑语，心头一下没了激情，少了天天与文字摩挲的柔软。突然地，有个问题便怪怪地冒了出来：当记者，可是自己从小就立下的远大志向和人生抱负啊，这条路，好像还没怎么走，怎么就走完了，说退就退了呢？
记得刚入学那阵，见老师腋窝下夹着教材、手持教棍跨进教室，气宇轩昂地往讲台上一站，同学们立马鸦雀无声，齐声高喊“老师好”，恭恭敬敬行礼。那时，就在暗想，当老师好威武啊，咱要好好学习，长大了也当老师！于是，若是上课天，只要父母一喊起床，无论多疲倦，都会立马坐起，以最快速度边穿衣边下床，赶紧割回一大背篼草，两碗饭一扒，连忙上学去；如饭开晚了或送牛草耽搁了时间，即或以赛跑的速度，一气跑完那十里山路，也要争取一学期一回都不迟到。大多时间，都是提前十多分钟或半小时就到了学校。一进教室，哪怕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或摔得满身稀泥，也总是以最佳状态走进教室。一坐下，立即就安静下来；堂堂课一心一意，即便有人说啥，也不得搭理，深怕哪点没听懂或哪道作业题出现差错。如果有一回比别人少考了一两分，准会比以前更细心，课间打闹也少了，下次考下来多半是第一。从没觉得过读书苦学习累，也没被父母责备过一次。顶多在吃饭时，偶尔有母亲一句叮嘱，“学习要用心啰，别像我们天天背太阳过山啊！”平时不需说，都会自觉勤奋，常常是稍有点失误都会自责。随时都悄悄观察着老师的表情，深怕老师瞧不起自己，怕有朝一日不被欣赏不被喜欢。
读着读着，大概到了四五年级，读到战地记者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心头的志向便有了变化，长大了也当记者去。于是乎，读书作文加倍用功，常常是放牛骑在牛背上，任牛自由自在地啃草，自己则在朗读课文或者背文言文、古诗词，那个信心和激情，唯恐记得慢，洪亮的声音、清晰的吐词、流畅的读诵，一两公里的河对岸都听得见，很多时候读着读着，牛“偷嘴”吃了庄稼，旁人喊叫，或牛霍地上坎下坡，自己从牛背上摔下去，才如梦方醒。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上街与其它学校一合班，就被郑明琼、张淑华老师欣赏，从此，一路班长、团支部书记。
也许是对语文太过自信，即或后来在部队机关，考上复旦大学而无缘再进校门，也没放弃过“理想”，在写作的同时，一下花去青春年华五六载，白天做“正事”，晚上和节假日破釜沉舟般连续自修了四个名牌大学的教材。每本《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都给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该背的没一段马虎过，新崭崭的一本新华字典、一套《辞海》，被翻得惨不忍睹，几乎达到了古诗古词、中外文学常识，不需翻书就能答得和教材一模一样。目的很简单，哪怕少活十年，在汉语和写作方面，也不能比名牌大学的一般毕业生逊色，以致渐渐成了痴迷的文学爱好者，才明白自己真正该要的，是进入文化单位。绝无挣多少钱、当多大官的奢求，只要有个饭碗，有一个良好的文字环境就行。这样，当初的志向，也变成雄心壮志，记者张恨水当年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的影响力步入文坛，我何不可以一边做记者，一边写散文、小说著书立说？
从此，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诺曼·梅勒、加西亚·马尔克斯、玛格丽特·米切尔、玛格丽特·杜拉斯等，便引起了我的重视，尤其是对海明威和玛格丽特·米切尔十分崇拜，前者文风的简洁、通透、清丽，后者写作的紧贴人性求经典和对心理描写不遗余力的刻画，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在我的一些通讯纪实和散文、小说中，都能发现借鉴的影子……
不知是毅力征服了命运，还是文字识路，或者是这些记者出身的作家在冥冥中引领，自己凭着一摞发表过的新闻作品（现在看来，仅算学步），就真进了报社，而且是全省最大的传媒集团。
有了单位，也就有了饭碗，作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文学青年，人品、做人、专业，自然会被视为生存和受人尊重的第一要素，勤奋、向上、谦虚，这些于一个从小吃着苦过来的农家孩子很容易也做到了，且无私无悔、心甘情愿地落实在日常的工作中和生活中，从参加工作起，从没午休过一次，几乎天天进入凌晨才睡，哪怕一病几个月，也没有过松懈，总是盯准拔尖角色，以坚韧和行军般的步伐，力求做得尽善尽美。有人帮助过，我铭记在心，需要时，我不推诿；有人挖苦，我当耳旁风，事后从不报复；有人盲视拔尖的专业优势搞圈子，我则以“自己采写的头条多，还有小说、散文在外发表”自我安慰；有领导欣赏，我从不沾沾自喜，始终如一平易近人；有同事喜欢本人的文字，比如杂文写得超好的戴若冰先生，常常不吝赞赏，多次以拙作为范文启发一些年轻编辑、记者，这些我从不视为资本。一位非常有才、从某大报调来的老总，在我退休之际说，老蒋，你这些年在基层，屈才了，凭你的能力，任个编辑部主任、副总，是没问题的。我从内心感激他的正直、善良，便坦坦荡荡一笑，报社不会印钞票啊，若我是老总，也会把爱好写作的员工，留在一线，况且在基层，也有利于我文学创作。
难忘的人和事，有的隐隐约约或直或曲，早在我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可发现。比如，在我负责对接的某市，有一个局系全国先进、省标杆单位，国家相关部门、外省同行来川考察、调研，大多第一二站都得去该局现场观摩。一年时逢国家局又要对先进局重新考评，这个局本身就人才济济，文秘水平在当地各部门乃至全省系统都遥遥领先。哪知，几个文秘加班加点，领导精心把关，整出的材料，上面都不满意，一个电话打到我们报社，请编辑部“挑选一支笔”帮他们操刀。编辑部问明情况，知道这不是一般纪实通讯或报告文学的水准，当即就回答，“只有在你们那里驻站的老蒋，他不行，那我们报社就挑不出来了”。
接到报社的任务，一会，对方的专车就到了楼下，我二话不说，到对方单位把情况一问、相关材料看完，便开始对不同岗位、不同角色、不同年龄的人员进行采访。完了，又主动提出去基层所、乡镇、村社，冒雨走小路过田埂到群众家里摆谈。连续两天，采访了二十多个人，第三天才开始动笔。在写作中，不仅突出了素材的故事性和特色、情感，而且用语、结构一新，并将引用几十年的地方文化描述、文化墙的经典语句、理论和全局人员朗朗上口诵了六七年的局训勘误修弥二三处，一位爱咬文嚼字的局长读了，“哈，几十个专家、学者审过的东西，你都挑出了瑕疵，厉害！”这篇稿子，后来上国家级媒体和专业杂志，也一字未动。
其实，很多时候，记者并非人们说的“见官大一级”，受委屈被鄙视，也是常有的事。记得一次，报社安排我到某县去采访，要求写一篇大稿。这个单位，对国家对当地贡献大，财政年年都会给予倾斜，其“牛”的程度可想而知。我联系他们的“一把手”，对方说找办公室；打办公室的电话，主任说忙，让找某某文秘。当我跨进办公室，对方一杯茶往我面前一放，就抱怨，你们这些记者，哪里是你们写稿嘛，常常是我们把稿子写起，你们换个题目，添上“记者某某”几个字，真的，我们很反感！待他说完，我微微一笑，耽搁你5分钟，你只提供些相关材料，我浏览一遍，差的和要补充的，我去找当事人采访，稿件，我现在不说好，写出来，你去对比。
采访到傍晚回来，发现还差料。第二天，又电话采访了几个人，经5天的写改，我习惯性地把编者按一加，7000多字的稿件就发给了对方文秘。文秘很快回了电话，说稿子写得很好。
我问“一把手”看了没有？对方说领导没时间。我鄙视小人，但也有荣辱感，立马给“一把手”发去短信：据我搜索，如果没误，这个稿子可能是您这些年任“一把手”没有过的好稿，请挤出时间雅正！对方立马回了一个字：“好！”
约过半小时，正式意见回复发来，最后竟有3个感叹号：“蒋记者，非常感谢您！这不仅是我在多个单位任“一把手”的最好稿件，亦是我从政以来，见过写得最棒的报道！！！”从此，这位“一把手”，有我短信立马回，接电话不方便，一会准会打过来，退休后，我们还是好朋友……
这些庸常、俗事、冷暖，太多太多，此刻想来，却是满满的亲切。从懵懂少年到沧桑花甲，半百余年的追求，几十载与文字相濡以沫，恍如昨夜一梦，只有那一版版铅字，默默地见证着辛酸愉悦，记下了主人曾挺直脊梁或低头卑微，深一脚浅一脚歪歪扭扭的足迹……
告别珍惜的岗位和深爱的职业，是那么自然，又有那么一点突然。幸好，我一直喜爱文学，可以继续着从未间断过的作家梦走下去，集中精力地写些小说、散文。只要努力下沉，安静些，再安静些，把艺术性和作品的生命力放在第一位，像玛格丽特·米切尔一样不敷衍不轻薄读者，像张恨水般不漠视不写有违良心的文字，不停地播种，总会有几棵小草像这君子兰，回我以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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