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情怀 赵彬
53年前的1月22日，我离开北京到延安插队。
至今还记得，当时，作为知青的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出发，一坐就是三天两夜，脚都肿了。火车到铜川的时候，我们换乘了卡车。卡车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摇摇晃晃地行驶了大半天，到了黄陵县，我们在那里吃了饭。
接着，我们又坐着卡车，到了店头公社。从店头到大队可没有车坐了，前来接我们的老乡赶着驴车，把我们的行李装在驴车上，对我们说：“这里离大队还有十里山路，需要你们步行。”
我们走了三里多，就问老乡还有多远。老乡说：“早着呢，歇一会儿。”
我们歇了一会儿，又继续往前走。男同学还好，边走边聊，走在前面。可是像我这样又小又瘦、体质差的女同学，走了一半路程就气喘吁吁落在了后面。
“走了几里了？”我问老乡。
老乡告诉我“：咱们队叫寺湾，要拐四个弯才能到。现在才刚拐了两个弯”。
“妈呀，还有这么远！”我一听就脱口而出。
这时候，我的肚子咕咕叫，又饿又累，只能边走边哭，真要命！是我自己愿意离开家到这里的，是我自己到母亲单位闹着要户口本的。记得当我来到母亲单位对她说了我要插队这件事，母亲对我说：“你先回家去，下班再说。”我立刻就反驳她：“您不支持我，您思想落后！”母亲单位的人也劝她：“让她去吧。”母亲下不来台，只好告诉我户口本在哪里放着。我连蹦带跳地跑回家，拿着户口本就直奔建国门派出所，花了二分钱就把我的户口给注销了……
命运折腾人，我的前半生还是比较受罪的。在农村插队，冬天挑水时，我掉到冰窟窿里，棉鞋、棉裤全都湿透了，钻进被窝里大哭，饭也不做了。知青闹分家，我们男女知青分成两个灶，男生到我们灶上，给我们煮着玉米粒稀饭的大锅里扔烟头、撒辣椒粉，导致我们无法吃。1977年发大水，为了充饥，我们只能上山摘杜梨和山楂等野果子吃；下雨的时候，我们要磨面，老乡不借给我们磨，怕我们弄坏了，我们只好煮玉米粒吃，半生不熟的，吃得胃疼。老乡看我们吃这个，就批评我们说：“你们这些北京娃咋能吃这些生的玉米豆呀，先到我家弄点玉米面去，等天晴了再磨面。”老乡的日子也很苦，白面很少，以玉米面、高粱米为主食，逢年过节或者生日时才能吃上一顿白面。
插队的第三年，我当了代课老师，教大队的学生。每天都给我记工分。那一年，我挣的工分比妇女队长都多。分得200多元，这些钱帮助宁副队长家还账了。插队的第四年，我就被分到延安振华造纸厂。我在那里工作了八年，并且在延安结婚生子。直到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我才返回北京。
1994年，我和爱人回延安看望老乡，宁副队长还提起当年我帮他们还账一事……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少壮时期，我努力了，我珍惜了延安的小米，我懂得了粒粒皆辛苦，我明白了一颗稻米是要用劳动的血汗换取的。如今，乡亲们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当年我插队的村子已经被石油化工厂征用了，村庄、田园、猪圈和豆腐坊等等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机器的轰鸣声。人们过上了小康的生活，老乡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鸡鸣耕田、日落而归了。他们的子女有的考上名牌大学，有的开了公司，有的成为国家干部，有的守卫着祖国的边疆……每天早晨，年轻人在打乒乓球、跑步。老年人中，有的打着太极拳，有的练剑，有的在小区公园内晒太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晚上，他们也和城市的人一样，跳着广场舞……
我爱你，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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