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的延安情结
高建群应邀为延安作了两场《从<统万城>到“一带一路”》的主题报告本报记者 祁小军 摄
人物档案
高建群，陕西临潼人，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国务院跨世纪三五人才，与陈忠实、贾平凹被誉为陕西文坛“三驾马车”。被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是中国文坛罕见的一位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家。其主要作品有《最后一个匈奴》《愁容骑士》《大平原》《统万城》《我的菩提树》等。2004年被中国散文学会评为年度中国散文十佳，2005年被《中国作家》评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作家。
高建群曾在延安生活、工作30年。一岁的时候随家迁往延安，住在清凉山脚下新华书店旧址里，七八岁时因为饥荒，跟随母亲回到出生地临潼的一个小村子。1977年，退伍后的高建群回到延安，曾先后在《延安日报》《延安文学》和延安市文联等任职，晚年的他爱上了书画，《统万城》一书中的插画都是他自己所作。
仲夏时节，著名作家高建群应邀为延安作了两场《从<统万城>到“一带一路”》的主题报告。6月14日，在延安学习书院我们见到了高建群，现场聆听了他的讲座并采访了他。
“万水千山走遍，归来仍是少年。”高建群说，“每每回到延安，就如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在延安生活、工作了30年，她给予了我更崇高的使命，让我永远谦逊地匍匐在大地上，做时代的书记官。这里是我事业的启航地，有我人生的‘大学\’，有我深深眷恋着的黄土地、老朋友。”高建群与延安结下了一生的情结。
延安，我真正意义的故乡
回到了延安，就回到了自己的家。
高建群一岁时随父母迁到延安，住在了清凉山脚下的新华书店旧址里，七八岁时因为饥荒，跟随母亲回到出生地临潼的一个小村子。1977年，23岁退伍的高建群回到延安，曾先后在《延安日报》《延安文学》等任职。“我的人生和事业的起步都是从延安开始的。”
清凉山下，延水之滨，曾留下高建群童年的脚印，天真的笑声，还有那句石刻诗文“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留在了他懵懂幼小的心里。而这些，如同陕北剪纸、信天游、说书等民间艺术，作为陕北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符号，埋下了他对这片土地深情的种子，这让他在多年后，退伍后再次归来时，对陕北这块土地有了更深的眷恋，给予了更多的热情与关注，并与延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他所说：“延安有我的导师，有我的朋友。”
与高建群同时代的路遥，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路遥是我的旗帜，是‘第一小提琴手\’。”
“在与路遥的一次长谈中，他曾鼓励我‘你三个月写一个中篇，三个月修改，一年写个一两篇，三年五年你就能成个人物了\’。”高建群不仅记住了路遥的这句话，还真的做到了。忆起当年与路遥的相处，高建群更加感怀：“他不仅像导师一样指引我的文学之路，还像兄长一样引导我：对自己的创作要残酷，对写下的文字要讲究，与人相处要有大格局。”
对于高建群来说，那些延安的老朋友，更让他难以忘怀，而正是这些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为他开启了陕北密码的金钥匙。“是这些老延安人带着我熟知陕北、热爱陕北，攀登上文学的高峰。”高建群特别强调，“尤其是延安日报社的杨葆铭和安塞文化馆的张宏峰。”
“杨葆铭是个非常会讲故事的老延安人。”当年高建群和杨葆铭是同事，在一个办公室、一块喜欢文学，一起编辑副刊，把“杨家岭副刊”编得全国响当当，被誉为“西北文学的精神高地”。在工作和生活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葆铭一箩筐的延安故事，丰富的方言俚语，常常把我听得如痴如醉。”
高建群很熟稔地说起张宏峰。他原来是安塞县农村的一个农民，那是在一次采访途中，我发现他通晓很多陕北民俗风情，熟知很多民间故事，便频繁紧密地与之接触，收集到很多的民间俚语、故事。后来，我写了一篇《我的安塞朋友》发表在《延安日报》上，引起当地县委书记的关注，觉得这是一个人才，便把张宏峰安排在了县文化馆工作。
离开延安20多年了，高建群已是年逾花甲之人，可延安记载着他的人生轨迹，注入了他的情感内涵，这种情愫已经融进了他的生命。
《延安日报》——我人生中的“大学”
1979年，高建群进入延安日报社后，在报社一待就是10年。“我没有上过大学，《延安日报》就是我的大学，我的文字功力、我的广泛阅读，都起自这里！”他把《延安日报》当成他人生最重要的学校，把采访当成他的大学讲堂。“开始时，我连‘的、地、得\’都分不清，我就坚持找延安大学的老师指导，很快便掌握了辨别的办法。”
那时，作为《延安日报》文艺副刊“杨家岭”的编辑，他有幸采访过胡采、杨沫、贺敬之等知名作家，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一边当编辑记者，一边写作，并把自己的热情投入到创作的激情中。1987年，他的小说《遥远的白房子》发表在《中国作家》第五期上，在文坛上引起了轰动，成了他的成名作。
那段时间，他的写作都是无意而为之。他踏踏实实采访，认认真真写作，背着一个黄挎包，走遍了延安的所有县乡，看过了延安所有的县志，也到过了榆林的全部县。
“在洛河两岸，胜利山下，延水关头，那些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与我不期而遇，震撼了我，更激励了我！”10年的报社生涯，10年的基层采访，日积月累，成为高建群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当他从秦直道上走过，两千年前始皇远去的背影，犹在眼前时；当他怀着悲悯之心，走入陕北山乡每一位父老的心灵时；当他看着安塞腰鼓，以不可一世的姿态激扬黄土时；当他来到黄河延水关汹涌的渡口，虔诚地聆听黄河水声拍岸时……他的生命基因仿佛已被改写。每一次采访，对于高建群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在他的眼中，民间有着大智慧，民间有着许多的能人，更有说不完的故事。他如饥似渴地追索探询着。这段时间里，为他创作《最后一个匈奴》做好了积淀，让他厚积薄发。
“这些故事，就像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让我不吐不快。”高建群说：“陕北民间有很多能人，我只是比他们多了一支笔，所以要以写作者的姿态，永远匍匐在大地上。”
在《最后一个匈奴》中，高建群写下这样一句话：“艺术家们，请向伟大的生活求救吧！”没有生活的艺术家不会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而高建群的每一件作品都是来自生活的真实感受。而在《延安日报》的这段时光，是他人生中的黄金时光，他自称这里是他人生中的“大学”。
延安，给予我崇高的使命和成就
一聊到延安，高建群有着说不完的话。
“我曾在延河流淌过的这个城市里生活、工作过近30年，走遍了高原尝遍了草。”高建群不否认在他躯体里流淌着的红色血液和来自大地、民间的智慧气息，这些构成了他文化资源、精神支架和创作源泉的主干，支撑着他从延安走向成熟、走向成功。
在高建群眼中，“陕北”是一部常读常新的书，暗藏着独具特色的创作素材，散落着引人入胜的“陕北密码”，他想要“把这块土地端给世界看”，并以此创作了很多作品。通过作品，他为陕北高原叙述一段史诗，他关注陕北人的坎坷命运，关注历史发展脉络，书写红色革命的波澜壮阔。《最后一个匈奴》《统万城》中都寄寓着他的这一崇高使命。
在高建群的作品里，陕北的社会风貌及风土人情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现了一幅幅富有民间意味的生活画面。
“前沟里糜子后沟里谷，哪达儿想起哪达儿哭。半碗黑豆半碗米，端起饭碗想起你”“十七八女娃门前站，公鸡倒把母鸡断，女娃泪不干”，他多次把“吃之艰难”和“爱之痛苦”两大主题的陕北信天游融入他的小说中，充斥着浓浓的陕北原生态。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中国文艺的发祥地。从这里走出的老一辈文艺家，就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从1982年开始，每年都有一批重要作家来延安追寻“5·23讲话”精神，与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丁玲等老一辈文学艺术家的交流，让高建群感受到他们的高尚人格，更激发着他不断追求崇高理想。
1992年，高建群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出版。这部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引发了“陕军东征”现状。随后他又以此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六六镇》《古道天机》，组成一部关于陕北高原的长篇史诗，成为一个标签式的人物，接连不断在中国文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1995年，高建群调离了延安。“我是从延安走出来的作家，我得像个样子，要有大格局。”
三十年延安人，一辈子延安情。高建群说，“在有生之年里，我还将继续为延安抒写歌唱。”
高建群看延安
哦，陕北，我的竖琴是如此热烈地为你而弹唱，我的脚步是如此的行色匆匆，你觉察到我心灵的悸动吗？你看到我挂在腮边的泪花吗？哦，陕北，我们以儿子之于母亲一样的忠诚，向自遥远而来又像遥远而去的你，注目以礼。你像一架雍容华贵的太阳神驾驭的天辇，威仪地行进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间的流程中。你深藏不露地微笑着向前滚动，在半天云外显露着你的身姿，芸芸众生像蚂蚁一样出没在你的庞大的支离破碎的身体上，希望着和失望着，失望着和希望着。哦，陕北！上面是我在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一段话，是这位行吟歌者，对亲爱的陕北高原，对光荣的革命城延安的最高礼赞，是对生于斯长于斯，劳作于斯葬埋于斯的父老乡亲、草根百姓的一次顶礼。《延安日报》的朋友要我写一篇文章，对延安的六十年变迁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扫描，我的笔力不逮，觉得很难胜任它。而一旦提到延安，一种炽烈的激情陡然弥漫我的全身。我不知道怎么来开头，拖拖再三，于是用上面的这一段话，算作开头吧！
我生得晚。当我在延安清凉山万佛洞底下的那个小佛洞里居住的时候，已经是五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记得，那时候，还没有桥，在我家门口的崖壁下面，有一座铁索桥。著名的延安大桥的建设，大约是五十年代中期，我坐在这佛洞的门口，目睹了建桥的全过程。河滩上布满了石头，凿石的声音叮当作响。从陕北高原招募来的石匠，一边干着，一边唱着凄凉的歌曲。记得我当时热泪盈眶。这一幕狄更斯式的细节影响了我的一生。
延安城的都市化进程，是和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同时发展的。这里有一个契机，那就是1977年7月6日，延河那一场大水。大水之前，整个延安城只有一幢楼房，那就是建在南关边区交际处的那座五层小楼，再就是建在中心街的那个延安邮电局的门面，有一个圆形的拱顶。洪水冲了北关、东关和南关的一部分，洪水过后，在南关的川面上的菜地里建灾民楼，这样楼房便一座一座建起来了。记得当时，我刚从部队回来，武装部说，军装先不要脱，领个民兵小分队到大桥上站岗去吧，洪水把桥上的栏杆都冲断了。这样我抢了一支半自动步枪，在延安东关桥头站了三个月。
如今的延安城，这块三山对峙，两水交流的狭窄地面上，已经被拥拥挤挤的楼房占满。这大约是世界上楼房密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吧。我每次回延安，都会看到新的楼房矗立起来了。而尤其叫我振奋的是，市场沟和西沟的打通。延安城区最高的山叫上林峁，上林峁和凤凰山连接处是个老虎崾崄，那崾崄原先就有个洞，叫“杨六郎转兵洞”。如今，这洞打开，于是让这座高原名城在城市布局上，有了更多的腾挪迂回之地。城市的布局有点像重庆，以凤凰山为圆心，绕了一个圆。
我们的政府干了一件大好事，在地球生态日益恶化的今天，陕北高原的绿荫覆盖具有世界的意义，我在榆林说过这话，我在延安把这话重说一遍：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之间，横亘着一块为草原、半草原、大戈壁、沙漠所覆盖的辽阔地带，地理学家叫它“欧亚大平原”，陕北高原长城沿线风沙区，正在这东方板块的锋面上，因此它的治理不但有益当地，更有益于整个人类的大家庭。
陕北高原的地底下，埋着世界最大的油田之一，世界最大的气田之一，世界最大的煤田之一，世界最大的盐田之一。
陕北高原所以能率先发力，在西部大开发中，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起到带头的作用，起到经济增长热点的作用，除了我们的主观努力之外，老天的厚待亦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我要找这个机会，向功勋矿致敬。中国的石油是从延长开始的。新中国的石油事业更是从延长开始的。新中国的石油人从延长油矿出发，而玉门，而克拉玛依，而大庆，而胜利，而河北任丘，而长庆，而塔里木，他们就这样走向了全国。二十一世纪是能源的世纪，光荣的延长人是“待到山花烂漫时，我在丛中笑”的始作俑者。
我祝愿延安的明天会更美好。由于一代一代领导者的努力，像接力棒一样，延安的经济不断地发展和跨越，那每一个为延安的经济建设作出过贡献的人们，我们都应当记住他们。而就今天的延安而言，它积攒了那么旺的人气，它拥有那么多的矿产资源作为支撑，它又有了多年的人才储备，更重要的是，它又赶上了这么好的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所以它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善待我们的百姓！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做所有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一个，都是为了让我们的老百姓过得好一点。这是我在结束这篇短文时最后想说的话。（节选自2009年高建群《我看延安六十年》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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