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茶曾是茶马互市专用商品
1939年，工人在“板凳坡”上加工揉制茶叶 孙明经 摄
四川边茶的制作
四川边茶的采茶时节一般是在春耕过后，茶农用特制的小刀将嫩干嫩枝带叶子全部砍下来，带回家里晒干后堆放在屋里，等候茶厂来收购。茶厂购茶称之为“踩茶”——因为购装茶叶时是用麻袋来盛，要用脚一层一层踩实，每袋一两百斤。茶商把茶收购进厂后，堆放在四面通风的仓房里，随时进行翻晒。茶叶晒干后就进行分级，去掉杂物，按级别质量分堆；然后将茶叶连枝干带叶用铡刀铡成半寸以内的短节，再将铡好的茶拌上一层熬好的糯米浆，粗茶多上，砖茶不上，金玉少上；然后将茶上“炕”——烘焙茶叶的“炕”是一圆锥体的灶，用石头砌成，在灶内用柴火加热，灶外铺撒茶叶烘焙，再将烘焙好的茶叶，按一定重量（粗茶五斤，金玉四斤，砖茶一斤）用细麻袋盛装，放到大木桶甑里蒸，蒸好的茶叶要趁热连麻袋一起甩到顺墙摆放的有一定坡度的“板凳坡”上，由人上去来回上下踩踏，一直到将茶叶踩绒为止；最后才是舂包、倒包——按茶包的大小尺寸用木头做一个可以拆卸的长方盒子，内放篾篼，再把已经上过板凳坡踩踏又回甑蒸热的一甑茶倒在盒里，用一块木制的舂板将茶冲压成块，此为一甑，四甑为一包，拆盒后就可以连篾篼带茶一起取出，等到过一些时候水汽干了，从篾篼里倒翻出来，一甑一甑连带说明书和藏文商标包好，再用原来的篾篼重新包装，并在四面印上藏汉文商标，在封口处还打上黑巴一块表示原封，捆扎后就成一个茶包。砖茶则是砖包一次，四砖包成一甑，四甑一包。有经验的藏商，无论包里包外，几乎一眼就能辨别出是哪家的茶，并能识别真伪。
边茶一般按质量分为砖茶、金尖、金玉、金仓（粗茶）数级，砖茶、金尖供藏族上层人士饮用，金仓多为农牧民饮用，金玉是中等茶，可上可下。到民国时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际上只有砖茶、金玉和粗茶三级茶了。
1939年6月，雅安第五茶场女工在挑拣茶叶 孙明经 摄
官营茶马互市结束
四川盆地西缘与横断山脉衔接的雅安、名山、邛崃、天全与荥经一带，就是历史上边茶的主产区。种茶、采茶和卖茶，历来是这一地区农民的主要副业收入。采茶、卖茶一般在春耕以后，秋收以前，既不影响粮食生产，又正好可用茶叶的收入弥补青黄不接时的不足，所以农民都把茶叶亲切地称为“二季粮食”。自打箭炉（康定）茶市开辟以后，作为南路边茶主产地的荥经，茶叶产量剧增，茶农笑逐颜开，茶商获利更丰，当时还流行这样一首观音茶歌：“纷纷儿女叩观音，保佑年年茶事盛；观音有灵应嗟叹，吾民不肯如人家。多年抛弃蚕丝业，竞唱山歌来采茶。”据推算，清代全川茶叶年总产量在20余万担，是明代全川茶年产量不到10万担的一倍以上。现在，这里仍然茶园密布，仍然是供应藏地茶叶需求的主要产地。
名山茶叶味道醇厚，很为西南和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喜爱。宋王朝曾下诏：“专以雅州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于是名山茶叶成为茶马互市的专用商品和主打产品，成为内地汉族与边地少数民族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
明末清初，官方控制的茶马互市大为废弛，许多商人纷纷私自来往于汉藏之间贩运茶叶，藏商更是看好茶叶的高额利润，趋之若鹜，各寺院的代理人也纷至沓来，在其他货物贸易中大量夹带私茶，“其由打箭炉入口买茶者，络绎不绝于道。”官方已很难单方面操纵茶叶贸易，而且，茶贵马贱，藏族方面觉得以马换茶已不合算，不愿再以马换茶，再加上清政府控制了西北、西南各游牧地区，马匹已不是稀缺之物。据布罗代尔研究，当时的中国皇帝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骑兵，数字精确：38.9万匹战马和17.5万匹驿马。“当然，全体臣民拥有的马匹总数看来要比君主的马匹多得多。”因而也就先后裁撤了五个茶马御史，停止易马，将宋、明两代的以茶易马，改为“设引招商”的“引岸制度”，改变了以前“以茶驭番”的政策，积极而开放地推行民间互市，四川的边茶基本由商人经营，政府只收取较前朝为低的税课，而且放弃以往限制边茶引额的做法，实行充分供应，满足藏族民众的消费需求。这样就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官营茶马互市，民间的茶叶贸易顿然兴起，虽还谈不上自由贸易，但已经比从前宽松了许多。
茶马古道的兴衰
康熙以后的统治者继续大力经营蒙藏地区，充分利用茶叶以加强与西藏上层及广大藏族民众的联系，从而造成了四川茶叶入藏的最繁盛时代，甚至清廷历任驻藏官员均在赴藏前于康定购买大量茶叶，以备沿途的赏赐和馈赠。在西藏方面，茶叶和山货贸易成为西藏商人的重要利源，西藏地方政府、寺院以及上层人士也纷纷经营茶叶，甚至将川茶运销到它曾经管辖过的锡金、拉达克，以及廓尔喀、尼泊尔等西藏边境诸国，使之成为政府、寺院和个人的重要收入来源。《雅州府志》记载，清顺治年间，四川边茶产销就达96902担；雍正八年，四川南路边茶，加上西路边茶，总计达123224担；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以前，在打箭炉（康定）上市的茶叶每年达到14万担以上；到光绪年间，两路边茶加起来仍有11万担。直到清朝末年，当时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还积极谋划振兴茶务，以便与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英印商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茶马古道的活力。
清代在大力发展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后，拓宽了地方物资交流，四川边茶已西运到拉萨以远，甚至到达廓尔喀、拉达克地区，北运则到达甘肃、青海藏地，茶驮商旅络绎不绝于途，清政府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或征剿，或安抚，保障茶道的畅通，使得茶马古道更加繁盛畅行起来。
民国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战、地方不靖，同时受到印度产茶叶从亚东、帕里入藏的冲击（其中部分是经缅甸跨印度洋运入的云南普洱茶），四川的边茶贸易受影响而呈现衰落迹象。
到了抗战中后期，由于中国各条对外通道均被日军封锁，茶马古道成为通往同盟国的唯一陆上出路，一时间，这条道路上的茶叶山货，以及英印产物资的贸易陡然间兴盛起来，达到了一个短暂的高峰。这些传统经济形态的交通市场网络的一度兴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抗战期间重要的战时经济支柱，维持了抗战的持久力，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未完待续）
摘自李旭《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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