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治蜀无能 滥杀无辜 张献忠剿四川是是非非 湖广人填四川前前后后 （八）

历史悠久的成都大慈寺，曾是张献忠杀人的主要场所。

白云苍狗，时局骤变：这时清军已经入关，明朝灭亡，李自成退出北京城，1644年农历九月，明宗室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给各地处于混乱之中的残明势力提供了一个发号司令的机关。朱由崧立即任命四川巴县人王应熊总督四川、湖广、云南、贵州四省军务；又任命四川叙府人樊一衡总督川、陕军务。他俩提出“蜀人治蜀”口号，策动四川旧明政权官吏、地主武装反攻张献忠。旬月之内王祥聚兵于遵义（当时属四川管辖），杨展攻占嘉定，朱化龙、詹天颜占据龙安、茂州，曹勋、范文光据雅州，刘道贞与土司马京据荥经，杨世泰据峨眉，曾英、马乾又打败献忠守将刘廷举占据重庆，渠州李含乙又进兵广安，大西军队四面楚歌。加上清军又进入陕西，大西军队连吃败仗，张献忠的王位摇摇欲坠，他在大西王的龙椅上屁股还没坐热，于大顺二年（1645）七月退出成都，走川北，九月下顺庆，驻营于西充凤凰山。想进陕西，可是陕西又有清军，只好准备大造船支，再下长江湖广。出乎张献忠意料，这时大西军镇守川北广元朝天关的都督，原是明将投降于张献忠麾下的刘进忠已暗地叛变降清。大顺三年冬月二十八日，刘进忠秘密引清军入川偷袭凤凰山营地。张献忠不相信侦察人员的军情报告，待清军抵拢多宝寺前太阳河边的营地时，正值清晨，大雾，他披着龙蟒，半臂，不披甲，腰插三矢，率牙将一二十人出营观察敌情，刘进忠立即指认出张献忠，清军将领雅布兰便张弓达弩，射中张献忠肩下，矢由左膀旁穿入，直透其心，顿时鲜血长流，张献忠倒在雪地上乱滚，痛极而死（有资料说是被清军乱刀砍死，还有其他几种版本），时年41岁。大西政权昙花一现。

张献忠死了之后，大西军大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走上联明抗清道路，部分溃逃，部分投入“摇黄”部属。

大西政权的失败，从根本上讲，是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的必然结果，是一页历史悲剧。具体地分析，则有比较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第一、大西政权建立的时候，张献忠面临着两大转折：一是从长期流动作战到建立稳定的政权，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过去避实就虚，以走制敌的战术明显不适用了，而且巩固政权和建设政权是一项相当复杂的课题，依靠单纯的军事行动是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的；除开军事之外，还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制订一系列适合客观情况、行之有效的政策，才有可能站稳脚根，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张献忠根本没有这项本领。

第二、从前，张献忠在湖广，曾发出告示：“三年免租，一民不杀”。一民不杀很好理解，就是不乱杀老百姓。三年免租就有些令人狐疑了，是佃农三年不向土地业主交租，还是土地业主三年不向政府交纳田赋？或是工商户三年不向政府缴捐税？任何政权、政府行政都要靠人力、物力、财力运行。难道大西政府是屯垦政府？军队全是屯垦部队？难道军政人员全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兵、天官？难道能靠“五口通商”、对外贸易所得来作政府、军队的后勤保障，所以有人认为“打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个口号是骗人的，不现实的。不纳粮，官兵只能去喝西北风。

张献忠入川建立政权之后，却看不到有什么较为具体的经济政策和实际措施。无粮吃就去抢，吃饱了就把余下的抛弃，不予储蓄；肥沃的土地，不令军民屯种，打到哪里就抢到那里，这是农民战争流寇主义作风的通病。所以他们的给养主要依靠“打粮”的方式来解决，直到大西政权建立，此种旧习仍然未改。这种打家劫舍的做法，在起义早期流动作战时有一定合理性。建立正规政权仍然这样做，无疑是大挖自己政权的墙脚。在人民流散，土地荒芜的情况下，当务之急，应该是稳定人心，招徕逃亡，创造条件，帮助农民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保障政权

正常运转。

张献忠的辖区内，大西军官兵主要忙于“打招安”和应付暴民以及地主武装的反扑，忽视了稳定农村局势这个至关重要的施政方针。由于农村生活秩序的混乱和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不仅伤害了群众，还削弱了大西政权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据历史典籍记载：“凡献忠所选派的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个月之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不能止也。”“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看来张献忠并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根据种种迹象判断，他对“帝王之术”还是相当陌生的。

第三、打击面过宽，镇压过头，树敌太多，不讲“统战”政策自我孤立，是大西政权在政治上最大的失策。这也是本文记述的中心内容：即张献忠究竟乱杀人没有？杀的什么人，杀了多少人？

张献忠初登“大西王”位之时，原以为是天意所归，四川一定风平浪静，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万民山呼万岁。他在龙椅上屁股还没坐热，风云骤变。首先是以前纵横数省，去来如风，避实击虚，从走制敌的飘浮战术行不通了。建立了政权，就要派兵四处把守，不但在边境要驻重兵，每个城市都得驻兵来镇压地方的反叛势力。显然兵力分散，兵力簿弱，难以维护各地治安秩序。加上政治上毫无安民、惠民、养民政策，以致所派出的地方府官、县官多被杀害，政局不稳。

大顺二年（1645）春，南明将军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军四川，攻破重庆，大西军连吃败仗。南明军队又从贵州入川，相继占据四川南部綦江、宜宾等重镇，逐步开始向川西平原蚕食。川内一些地方富豪大户——地主势力在原地方官领导下纷纷起来“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寨者不可胜数。”

以前，张献忠南征北战十余年，所到之处百姓都是俯首贴耳，战战兢兢，言听计从，不敢吐半个“不”字，不敢说他半句坏话。他原以为四川人一定柔脆，一定俯伏做他的顺民。可是，出乎他的意料，四川人也不是羊群，杀了一百，却站起来一千，前仆后继与他为敌。他自我标榜问部下：“朕得蜀二年，蜀民恩之不附，威之不畏，屡抚屡叛，将若之何？”他忘了，他以往的飘忽运动战速来速去，与广大普通百姓的利害冲突较小，而今在他的统治下，毫无善政可言，全靠暴力统治，百姓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除了像他以前那样也群起造反之外别无生路。

这时，张献忠得知很多城池失守，是由于城内有百姓做敌军内应，向城外敌对势力通报了内情，认为城里人很坏，他也胆战心惊，不敢住在城内，搬出城去住进原明蜀王建在城外的别墅——中园。

出身于安徽桐城官绅家庭的汪兆麟，混迹于大西军之内，巧于迎逢，深得张献忠信任，当了大西政权的左丞相，他摸透了张献忠的心事，说：“蜀民剽悍，臣先言之，今则然矣……而蜀人德不知怀，威不知畏，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也……以臣愚意，莫若先将在城人民，尽行屠戮……此制剽悍安反侧之善策也。”（至于“德”、“抚”不见有丝毫业绩）

张献忠深以为然。恰值大顺二年十一月，大西军在汉中前线连连失利，清军节节进逼川东，川南又逐渐被南明军队攻占。张献忠决定，剿灭各地城市人口，以彻底消除内应。

两名传教士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屠戮成都的过程：大顺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献忠决心剿洗全城居民。他事先安排一个探子大摇大摆地跑进城来报告，说敌军大队将到，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敌之计。第二天，张献忠动员人马，做出将赴战场的姿态。他先召集各营都督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开了一个会，下达了“剿洗全城，不留一人”的命令，说“成都百姓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敌军入川，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走漏军情”云云。众都督会后回营，部署明日大屠杀之事。

第三天，两位传教士见张部大军纷纷出城，聚集在城外的空地上，尚不知他们要做什么。不久，传令兵来到，通知各官员和两名传教士，今天将发生大的变故，各官员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家人老小。否则，出了事后果自己承担。二位传教士这才猜出张献忠想做什么，急忙奔回寓所，想救护自己的几个佣人。然而，佣人已经被军人搜出带走。

这时，除了大西官员家属外，城内居民已被挨家挨户搜出，驱赶到成都南门及东门外。传教士利类思跑到南门城楼，安文思来到东门城楼，希望劝说站在这里指挥的军官不要杀戮。两个外国人的比比划划当然不起什么作用，两处已经开始杀人。“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惧绝心目，血流成渠。”

开始屠杀不久，张献忠亲自率马队来到南门外沙坝桥边，观看屠杀场景。老百姓一见张献忠到来，皆跪伏地下，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我等无军器，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张献忠丝毫不为所动，反而破口大骂四川人忘恩负义，私通敌人，自寻死路。“随即纵马跃入人丛，任马乱踏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军土急速动刑。”于是数万士兵齐动手，被杀之人越来越多，呼号之声越来越稀。最后，举目四望，只见成都城边的土地完全被尸体覆盖，“息静无声，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象，非笔舌所能形容”。

这就是成都史志所载的“中园之役”。（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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