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符号印章 在四川荥经求解（下）
汉代陶印。
凤凰。
严道古城遗址。
三星堆文化。
荥经黑陶。
□李后强
兵器与印章文化同源。经商与打仗一样。巴蜀古族（特别是巴賨人）善于打仗，曾经协助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巴人与蜀人之间也经常发生战斗。古时候的成都是兵器（青铜器）生产重地，主要在广汉、青白江一带。巴蜀符号主要分布在铜兵器、铜乐器、铜玺印等器物上。铜器是贵重物品，有钱人家才有，所以印章与铜饰件有关。典型的巴蜀符号是虎纹、手心纹和花蒂纹等，是巴蜀文字的前身。
据推断，巴蜀符号产生于古蜀国开明王朝之前，在商（距今3618年）周（距今3064年）春秋战国（距今2789年）秦（距今2240年）时代处于演变之中。已发现的巴蜀符号“图语”超过两百多种，九成以上是刻在铜兵器上的，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到公元前1世纪西汉之间。军人也是一种职业，就是打仗的人，士兵也可以带私人印章，更要带兵器。在青铜兵器上雕刻巴蜀符号是为了辟邪、祝福、打仗安全胜利，这是古蜀原始宗教的产物，尤其是为道教创立打下了社会基础。道教就发源于四川荥经县周边的瓦屋山、大邑鹤鸣山，道教画符特别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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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起源于陶艺
最早由巴賨人使用
在荥经县出土的“成都矛”，有汉字“成都”和“公”，说明兵器不可私有，一定是公共财产。“成都”二字表示生产地。兵器上的不同动物饰纹（虎、龙、鸟、鱼等）表示不同级别，权力大小不同，“虎”有调兵权。战国时代成都的漆器更有名，远销海内外，在江西海昏侯墓葬中都有。在荥经县出土的战国漆器上，就有“王邦”等汉字。商场如战场，也要“打仗”，因此商人要有标记符号，这就是印章。
主要原因是，历史上的荥经是巴賨人所在地、是陶器发源地、是岷山王国和青衣羌国所在地、是古代铜器生产地、是古代邮传地（严道邛邮）、是古代商贸中心、是蜀秦古战场。印章起源于陶艺，最早由巴賨人所使用。中国陶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有八千多年历史，而最原始的制陶即模制法，就是在模子里置竹篮条或绳子，接着用泥涂在模子里，待半干后取出，陶坯的表面就留下清晰的篮或绳的印纹。受此印纹的启示，先民们后来直接在陶拍上刻纹饰，这就成为我国装饰图案和印章艺术的渊源，陶经即由此脱胎而出。砂器与古城相生相伴。荥经砂器的历史远在宜兴紫砂之前。仅从秦惠文王建筑严道（前312年）算起，就有2300年左右的历史。
实际上，荥经黑陶是8000年前古陶的活化石，在荥经最早出现陶印。秦代陶印与战国陶印不同，基本上都使用标准小篆文字，只有极个别留有战国书体的风貌。战国七雄烽火硝烟，严道古城偏处一隅，商旅往来增多，严道日渐兴盛。考古专家发现，春秋战国时的陶器其原料、配料、器型、制作工艺已具备了荥经砂器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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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经古严道文化
早于广汉三星堆文化
西南民族大学王明亮在《巴蜀印章的出土及研究现状》一文中指出，1985年在荥经同心村共计出土42枚巴蜀符号印章（现在有80多枚），是最为集中的一次。古严道城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牦牛道的起点。荥经古严道文化早于广汉三星堆文化。荥经最初居民是巴賨人及氐羌系统的徙、笮、青衣等族人和外来的楚人。
春秋战国之际（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楚庄王之后裔岷山庄王，约于公元前五世纪至四世纪，以荥经城为中心，由楚人建立了附庸于楚国的岷山王国。荥经县在岷山庄王管辖时代，水、陆交通十分方便，所以成为楚国从丽水地区运送黄金的转运站。公元前六世纪时，荥经便已是蜀国开明王朝的铜冶基地，同时也是开明蜀国的铜器、牦牛、笮马贸易的中心。从成都起经严道至云南，可直达缅甸北部，再转至印度。2004年发现于荥经县的东汉“何君尊楗阁”摩崖石刻便印证了此路的存在，所以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阿富汗）发现蜀布和邛杖。《水经注》等史书记载，在秦军攻入成都之时，蜀王子安阳王率领3万蜀人，在严道古城与秦军大决战，突围而出，远遁越南，建立瓯雒国。从严道古城发现的春秋至秦汉的各类墓葬及出土文物主要有：大批青铜器、炊具、印章、陶器等。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出土了一大批漆器（奁盒、扁壶、耳杯、剑），木器（梳、蓖、杖），陶器（罐、釜），竹器（笥、筐）等。发现的漆器填补了四川作为漆器生产基地而未出土实物证明的空白。其中一件漆奁盒上刻有“成草”二字，经专家鉴定，成都在得名前，就有“成草”、“成亭”之称，为成都得名的演变过程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说明荥经与成都关系很紧密。荥经符号印章就是军人将士、制陶技师、铜矿工匠、邮传工人及商人的证书，是身份和技能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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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王﹄字印章
表明身份级别和职务高低
为什么许多巴蜀符号印章都有“王”字？这应该是官方颁发印章的标志，私人自己雕刻的印章没有“王”字。这种印章是从事公务活动的人拥有的私章。1956年，在广元宝轮院船棺墓出土的一些方形铜印上，有“王”字，非常醒目，就是汉字。1964年，成都、重庆出土了一些更为神秘的印章，这些印章左右有两个并列的“王”字；1992年什邡出土了一枚印章，印背却印了四个汉字，其中可以明显看到“十”和“王”字；1997年，犍为五联乡战国晚期5号墓出土了3枚圆形印章，其中一枚印章上刻着两个左右并列的“王”字，但其中一个“王”却是侧着的。有人推测，会不会有刻着三个甚至更多“王”字的印章？考古学家发现，刻有两个“王”字的印章很多，这似乎是印章的最高“规格”，超过两个“王”似乎意味着僭越。“王”字多少代表什么意义？应该表示身份级别和职务高低，越多越尊贵。巴蜀统治者和中原王族对“王”有着共同的兴趣，在表达王权、显示尊贵上取得了一致。战国时期的巴蜀印章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在古蜀开明王朝时期，汉字已经从中原传到了巴蜀，和巴蜀符号一起成为重要的交流工具，并且出现了交叉混合使用的情况。
1981年，荥经烈太乡战国墓葬出土的一枚印章上，印有汉字“百”。后来还发现有些印章印面有“富”“月”“田”“十”“心”“万岁”“敬事”“可行”等汉字。更有意思的是还有汉字“铎”，这是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使用的印章，说明与政府、宗教有关。除开汉字外，印章上其他的符号是什么意思？至今还是个谜。四川凉山两位彝族古文字学者胡成荣和窝底子研究发现，三星堆62个神秘符号是古彝族文字，并进行了解读，这是重大贡献。许多学者认为巴蜀符号是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符号。有的说巴蜀印章可能是一种边关使用凭证，有的说印章不过是古人的腰间饰物……另一种说法是巴蜀印章具有军事用途，因为在严道古城遗址周围的军事墓葬里，与巴蜀印章一起被发掘出来的还有大量青铜兵器，兵器上也有类似的神秘符号。现存中国铜印的发端是商代晚期的“亚罗示”玺（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亚罗示”是晚商一贵族的族氏及人名，相似的铭文可以在晚商时期的青铜器上找到。先秦时期使用印章作为个人和社会机关的信凭印记，官印的数量要远远大于私印，在民间还并未广泛普及。至汉代，印章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不仅是贵族和官员群体使用，社会应用也变得更加广泛，这就导致了印章从信凭工具向艺术品的转变。
印章符号
大似铜钱便于携带
符号是象征物，也是一种载体，承载着交流双方发出的信息。荥经县博物馆标记LOGO就是一枚巴蜀符号印章。其中有一个“王”字，还有尖形S、五星、七星、～、9等符号。我们认为这是一枚“公务员”的私章，因为有“王”字。其他符号是用自然形态表示自己的愿望，保佑自己或亲人。尖形S表示2字，意思是双方、阴阳、合作、天地等，是太极的原始图形，做生意就是合同、契约。“五星”是魔法符号，表示太阳、生命、健康、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七”是大自然创生的基石，“七星”表示星辰、周期、“北斗七星”、方向、指南针。～形，表示水波、船工、职业。9形，表示虎尾、卷云、天上。荥经县博物馆LOGO的含义就是“为国家做水运，昼夜风雨兼程，上天保佑，健康平安归来”。这枚印章实际是“劳模”证书，技师证书。这些印章是青铜器中的小不点，大似铜钱，小如纽扣，最重几克，主要便于携带和远行。活人把印章拴在裤带上，人死后随葬，放在腰部，表明是重要物件，随手可拿。
在荥经县古蜀符号印章中，还有“手”“心”“月牙”“树木”“凤鸟”“三角”等符号，我们认为“手”表示做事、干活。“心”表示良心、爱心、思念、忠诚。“月牙”表示公正、清廉、明察秋毫。“树木”表示大自然、生长。“凤鸟”是中国传说中的神鸟，《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记载，凤鸟：指凤凰，帝舜时和周文王时都曾出现，预示着时代的兴盛、事业的成功。“三角”尖端向上表示男性，尖端向下表示女性。可见，荥经巴蜀符号是借助大自然表白自己愿望的图语。这些印章中多数是铜铸（荥经是铜产地），形状多数为圆形，少数为方形、矩形、半圆形、椭圆形，个别为“山”字形或月牙形。生动而具象化的印面，几何线条分明，图案对称，传递出古人讲求和谐统一的思想。一幅幅生灵与天象对话的抽象的古老印面，隐藏着多少历史信息，值得深思。
总之，“巴蜀符号印章”是私人物品，表明主人身份和职业技能，极具个性化，图纹没有一般性。印章符号是混合图文，是处于过渡态的图字，是中原汉字与巴蜀图字的混用，类似于日语的外来文字与假名的组合。古巴蜀文字受自然灾害和外部文化侵入而胎死腹中，这是古蜀国被灭的重要原因，因为缺乏传递和储存重要信息的符号载体。荥经县是古蜀王战斗的地方，严道古城的陶器、铜器、邮传、商贸、茶叶、水运等历史悠久，毫无疑问成为巴蜀符号印章出土的集中区和富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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