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芒·戴维发现奇异的鹿子
麋鹿
1865年秋，在瑟瑟秋风中，一个外国人的身影出现在北京南郊。他就是阿尔芒·戴维。
此行的目的，是他听说这里有一群“奇异的鹿子”。在生物学家的眼里，是不会放过一个新奇的动植物的，哪怕是一株枯萎的野草。
当阿尔芒·戴维听说位于北京南郊的皇家猎苑里保留着很多中国独有的动物时，当然急了，于是跑过去亲眼看一看。但皇家猎苑不是谁都能进去的，他花钱买通皇家猎苑护军之后，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昔日的皇家猎苑。
让阿尔芒·戴维喜出望外的是，他在这里不仅发现了一个西方动物分类学中之前没有记载的物种，更重要的是，他的发现，也为这个物种得以保存到今天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个物种就是——麋鹿。
麋鹿，俗称“四不像”，角似鹿非鹿，脸似马非马，蹄似牛非牛，尾似驴非驴，是大型的沼泽湿地鹿类，也是中国独有的物种。从远古到晚清，麋鹿不断地出现在中国人的诗词和其他文字记录中。不过，因为人类千百年来的不断猎杀，自然界的麋鹿数量一直在减少，到清末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没有野生的麋鹿了。
从史料记载来看，从周朝开始，最高统治者就有在苑囿中饲养麋鹿的习惯，这种传统被历代的统治者所延续，一直到清朝末年。阿尔芒·戴维见到的这一群麋鹿，是当时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的麋鹿群，而且并非野生种群，而是圈养种群。
世界上最后一群麋鹿，数量少得可怜。据记载，清初的时候，这群麋鹿还有400多头。而阿尔芒·戴维看到它们的时候，已不到200头。在动物保护领域里，这个数量其实已经非常危险，一旦出现变故，比如灾难、战乱、传染病等等，就有可能全军覆没。
阿尔芒·戴维在当时其实并不了解这么多，不过，以他特有的敏感，他已经感觉到这是一个欧洲没有的物种。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获得麋鹿的标本。1866年3月，依然通过贿赂，他从皇家猎苑管理者的手中“弄”到了麋鹿头骨和鹿皮。1866年4月，他将自己亲手制作的3只麋鹿的标本寄到巴黎，并写信告诉亨利·米勒·爱德华兹：
“一种有趣的反刍动物，这是一种奇异鹿。”
经亨利·米勒·爱德华兹鉴定——它不仅是一个新种，而且是鹿科动物中的新属——麋鹿属（PerePavid’sDeer）。
为了纪念阿尔芒·戴维的贡献，麋鹿在法国被命名为“阿尔芒·戴维鹿”（Davidsdere）。从此，养在“深宫”的麋鹿，开始闻名于世界。
19世纪后半叶，博物馆、动物园等公共教育事业刚刚在世界兴起，各国都在广泛搜集新奇的物种。阿尔芒·戴维发现麋鹿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引起了西方列强的关注。从那以后的几十年，各国纷纷“动手”，通过索要、贿赂、偷盗等方式，想方设法地从北京皇家猎苑“弄”到麋鹿，然后长途海运到各国的动物园。
1894年，皇家猎苑的麋鹿遭遇了真正的灭顶之灾，永定河发生洪灾，洪水冲垮了皇家猎苑的宫墙，很多麋鹿四散逃走，最终变成了饥饿的灾民的食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皇家猎苑中仅剩的麋鹿被他们洗劫一空。
麋鹿，在它的模式标本产地（是指对物种定名的时候，用来定名的原始标本产地）——北京南海子灭绝了。
幸运的是，因为阿尔芒·戴维向世界介绍了麋鹿，促使少量的麋鹿“出国”，在异国他乡生存了下来，因祸得福，这一可怜的物种得以“绝处逢生”。
那些“出国”的麋鹿，遇到了拯救它们的好人，那人就是英国的贝福特公爵。他喜欢动物，尤其是鹿科动物。1898年起，他出重金将原散落在巴黎、柏林、科隆、安特卫普等动物园的麋鹿，共计18头悉数买下。
这群麋鹿放养在自己的乌邦寺庄园，成为地球上奄奄一息、香火仅存的唯一一群麋鹿。乌邦寺庄园成为落难的中国麋鹿最后起死回生的地方。
麋鹿的种群得到了繁衍。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3000多头麋鹿，都是乌邦寺麋鹿的后代。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乌邦寺里的麋鹿已达88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达255头，1967年已增至400多头。二战以前，乌邦寺的主人始终以“保有世界唯一麋鹿群”为荣，一头也不肯出让。
但二战德军战火染指英伦，当时子承父业的小贝福特改变了主意，担心“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危险的”。生怕这唯一的一群麋鹿再次毁于战火而遭后人的唾骂，便将乌邦寺内的麋鹿向国内外各大动物园转让了许多。
1985年8月，中国从英国乌邦寺迎归了20头年轻的麋鹿，放养在清代曾豢养麋鹿的南海子，并建立了一个麋鹿生态研究中心及麋鹿苑；1986年8月，英国伦敦动物园又无偿提供了39头麋鹿，放养在江苏省大丰麋鹿保护区至今，这两处的麋鹿都生长良好，并且繁殖了后代。后来又在鄱阳湖建起了麋鹿基地。我国重新把麋鹿列为一级保护动物。
（本文有删节，未完待续）雅安日报记者高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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