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毛岸英兄弟始末
2002年3月，刘思齐（毛岸英夫人）通过北京的有关领导来上海找我 （李云，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中央特科担任情报员、交通员），她是专程来了解毛岸英在上世纪30年代情况的。
当时并不知道孩子身份
1935年秋天，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已胜利到达陕北，但形势仍然严峻。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特科”成员已大部撤离，留下我们少数未暴露的同志坚持战斗。当时的总负责人是邱吉夫，主管情报工作的是我丈夫徐强，他也是我的直接领导。一天，徐强突然严肃地通知我，要我想办法去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只有十一二岁。至于孩子的身份，他只说是烈士的后代，从收养的人家跑掉了，估计已流落街头。
“特科”纪律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情报工作，对上级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不能问也不许问。而且圈定我在老西门一带寻找，说明还布置了其他同志在不同的地区开始寻找了。
前前后后半年多，我几乎走遍了上海的街头，但毫无所获。到了1936年春末夏初时节，徐强告诉我，两个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并解开孩子真正的身份：毛泽东的儿子。
大同幼稚园的永福和永寿
解放以后我才得知，1930年11月杨开慧牺牲后，留下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个孩子。湖南省党的地下组织为了孩子的安全，与上海党的地下组织联系，于1931年春由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将三个孩子护送到上海。经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三个孩子进入大同幼稚园。大革命失败后，一些革命烈士的遗孤流落街头；一些革命者去农村开辟根据地，子女在城市四处漂流。当时在上海主持中央地下工作的周恩来指派由革命互济会出资，于1930年3月开办大同幼稚园，收留了30多名烈士遗孤和党的领导人子女。为了便于掩护，由董建吾牧师（地下党员）出任园长。
当时毛泽东正受到“左”倾路线排挤，而国民党又大肆宣传缉拿 “朱毛”。因此这三个孩子来上海是绝对保密的，向董建吾介绍情况时只说是烈士遗孤，每月由组织上付30元生活费。不久毛岸龙因病夭折了。
大约到了1932年春夏之交由于白区的政治环境日益险恶，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岸英、岸青兄弟暂时放在董建吾家。但随着日月推移，他们未能善待毛家两兄弟，迫使孩子出走不归，开始了流浪生活。
毛岸龙的确是生病死亡
近年来有人跳出来自称毛岸龙，这完全是子虚乌有。岸龙在大同幼稚园生病死亡，是确实无疑的。
毛岸英兄弟俩出走以后，董建吾随即报告 “特科”领导，因此布置地下党员分地区仔细寻找。
1936年春，冯雪峰到了上海，接手上海情报组织的领导工作。冯雪峰联系了国民党爱国将领李杜将军，把岸英两兄弟悄悄送到李家。李杜将军又想方设法把他们送到苏联。到莫斯科以后，他们又被送到国际第二儿童院，各自有了苏联名字。 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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